一个坦克兵不平凡的一生
我的父亲于一九二六年出生在河北省盐山县一个十分贫穷的农民家庭。爷爷在父亲还不懂事的时候就早早的去世了，关于父亲的简历，在他留下的一个深红色的皮夹子本内这样记载着。
“七岁至十岁童年，十一岁至十三岁上学，十三岁至十五岁拾柴，十六岁当伪军一年多，十八岁至十九岁在家务农。二十岁当伪国民党保安队五个月，一九四八年九月于华东解放参加我八路军”。
这个发红色的旧皮夹小本子，我们兄弟五人都能清晰的记得，上面还记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小名和生日。那么就让我们是顺着这个小本子记载的时间去追寻一下父亲的童年和少年的人生轨迹吧！••••••。
我奶奶的娘家在我们村后面，与我们村只隔二里路一个叫魏家庄村的，自从奶奶进了我家的门，每次碰到她媒人时，都要埋怨人家给自己找了个穷婆家。我的爷爷当时在村中很穷，而且在奶奶生下父亲后不久就去世了，父亲从小就不记得爷爷长的什么模样。奶奶从此就拖着两个女儿和一个幼小的儿子，开始了她艰难而又贫穷的寡妇生活。
据父亲和母亲对我们讲述，当时我们家只有两间破旧的小土房，而且破的已经不能住人，土地在东洼只有一块很小的盐碱地，几乎不长庄稼。奶奶和另一个穷苦人家合住在程氏祖堂里，说是祖堂，其实也只是族人们从事族内活动的一个简单的旧房屋。夏天勉强遮风挡雨，冬天寒冷无比。在这个破房子里，得得瑟瑟我的奶奶和父亲熬过了一冬又一冬，日子接济不上时，母子二人还要出外讨饭。每次讨饭回来时都要把讨饭用的打狗棍藏在村外的杂草垛中，生怕村中人看到。奶奶主要靠给大户人家做老妈子养活父亲。有时活不好找，奶奶还要跑到邻县几十里以外的大户人家去干杂活，母子二人的生活十分窘迫，吃了上顿饭不知下顿如何凑合，即便是如此，奶奶还是勒紧腰带，在亲戚们的帮助下，让父亲上了两年的私立学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父亲的两个姐姐，不及成年她们就早早的嫁人了。所以家中只有奶奶带着父亲母子二人相依为命，日子一天又一天艰难的渡过着，奶奶眼叭叭地望着儿子，盼着他快些长大。
族内有几个坏人，看着奶奶和父亲孤儿寡母的，非要把她们从族堂中赶出，奶奶可不是好欺负的主，她对他们说：族堂是族内人共有的，它也有我家一份，我住的是自己家那一份，你们凭什么要赶我们走，那几个人就说：那你就住一头，我们扒两间，奶奶就说我家的那一份就在中间有大栋梁的那一份，我就住中间，那几个人威胁奶奶要把房子推倒，奶奶就领着父亲躺在里面不动，那几个人左看右看没有办法，只好无味的走了。有一年过年，族人都在村子前面敲锣打鼓，父亲上前去也想凑凑热闹，有个人就说：你穷了吧叽的，凑什么热闹躲远点，父亲哭着回到家向奶奶诉说，奶奶拉起儿子就来到锣鼓前，非要一个家什要父亲敲打，别人惹不起奶奶就都走开了，奶奶就和父亲二个人，一个打鼓，一个敲锣摆开了阵势。后来有一次我和母亲说起我们兄弟有今天，全靠沾了父亲在县里做官的光，母亲说不是，你们沾的是你奶奶的光，要没有你奶奶含辛茹苦把你们的父亲拉扯大，也没有你们的今天，我心中对奶奶充满了敬佩。(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父亲五六岁时，为了维持生计，奶奶被迫到邻近的海兴县赵毛陶镇给当地大户孙家当佣人，奶奶一边给孙家当佣人，一边还要带着幼小的父亲，有时父亲受到孙家少爷的欺服，奶奶也只有含泪劝告自己儿子，不要招惹人家少爷。有一年过年，东家吃肉喝酒，包白面饺子，给奶奶和父亲包黑面饺子，奶奶于是就张嘴向东家给父亲讨要几个白面饺子，结果遭到东家一顿数落，奶奶气不过，第二天一早便领父亲就回了家。气归气，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奶奶就叫幼小的父亲去人家果子铺（就是油条铺）去发果子、烧饼沿街串村去叫卖，以换几个零钱贴补生活。父亲开始不敢叫卖，奶奶便把父亲领到无人的地里教父亲叫卖。
父亲十一岁那年，家乡闹日本鬼子，搞的人心慌慌，有钱人家都忙着挖地窖藏东西，奶奶当时正在县城里给大家当佣人，她向东家请一会假，也要回家藏东西，东家嘲笑她说：你一个穷光蛋有什么好藏的？奶奶说：“我家中还有二件破棉衣和一床破棉被，那可是我一家过冬救命的东西呀”！东家摇摇头笑了。奶奶就是在那种贫穷中，艰辛的携带着父亲渡过了一个又一个令人心酸的日子。
父亲在他的简历中写到“十一岁至十二岁上学，十二岁至十五岁拾柴”，也就是说父亲的学龄也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就这一年多的时间，也是奶奶千辛万苦在牙缝中挤出来的钱换来的。今天，我们是无法想象奶奶和父亲当年是怎么煎熬过来的。
父亲十二岁时，奶奶实在无力再供他继续上学，父亲只有早早地背上背篓下地打草拾柴去了。十六岁那年，父亲已长成一个身材消瘦的少年。奶奶用尽浑身的力气也难以养活这个日益长大的儿子了，希望着儿子能早日独立当家，自己也好有一个出头之日。那年父亲要和同村的几个小伙伴去外面闯一闯，奶奶无乃就同意了。那天，奶奶眼吧吧地望着那瘦弱而高挑的儿子远去，心早就紧紧的揪在一起了，回到家心里始终忐忑不安，不知父亲这一走会发生什么事？
