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时代（上）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
1969年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全国大规模的武斗终于平息，我们单位的大人们也开始上班了。失去理智的矿工们终于从狂热中冷静下来，擦干“武斗”的血迹，开始“抓革命，促生产”，也开始“复课闹革命”。于是，我们这一批“闹革命”不够资格，“上山下乡”不够年龄的小学生们，在社会上游荡了近两年后，终于又进入了学校。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单位的子弟就读于湖南省桃源县西安完全小学，学校是旧社会一个大地主的庄园，解放前大地主跑到了台湾，地主的庄园就成为了新中国矿山矿工们子女的子弟学校。
“复课闹革命”开始后，学校更名为湖南省湘西钨矿西安五七学校，校长、书记都是由苦大仇深的老工人担任，革委会还给学校安排了十几个思想好、觉悟高的老工人工宣队，专门负责学生的思想教育。有一次学校在大礼堂召开忆苦思甜的大会，有位老工人做忆苦报告，控诉万恶的旧社会，讲得声情并茂，口沫四溅，讲到激动之处，他深情的说道：“同学们啊，要说苦呢，还是说说60年的苦吧，旧社会啊没有饿死人，但60年才是真的苦啊，好多人饿得皮包骨，饿死了好多人啊。”台下的学生们一片愕然，主持会议的老师急忙上台请老工人下来喝点水，不久老工人也从工宣队调回单位上班去了。
我们这一届初中学生，本应67年小学毕业，却因为武斗停课闹革命，66年下半年因文化大革命就停课闹革命了，我们实际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就肄业了。也就是说，我们这批小学没有毕业，年龄未满16岁而不够上山下乡“资格”的学生，进入了初中部，70多位同学乱哄哄的聚集在一个教室里，过了半年后，师资力量多些了，才分为两个班，我分在初中一班。
我们进校了，但学校的条件是极差的，首先遇到的是师资力量严重不够。师资力量不够，学校从各区段临时抽调来了几位干部和工人任教或代课，第一学期是向雪峰老师教我们一个大班，向老师既是班主任又是语文和数学老师，当时只开两门课，也没发书本，是向老师用钢板刻字后再油印的印刷资料。其二教学设施奇缺，没有教室，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学校里课桌、板凳已成为各家的家俱了。刚开学时我们是在工人文化宫上课，几十人稀稀拉拉的坐在空荡荡的大礼堂里上课。那时政治活动多，会议也多，如果碰上单位开大会，我们也就乐呵呵的背上书包回家，上山砍柴去了。后来又安排我们在原业余学校上课，我们才回到教室里上课，两三个人坐一条板凳，共一个桌子，这样将就过了一年多。初中二年的时间里，前后挪动教室有五、六次之多。到了初一下学期从桃源七中又调了几个老师来校，才有班主任老师和课任老师，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是李学钊老师。李老师是湖南郴州嘉禾人，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李老师个子不是太高，教课却有特点，他那时不到三十岁，铿锵有力授课中透着浓重的湘南口音，板书写得很好，我最初萌生练字的愿望，大概是受他的启发。在那红色的年代，老师就是臭老九，臭老九的社会地位见人矮三分，但是李老师仍是利用有限的教学时间给我们上好每一堂课，灌输着书本知识和做人的道理。
因原来是小学学校，我们入学后，教学条件差，学校教室更是严重不够，学校工宣队号召我们发扬“抗大”精神，走五七道路，政治建校，用我们自己的双手建设校园。从初中一年二期开始，清晨我们在学校后山挖黄土，从山下挑水，和泥，黄泥巴全是用赤脚一脚一脚踩出来的，踩好后的黄泥巴又要一铲一铲的堆好，黄泥巴不能太硬更不能太稀，然后在自制砖坯里制作砖坯，男女同学互相帮助，努力完成学校里制订的劳动任务，完成劳动后又背着书包去学校。后来烧砖的茅柴都是我们上山砍的。在建校时，我们建成了一拣二层楼共八间教室，教室的一楼是用黄土一层一层筑起来的，每筑一层中间用土筋条加固，土筋条质地很硬，相当于现在盖搂房时的钢筋作用。(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到高中一年级时，教室建成，我们高一班理所当然的住在了二搂第一间教室，那是学校是对劳苦功高的我们给予我们的一种精神肯定，在这个教室我们渡过了难忘的三个学期，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初中时代。我们也终于拥有了真正的教室和课桌，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学习阶段。