那年兵荒马乱，一个只有十六岁从未出过家门的少年，还是个不知事艰难、天地有多大的孩子，离开了家一下子就懵了不知所措。父亲和他的小伙伴们在山东无棣被蒙骗裹胁到了伪军的军营，强行进行了短暂的训练便拉上了战场。父亲后来回忆说；当时连枪都拿不稳，也不知道和谁打仗，稀里糊涂的就被赶上了战场。在和我山东八路军作战时，第一仗小腿就受了伤。同村的伙伴有的趁打仗之机跑回了家，向奶奶报告了父亲受伤的事情。奶奶一听就急了，急急忙忙跑到仅离我村六里地的二姑家，叫二姑父套上驴车，连夜赶往山东无棣，在无棣的一个战场救护所找到了父亲，将父亲接回了家中。第一次离家的父亲就这样遭受了人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打击。他是那样的无知、孤伶，他身上还没有任何闯荡尘世的本领和足以支撑他涉世的心胸。也使奶奶受到了难以承受的惊吓，她担不起万一失去儿子的打击。但她又无力于这个世界来抗衡。她只能在心中默默 的为父亲祈祷，用她身上仅有的一点微弱之力在磨难中挣扎和忍受。岁月无情的打击着这个苦命的寡妇，她只有抱着心中的一丝希望，那就是盼望她的儿子早一点长大成人，她苦苦的呵护着自己的儿子。
父亲伤好后，便安心在母亲身边生活，靠给人家打短工、做些农活或卖点农产品等来维持生活，这样的生活维持了几年。父亲二十岁的时候，一个远房的表哥来到家中，告诉奶奶他在沧州混事，可以带父亲去沧州找个事干，眼看儿子已经长大，又有亲戚照应，奶奶万般无耐之下，勉强着让父亲试一试。父亲跟着这个远房亲戚来到沧州才知道这个表哥是在国民党警察局当差，他要把父亲拉到身边做事，父亲有了上次的教训不愿意当国民党警察，便从沧州跑了出来，父亲那时从未到过沧州，一顿瞎跑便跑到了青县。这时国民党蒋介石刚撕毁了与共产党签订的双十字停战协议，准备大举向东北进攻与我军抢占东北三省，他们急需兵源扩充部队，便把父亲这个满处瞎跑的小青年抓了壮丁，补入了国民党华北保安第十九队当了一名迫击炮炮兵，这个时间是1946年5月。国民党调兵谴将匆匆忙忙地向东北进攻，意欲与我军争夺由于日本投降后真空的广大的东三省地盘。父亲随华北保安十九大队进攻到河北玉田地区时，在和冀东解放军独立营作战中被俘。这时是1946年9月，从父亲被国民党抓壮丁到被我人民解放军俘虏仅仅5个月。当时由于战事紧迫，经过短短的政治教育后，父亲加入到了冀东独立营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之中了，从此父亲的人生轨迹有了本质性的改变，开始了他新的生命航程，投入到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为民族的解放事业的滚滚洪流之中了。
2013年我出于对父亲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后历史的好奇，在档案部门我查阅了父亲的档案，父亲的履历表是这样写的：
时间 在何部队服役 职务 证明人
1946年10月 冀东独立营六连 战士 张连长
1947年6月 冀东分区五十九团迫击炮连 副班长 穆长山
1948年2月 松江军区战车第五团第二连 排长 陈顺志
1950年9月 战车第五团第四连 副指导员 王辉
1952年10月 第一坦克学校第四营十五连 学员 吕宝华
1954年5月 第一坦克学校第三营十连 政治指导员 姚德
1956年9月 第一坦克学校第五学员连 连长 高俊尧
1958年9月 第一坦克学校 助理员 马秀山
1961年8月 第一坦克学校“八一”小学 总务处主任 张毅
1962年 第一坦克学校“八一”小学 付校长兼总务处主任 张毅
1963年2月 后勤学校第十一期军需班 学员 李武圣
1964.2-66.9月 第一坦克学校后勤处 处长 宋书成
这份履历表记载了父亲人生最辉煌的一段人生历史，是他人生最光彩照人的一节。我们再顺着这份履历表记载的时间，去逐段的追寻父亲从东北到西北的战争足迹。
父亲于194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即刻参加了冀东丰润汉城战斗，紧接着参加了解放冀东张家庄石门寨的战斗，战争中由于父亲表现出色，被提升为班长。1947年9月父亲所在的部队参加了义县战斗，歼灭了国民党东北军八十一师。父亲还立了功并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一员，这表明我父亲经受住了组织的考验，并发誓为解放全中国、全人类而奋斗终生。
1947年8月，冀东第十、第十一、第九旅；在河北遵化，整编成东北民主联军第九纵队，九纵司令员詹才芳，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中权。全纵队2.3万人。纵队整编后，父亲跟随九纵队进入了东北，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九纵队出关后的第一仗就是围歼国民党第四十九军。国民党第四十九军是刚从江淮战场上抽调来东北的。1946年9月23日12时，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第九纵队，冒雨在杨仗子地区与国民党四十九军展开激战，最终四十九军的一0五师、七十九师被歼，俘虏第一0五师师长于洋霖以下一万一千七百余人，只有四十九军军长王铁汉带领一百多名残兵逃跑了。
对于父亲来说，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的战斗。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和洗礼。然而这对于父亲来说，只是战争的开始，此后，更加激烈更加壮观的东北解放战争及平津解放战争还在等着他。
随后，九纵队又参加了朝阳攻坚战 ， 围歼国民党第九十二军等战役。在整个秋季攻势作战中，九纵历时50多天的连续作战，五战五捷，战斗类型既有山地防御战、山地进攻战、又有城市攻坚战、夜袭战，总计歼敌1.1万人。在之后的冬季攻势中，九纵千里转战，先后进行了四次较大的战斗和战役，共歼敌1900余人。
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3月2日又称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的番号不变。父亲时任九纵队的一个迫击炮连的班长。
在战争中，东北野战军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壮大，为了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东北野战军决定组建我军第一支坦克装甲部队，1948年3月父亲被选派到东安，参加东北野战军松江军区战东第五团第二连的组建、学习任务并担任排长。我的父亲有幸成为我军历史上第一代坦克兵。
在此后的近一年的时间里，父亲在这个我军第一个培养坦克军事人才的学校里，如饥似渴的学习，他废寝忘食，努力钻研业务知识，对于一个只有一年多私立学堂学习过的人，学习坦克驾驶、维修理论，对父亲来说，那真是天大的难题，当他遇到无法弄懂的难题时，真有弃学奔赴战场和敌人面对面拼杀一番之意。在东北战场，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四战四平，敌我双方打的天翻地覆之时，党给了父亲这个学习机会，父亲深知党对他们这批学员寄予的重托和期望。父亲也没有辜负党和首长给予的培养，他熟练地掌握了坦克的驾驶技能和维护技能。在以后的作战中，特别是挺进大西北、收编国民党新疆迪化坦克部队时大显神威，不过这是后话，在这里暂切不提。
学习期满，父亲终于能驾驶坦克子，一展身手去参加轰轰烈烈的辽沈战役。父亲随战东5团杀向辽沈战场时，已是辽沈战役的后期，于是在锦州攻城战斗中小试锋芒，涌现出了“功臣号”坦克战车的典型事迹。锦州战役的胜利是东北战场重大转折点， 它彻底打乱了蒋介石关于东北战场的战役部署和蒋军的战斗意志。在此后的战争中国民党败兵如山倒，东北以我军的胜利完成了东北的 易帜。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东北野战军80万大军秘密入关，我的父亲也随战车五团冲向了解放平津的战役中去了。
1948年12月14日，东北战车团1营坦克30辆，汽车7连汽车40辆首批入关，于1月初分别进至宝坻县大屯和崔黄口地区集结，受领了支援步兵攻克天津的任务。
1949年元月14日，解放天津的战斗打响了，父亲所在的战车2连10辆坦克负责支援东野1、2纵队，在城西和平门地段由西向东实施主要突击。14日拂晓，坦克 占 领出发阵地，上午10时总攻开始，父亲与战友们驾驶着坦克沿胜利门、津保公路进攻，以猛烈火力摧毁敌前沿工事火力点，掩护工兵排除护城河外的地雷、铁丝网等障碍，在攻击到护城河时，由于驾桥的步兵受阻，伤亡较大，战斗处于焦炽状态，一分一秒我军战士不知会有多少人献出生命，危急关头上级命令坦克部队组成敢死队，用坦克填埋壕沟，用坦克架成一座桥，坦克手们争先报名，父亲看着战友门一个个倒下，早也杀红了眼，积极要求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最后，由战友驾驶着一辆坦克冲向了敌人的护城河，步兵也冲了过去。
父亲驾驶坦克支援2纵队突入市区后，一路扫清了火力点和障碍物，接连消灭了自来水、鼓楼的守敌，2纵队前进到海光寺附近敌指挥所时，遭守敌军猛烈的抵抗，步兵被密集的火网压得抬不起头，进攻再一次受阻，坦克2连指导员率领父亲及其战车前往支援，指导员为了更好地指挥坦克作战，将身体伸出炮塔门外观察指挥，很快压制了敌人火力，支援步兵攻克敌人据守的建筑物，他自己却不幸中弹牺牲。之后，上级党委追认指导员张云亭为特等功臣，他的8号车荣立集体一等功。
经过二十九个小时的激战，天津这座美丽的城市，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父亲也解放天津的战斗中表现英勇，并且立了功。后来，我们多次观赏过父亲用生命赢得的一枚枚已发旧但仍闪光的军功章，这些军功章记载着父亲在东北战场、天津战役等数十次战斗中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历史功绩。只是可惜，我们没有保存好这些闪烁父亲荣誉的军功章，现在提笔记述父亲的战争事史，找不到这些军功章，实在是一大憾事。