我们读初中和高中时，学费低廉、但课程也简单，并且只读两年。初中一年级一期交的学杂费总共是一块七角五分钱。与此对应的，理所当然是开设的课程之简单。在我的记忆中，第一学期大部分时间都是学习的《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简本。这是当时最重要的课程。大约在初中一年级第二学期中，才陆续开设了其它科目。在我们结束两年初中学习后，其收获最大的，当数毛主席语录教育课。最好的证明，是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和我的初中同学们，绝大多数都还可以毫不费力地全文背诵《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多篇毛主席的文章，毛主席诗词。
大概在初二时除语文和数学课本外，发了“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课本。我们戏称“公鸡”，“农机”，我们当时不仅要从书本上学这两门课，还要在实践中去学这两门课，初二时我们分为两个班，即地面班和采矿班。男同学分在采矿班，身体差点的男同学和女同学分在地面班，两个班共一个教室，一个班上一个星期课，另一个班去单位劳动实习，名曰“学工”，又称为“半工半读”。我那时16岁了，被分在采矿班，在学工时，我们要和工人师付同工作同学习，在初二的阶段里，井下的工作如风钻、爆破、支柱、接管钉道、洒水喷雾、运输、转扬等工种我都经历过，后来可能是考虑到我们年龄尚小，也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风钻和爆破工种就没让我们继续学习了，“半工半读”一直贯穿了整个初中，即初中毕业。到高中后就没搞学工了，每个星期“学工”完成后还有劳动签定，在那政治第一红色的年代，我和同学们很在乎那张小小的劳动签定书，生怕一不小心，自毁前程。采矿班的学生每劳动一天给8毛钱补助，地面班的学生每劳动一天给6毛钱补助，当第一次领到劳动补贴时，我们还乐得屁颠屁颠的，很在乎这劳动的成果。
与学工劳动的成果比较起来收益最小的，也就是文化知识了。数学就学到了解二元一次方程（如今是多么微不足道啊！）。至于什么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这些课程，没有真正学过。记得初二时，第一次上“工基”课，舒畅老师拿着一本文革前编的物理课本书，操着浓重的长沙口音说道：“同学们啊，我们今天上的物理课，是在屋里学，不是外头学。”在高中时学了一段时间的英语，英语课文第一篇文章是毛主席万岁！第二篇文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后来也断断续续的学了一些英语单词，在读书无用论的思想指导下，全部退还给了老师。但“毛主席万岁！”的英文读法却终生铭记。与现代教育相比，我们那个那一届高中毕业的同学没有戴眼镜的学生，宣传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学校也并未将智力教育放在首位，一味的追求“教育要革命”了。
许多年过去了，这些都已成为一段青涩而又难忘的记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后代们己不再遭受这痛苦的经历。他们是在教室宽敞明亮、教学设施完备、课程设置完善的环境里学习，而不需过早的承载社会的责任。正因如此，我们在羡慕的同时，更多的感慨是欣慰。
当然，在我心灵深处，终身不能忘却的，是与那个畸形年代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的老师们，即使是在那个变态的岁月，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他们头顶”臭老九”的高帽，仍是那样的负责为人师表，那样的敬业教书育人。迄今，初一时的向雪峰老师、初二时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李学钊、高中时刘晋湘、陈尚义、陈稼祥老师，数学黄老师、教工基的赵大成老师、舒畅老师，英语梁文祥老师，这些老师的言谈举止依然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尽管，我知道，他们中有的已远游到了另一个世界，但是他们的形象，在我心中永远高大和伟岸。
2009年10月13日写于湖南常德武陵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