东北野战军战车师的组建：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东北特种兵战东指挥所所属部队为基础在天津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战东师。隶属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建制领导。师部由战东指挥所机关和大连汽车学校机关合并组成。调44军付军长曾克林任战东师师长。野战军政治部付主任杨永松任政委，辽化军区付司令员赵杰任副师长。师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下辖战车团、装甲团和战东教导团。
1949年3月14日，战东师在北平丰台收编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国民党战车第3团2营、3营共1484人，坦克60辆，汽车173辆，特种车10辆。收编了国民党装甲汽车营第六连289人，装甲车37辆，收编了国民党军高炮团一个连92人，37高炮6门，牵引车6辆，改编后的战车师共5500人，坦克120辆，装甲车143辆，各种汽车和工程车370辆，所辖战车团、装甲团、教导团在人员和装备上都得到了充实和加强。战斗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1949年4月18日，中央军委颁发了特种部队番号，该师暂称第四野战军战车师。所辖3个团依次称：战车4、5、6团。第四野战军战车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组建的第一个战车师，是当时人民装甲兵的最高战斗单位。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开始向装甲化、机械化迈进。是我军装甲部队发展征程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父亲当时就是战车第5团的一名光荣的坦克兵。
参加北平和平解放入城式：
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以威武胜利之师的雄姿亮相在北平人民面前。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担任了入城式总指挥。
10点整，4颗红色信号弹飞上一碧如洗的蓝天，作为入城式先导的装甲车上插着一面指挥旗，在凛冽北风中猎猎歌唱，随着信号弹升空，战车从永定门驶入北平门，浩浩荡荡行驶在北平的大街上。
3辆前导装甲车之后，是四辆载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画像的大卡车，先导部队过后，装甲部队以30辆坦克、30辆装甲车和28辆汽车组成的钢铁洪流进了北平城。从永定门到前门的街道两旁；工人、学生和市民组成的欢迎队伍，像两道沸腾了的长城。当坦克驶到了前门时，人们潮水般的拥上坦克与坦克手们亲切握手，向他们献上一束束鲜花，彩色纸屑像初春的雪花飘落在坦克和装甲车上，鲜艳的彩带把坦克和大炮装扮成五彩缤纷的彩车，喜悦的人们把孩子举起放到坦克和大炮上，让他们在上面站一站、坐一坐。所有的人都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欢迎和热爱之情。
隆隆的装甲车从前门大街开到东交民巷时，更是雄壮、整齐、威严。东交民巷是外国使馆区。过去华人与狗是拒之门外的，今天，卷着淡青色烟雾的坦克，威严地从这里开过，人民解放军的装甲兵、炮兵、骑兵、步兵从这里开过，这是在向帝国主义列强表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再也不受外国人的欺辱了！
当年我的父亲见证了这一伟大的时刻，他也是入城中一名英姿雄发的装甲兵，父亲清楚的记得当年他驾驶的装甲车号是304号。
1949年3月份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从西柏坡迁到北平，为了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第四野战军战车师与中央警卫团一起在西苑机场接受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这次受到检阅父亲没有提到是否参加，父亲在世时，我对他的身世所知甚少，父亲也很少谈及他的过去，除非你一再追问。我所知道的父亲的经历大多是听母亲讲述和从他档案中查阅到的。对此我十分后悔，在父亲在世时没能更多的了解他的辉煌历史，倾听他的亲口自述。在写这个回忆录时，我是遗憾不已。
1949年初，伟大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战车5团参加完北平入城式，便驻守在天津市区。
进军大西北。
七月十六日，朱德总司令亲召战车5团的胡鉴团长到北平中南海，向胡鉴传达了军委的命令；“为了彻底消灭胡马骑兵，并且支持西北战场即将发起的兰州战役，军委决定派战车5团西征参战”。
在朱总司令的亲自过问下，部队所需的经费、油料、器材都很快得到了解决。我的父亲和该团第1、2、5连与团3个直属排550人，装甲车45辆、汽车、工程车工7辆，在胡鉴团长率领下，于7月3日从天津出发，经郑州、潼关于8月21日到达西安。第一野战军参谋长张经武接见并向该团下达了任务。战车团的任务首先是：参加解放兰州的战役，尔后配合步兵追歼河西走廊的敌人，并准备去新疆参加解放整个大西北的战斗。由于解放兰州的战役将于8月25日开始，时间紧迫，战车5团迅速地检查了车辆、武器就立即踏上了征程。
战车团日夜兼程向兰州出发，当抵到甘肃平凉时，突然接到第一野战军司令部的急电：“胡宗南约有几个师的兵力，企图与宁夏马鸿逵两翼夹击，切断西兰公路，你团就地堵截胡匪”，部队立即紧急收拢，动员部队进行战斗部署，尽管许多战士由于长途跋涉、水土不服，可士气高昂，一听说有战斗任务，个个摩拳擦掌，准备给敌人迎头痛击，然而，由于野战军的第二兵团和第十九兵团歼灭了马步芳主力，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原来的阴谋。战车团只得鸣金收兵，继续向兰州进发，并于9月3日进驻兰州。
9月5日，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在兰州检阅战车团，参观了装甲车，并下达了新的战斗任务，要求战车团加强一步兵营，配备20辆汽车，6门山炮，组成一支快速纵队，在第三军军长黄新廷指挥下，以最快速度抢占玉门油矿，防止敌人逃离前进行破坏。14日，战车团横渡黄河，沿着兰州至新疆的公路向玉门急驰。24日拂晓占领酒泉后，将向西逃窜的以团长为首的国民党辎重三团残部一路追到嘉峪关消灭。25日上午全团又从嘉峪关出发，随即占领了离玉门不远的老君庙，并封锁了各交通要道。
当时，驻玉门国民党的一个高炮营已部署完毕，高射炮的炮口已对准了油井，敌士兵也各就各位。他们随便的说笑着，叫骂着，只等着他们长官下令，油矿便会毁于倾刻。胡鉴团长见此，趁敌人不备，率领父亲及另外两辆装甲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闯进敌人的高炮阵地，敌人根本没有想到，战车团来的如此神速，以至于来不及命令开炮，就当了俘虏。紧张的空气一下子化为一股清风，战士们和工人们一片欢呼，庆贺玉门油矿完整无损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这一神勇的出击，造就了父亲一生的人生亮点，他面临的是牺牲与使命的考验，他验证着一个军人的胆魄和大无畏的人格魅力。我为父亲的壮举而喝彩，我为父亲的神勇而欢呼。
玉门油矿当时在我国已发现生产的油矿中，占全国总油量的90%，抢占玉门油矿，对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对未来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有着非常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为此我的父亲和另外五名官兵被上级领导记了一大功。彭德怀怀念员和王震付怀念员亲自为父亲和立功战友们颁发了立功奖章。这一功绩永远的载入了父亲的档案中。
10月8日，战车团离开了玉门，沿着甘肃至新疆的公路向西北急速前进。一支神速的铁骑，在茫茫戈壁沙滩卷起一条长长的沙龙，为平静的沙滩带来了一幕壮观的景色，它不是风暴，不是龙卷风，而是一把刺向新疆腹地的利剑。
13日，战车团到达新疆的重镇哈密，在这里他们要面临的是一场充满危险和勇气的考验，哈密城住着国民党军队一七八旅的一个炮兵团、一个步兵团和三个独立的步兵营。这是十分顽固的部队，人送外号“顽八旅”，该旅前 虽然宣布起义，可其中的许多军官思想反动，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叛变。战车团刚刚杀过大沙漠，指战员非常劳累，孤军深入，人数又少。“顽八旅”认为机不可失，当晚企图利用战车团干部应邀“赴宴”的机会，将战车团一举消灭。其实，他们的阴谋早就被胡览团长识破，为防备万一，战车团的坦克已秘密的转移到一处高地，并做好了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并秘密的将40名强壮战士埋伏在宴会场所周围，当胡团长为首的战车团干部到达“顽八旅”旅部“赴宴”时，果然，该旅以演习为名，企图袭击战车团，当他们发现战车团早已抢占了有力地形，装甲车、坦克车的大炮对准着他们，早已严阵以待时，只得狼狈的溜回了营房。由于战车团始终着高度的警惕性，敌人一直未敢动手。10月16日，我军步兵第五师由苏联帮助空运到哈密，战车团才把监视“顽八旅”的任务交给了他们。后来该旅之敌还是违背了新疆和平改编协议，发动叛乱被我后续部队所歼灭。
父亲和他们的战友们，又一次经受了人生中紧张而又惊险的考验。为后来的影视剧创作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素材。因为这些所传奇的场面，我们只有从影视中才能看到。
10月份7日，战车团离开了哈密，他们担负着全军进军新疆的尖刀任务，前往下一站迪代。
20日，战车团一路风尘赴赴，胜利到达新疆首府迪代，受到了新疆包尔汉主席和各界人士及迪代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第二天，战车团的战乱车开始在城区巡逻。战车团接管了迪代城防、机场。迅速稳定了迪代的混乱局势。
在战车团未进入迪化的9月25、25日，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诗岳将军和新疆政府主席包尔汉分别通电全国，宣布起义，并于10月5日电请中共中央，要求尽快派遣人民解放军尽快进疆。因为当时新疆各种敌对势力，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新疆和平起义，起义队伍也很不稳定。部分国民党反动部队正准备发动叛乱。以战车团为主要力量的选遣纵队及时进入迪化，为稳定新疆局势起到了特殊的重要作用。
12月9日，战车团和直说铁骑兵以及三区民族军在迪化举行联合入城式。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及张治中将军陶诗岳将军、包尔汉主席、赛福鼎付主席检阅了部队。当时战车团的坦克通过主席台时，全场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父亲驾驶着装甲车再一次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心中充满了无比的自豪。
至此，历史82天，行程4000多公里的我军装甲兵，首次大远征胜利结束，战车团翻山越岭，爬上了六盘山高峰，跨越了天下第一关，驶过了渺无人烟的千里戈壁，抗击了炎热、寒冷和病魔的袭击，克服了工具、器材的不足，一路急驰，一路修补，一路和各种敌人作战，创造了我军进军大西北的奇迹，王震将军作诗赞到：
白雪照祁连，马云盖山颠。
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
进军新疆后，战车团还改编了国民党新疆装甲侦察连。编为战车团第四连。共有装甲车58辆、小型战车6辆、运输车20辆。说起这个改编国民党装甲侦察连的事，父亲还自豪的给我讲了这公一个故事。当时国民党装甲侦察连有几个痞兵，想给战车出个难题，好看战车团笑话，他们故意给坦克做手脚，使坦克不能发动，父亲当时就爬进坦克三两下就把坦克弄好了，开起坦克就跑了圈，几个国民党痞兵一看就傻了眼，老老实实地接受了改编，在父亲档案专长栏中有这么一句话“该同志坦克维修技术较好”。
新疆虽然和平解放了，但是那里的土匪及各种反动势力的武装分子十分猖狂。1950年4月，根据西北野战军的指示，战车团配合步兵、骑兵对新疆广大的地区进行剿匪，胡鉴任北疆剿匪指挥部参谋长，战车团以连为单位奔赴天山 北配合步兵部队对匪徒进行围追堵截，这时已是连指导员的父亲积极的参与指挥连队，对土匪进行清剿，当时新疆较大的匪首贾尼木汗和乌斯满势力最大。
1951年元旦，战车团根据王震司令员的电令，抽调部分坦克、装甲车配合骑兵和摩托带兵进军柴达木盆地走 耆，过昆仑山北麓插至柴达木北，包围并截断乌斯满匪帮逃往西藏的去路，剿匪部队经尉梨，开始了五千公里的沙漠行军。土匪对沙漠地形熟悉，去没无常，加上新疆地域大。给父亲他们的剿匪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土匪的不断骚扰、袭击也给我军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和损失。父亲不止一次给我讲过他的一个最亲密的战友，在和父亲执行搜索任务时，突然被乌斯满匪帮包围在一片土丘之地，土匪仗着人多，骑兵机动性高，对父亲他们发起不断的冲锋，父亲他们凭借土丘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战斗。他们战友肚子被土匪打开了，肠子都流了出来，他一边把肠子塞进肚子，一边向土匪还击，最后牺牲在父亲的身边，那一幕惨烈的场面，不知过去多少年，父亲总是忘却不了。
剿匪战斗考验着战车团的每一个战士，新疆的沙漠气候同样严重的威胁着父亲和他战友们的生命。茫茫沙漠一望无际，灼热的太阳在天空中燃烧，烤的坦克的甲板像着了火，坦克驾驶员在车里，顶着40多度的高温向前行驶，有时断水，干喝的折磨是无法忍受的。有时狂风骤起，黄沙滚滚，随时都有被风沙吞没的危险，有时道路结冰，天寒地冷，车辆经常压破冰层陷入冰水之中，高原山区空气稀薄瘴气迷漫，很多人因此永远躺在了这片沙海之中了。
父亲对新疆的剿匪战斗，多少年后仍记忆犹新。对失去的战友念念不忘。身为一个当过兵的人，我虽不能全部理解，但也深知父亲心中有太多太多的痛楚。这种痛楚将会伴随他的一生，不时的激起他心中的波涛。
经过一年的艰苦战斗，战车团及兄弟部队终于消灭了土匪，生擒了匪首贾尼木汗活捉了乌斯满，为新疆的彻底解放和新疆各族人民除了一害。
1950年9月，根据上级指示，胡鉴和战车团部分干部战士261人将赴北京成立坦克编练基地，（胡鉴后任装甲兵第一坦克编练基地司令员、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12月18日，新疆军区王震代司令员兼政委签发通令：“奉西北军区转军委命令，原战车5团部分人员调往北京，决定以战车团留新人员及战车组成新疆军区战车团”。根据工作安排，父亲需要在新疆参加组建新疆军区战车团的工作。这时父亲想起了分别五年的老母亲，5年了母亲孤身一人，杳无音信，现在生活的怎么样了？她还在人世吗？父亲看着战友即将离开，强烈的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他急切的要求随队返回北京，返回家乡，去寻找含辛茹苦哺育他长大的母亲。随着部分人员返回北京的日期日益临近，父亲那思念母亲返乡探望的欲望更加日日夜夜的蠕动了，他几次要求回北京工作，上级领导根据他的技术特长、建队需要，没有答应他的申诉，一种焦虑感一时占据了父亲的情绪，影响了他一段时间工作。经过领导几次深入的谈心，讲解形势和留新组建新疆战车团的重要意义，父亲慢慢的稳定了情绪，安心并积极的投入到了组建新疆战车团的工作中去了。并得到了领导的理解和好评。在查阅父亲的档案中，我发现这一时期组织给予的评语：“此人真干，工作能力很强，有培养前途”。
新疆军区战车团组建完毕，全团共编有593人，装甲车、轻型战车、运输车数如前。1951年4月，战士团改编为战车教导团。1952年1月，以战车团为基础组成了新疆军区剿匪指挥所，7月战车团与军区警卫营合编成立新疆军区警卫团。从此，撤销了战车团的番号。
不管军事机构如何演变，也不管战场如何转移，父亲始终以一个真正军人的姿态，冲锋在解放全中国战场的第一线。从东北到西北4000多公里的纵横，从东北野战军到西北野战军两大野战军的更替，从黑山白水到天山沙漠，千山万水的跋涉，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战争的人来说是不多见的。父亲以一个合格军人的行动，向党向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1951年父亲以过硬的坦克驾驶技术，娴熟的维修本领，被选送到北京我军新成立的第一所坦克指挥人员的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坦克学校”第三期学习深造。并于1954年4月17日，以优良的成绩取得了毕业证书。那年父亲29岁。毕业后，由于父亲在校成绩优秀，被留校任教，担任学员连连长，学校助理员等多个职务。
1963年2月，父亲又被选送到了我军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高等学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校”学习深造。并于1964年1月学习期满，取得毕业证书。
父亲在人民解放军这个大学校里，从一个高峰走向另一个高峰。从一个农村拾柴的穷娃娃，成长为我军一名光荣的校级军官。东北的三年解放战争、战冀东、闯辽西、攻朝阳、打义县、围锦州、克平津，大大小小几十仗，钻枪林闯弹雨，跃白山黑水，可畏九死一生，继而，驾战车挺进大西北，奇袭兰州、抢占玉门，威震哈密、飞驰迪化、降判军、剿顽匪、战酷暑、斗沙漠，多少次与鬼神擦肩而过。唐朝诗人曹松曾诗曰；
“凭君莫话封候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1962年，父亲由大尉晋升为少校，一身戎装，威风凛凛。父亲终于如愿以偿回到故里，将孤苦伶仃的奶奶接到了北京。父亲从大西北返回北京以后便成了家，以后又有了姐姐、哥和我以及两个弟弟。这一时期是他人生的丰收季节，事业上一步一步走向辉煌的时期，母子团聚，娶妻生子，人丁兴旺。这样的生活是人生美满幸福的了。
1966年，奉中央命令，第一坦克学校从北京迁移到山西省大同，对外代号6101部队，后改为241部队。那年我6岁，开始记得一些事情了。大同地处雁北地区，冬天特别的寒冷，从那个冬季开始，我的父亲、我的家庭、我幼小的心灵，寒冷也开始降临了。
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一股“寒流”从北京刮向了全国，也刮到了大同这个荒远的贫脊之地。“寒流“所到之地，工厂停工、学校罢课、部队（当时中央不许野战军参加文化大革命）失控。父亲和许多老革命、老干部被一帮人带上高帽，胸前挂上“反革命”、“走资派”的大牌子，大会批、小会斗、上街游行。连吃饭都要排着长长的队伍，有人押解。我记得有一次父亲被游街回来，拿着高帽子进屋后，嘱咐妈妈给他放好了，如果有损坏那些造反派是不会轻饶的。我们家住的楼下墙壁上写满了“打倒反革命ⅩⅩⅩ”的大标语，其中，也有我父亲的名子，我们241部队大院内有一个10号楼，是专门关压所谓“走资派”、“反革命”的，象父亲一样的一大批“专政对象”。关压期间有的人实在熬不过他们的迫害，就从楼上跳下去自杀。每当大院有人惊恐的呼叫：“又有人跳楼自杀了“，母亲的心就紧张的咚咚乱跳。有一次我还真去看看是谁，那个人头朝下，撞到一楼门上的遮雨台上，头颅都撞碎了，脑浆子全流出来，那次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死人，因而受到了惊吓，好长时间一闭眼就是那个恐怖的场面。后来得知，连父亲的老团长胡鉴，一个从长征路上走过来的红军“红小鬼”，经过“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经历过无数次战斗的我军坦克部队创建者，也在1968年2月26日被迫害致死。那是一个令人恐怖的年代。
当时，为了更好的对“走资派、反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父亲等一批“专政”对象，被压送到了湖北省襄阳县装甲兵“五.七”干校集中改造。
一九七一年，大同的冬天寒冷无比，我们一家坐在吉斯牌卡车上，跟随着被遣送回原籍的父亲回到了河北沧州老家。父亲把他用生命换来的一些安置费，盖了几间土坯房，我们一家总算有了个窝，开始了“解甲归田“的田园生活。
在我们回到家的第二天，有几个人闯进了我的家进行搜查，他们将我家的自行车推走，说是要充公，还将父亲珍爱的《毛泽东诗集》精装本给抄走了，后来，在母亲的一再追要下，他们只是把自行车还了回来。父亲身高体瘦，从参军后就再也没有干过农活，回到家后，一切农活锄、播、晒、打全得从头学起，生产队的男劳力，一般全天务农记工是10分，而给我父亲记7分，因为父亲的工作量只能享受女工待遇。我清楚的记得有一年夏天，劳做了一天的父亲从田中归来，带着一顶破帽子，身上的背心已经破了几个窟窿，清晰的脊骨，一看就知道有几根。父亲每天劳动回家后，总是先躺在土坑上休息一会，家中的粗米饭，菜中没有几滴油。父亲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内心的痛苦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父亲几乎要垮下去了，可是为了一家七口人的生计，父亲只能咬着牙从早到黑的劳动，一天也舍不得休工，就是这样父亲从不让哥哥、姐姐、我和弟弟们休学。他和妈妈说：“再难也要让孩子们上学，当年，他们的奶奶那么难，还让我上了两年私立学堂”，即便是父亲如此辛劳的争工分，一年下来他的劳动积累，还是不够抵生产队给我家的农产品分配额。父亲还要从家中拿出将200元钱补贴给生产队。在当时来说，200元钱在农村的家庭生活中，也能起到很大作用。后来，哥哥、姐姐在学校假期中也到生产队参加劳动，以缓解父亲一个人养家的压力。我和弟弟年龄小，一有时间便到地里去打草，喂鸡养兔。一家人辛勤的劳动，全家的生活也算红红火火。这时父亲心情也好了许多，脸上也出现了少有的笑容。
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重，邓小平第二次出山主持全面工作，他首先解决的问题就是把全军被迫害的各级干部，落实政策解放出来。它就像一场春雨，浇润了寒冬返青的麦苗。
1976年开春，父亲接到装甲兵政治部给他平反的信函，父亲把这一消息告诉全家时，我们高兴的都跳起来了，父亲和母亲更是激动的流下了热泪。
父亲去了北京，装甲兵落实政策的领导向父亲表示了亲切的慰问，为他补发了工资和新军装。记得父亲从北京回来时，由于补发的军装较多，他便买了一个小扁担，把它们挑了回来，一进家就高兴的给全家展示他的军装，有单衣、冬装、大衣等，我和哥哥姐姐都围着他转着看，抢着试穿，一家人比过年还高兴。
只是感到美中不足的是，父亲没有如愿的回到部队，而是被安排到县里生产指挥部当主任。行政级别15级，正县团级。父亲从心里感谢党、感谢部队。他对他的部队太有感情了，他曾日日夜夜的盼望有一天能重返部队，驾驶他心爱的坦克，驰逞在祖国的山河原野上。
父亲落实政策，兢兢业业的工作着，把恢复工作当成他政治生命的第二次起跑。那时，我经常看到他匆匆吃过饭骑上自行车就走了，总是别人都下班了，他才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家来。母亲担心他身体熬不住，总是为他开小灶。县里分配他抓农业生产，他就骑上自行车天天下乡，县城离最远的公社有40多公里左右，他就靠两条腿蹬自行车跑遍全县各个公社。那年秋苗已离地尺余，公社急需化肥，派出的人在化肥厂等了半个月，只给了几个公社的指标。父亲急了，亲自带领生产资料公司经理蹲化肥厂，找地区供销社领导要指标，化肥问题解决了，他又组织召开农业生产会议，会议结束后，又急忙跑到县上汇报农业生产情况，在汇报工作时，由于多日的奔波、开会、布置工作，身体极度透支，汇报工作还没完，就昏了过去，经医院检查确定过度劳累造成半身不遂。
一个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人，他十分热爱党、热爱自己的工作，他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和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看的比一切都重要，那个年代的一大批人，还真就是这个样子。
父亲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就像一辆加足了油的拖拉机，轰轰隆隆的跑个不停，他恨不得把前些年耽务的工作一下子补回来。他干起工作来没有一丝的投机和做秀，他不懂得逢场作戏，他不善见风驶舵、察言观色，他不事故不圆滑，他纯洁的就像冬天漂洒的雪花那样洁白，他的激情就像燃燃升起的朝阳那样红火，光芒四射。使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他那种热情的穿透力。
父亲的半身不遂病，是一种顽疾，那年是1977年8月份，由于当时没能及时诊断出病情，加上县城医院的医疗水平有限，父亲的病没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后来多方求医，也到过大医院，父亲的病也未能治愈。父亲这台轰鸣不停的战车，终于耗尽了油料，慢慢的停了下来。
父亲和病魔顽强的抗争了十三个年头，于1989年12月4日病逝，终年6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