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清明更忆兄

清明又到了，思念之神展开轻如蝉翼的翅膀，飞上了老屋的后山。山下山上，落阴缤纷，一环套一环，圈着一个坟堆。那里长眠着我的哥哥，珍藏着我的美好记忆。

哥哥不是我的嫡亲哥哥，但是我敢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才最痛他的弟弟。我从他那里获得的关爱，胜过所有有嫡亲哥哥的人。当每一次思念把我带到坟前，我都在心里默念：

人生能有这样一个哥哥，我知足了！

关于哥哥的身世，是我上初中之后才知道的。妈妈告诉我，哥哥三岁那年，衡阳沦陷，他的父亲就惨死在日本鬼子的剌刀下。那时烽火连天、兵荒马乱，孤儿寡母东躲西藏总不是办法，他妈不得不与一个一块逃难的老乡结婚。第二年光复，他们一家又染上瘟疫，生母和继父扔下他这么一个孤儿，前后不到十天就相继撒手走了。

哥哥大难不死，却生了一身的疮，脓与血粘在一起，走到那里，苍蝇就跟到哪里，路人见了他，不得不捂着鼻子侧身而过。那年哥哥正好五岁，以带病例之躯沦为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孩子呀，瞧你这么活着，还真不如死了好。”心肠软一点的人在给了些施舍之后，从内心说出这样一句不情愿说的话。可是，哥哥的命大，尽管一身的疮，骨瘦如柴，白天讨饭，晚上钻到土地庙去过夜，他偏就不死。(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妈妈说，哥哥很聪明。他知道人家见了他那模样会倒胃口，所以从不在人家吃饭时伸手，从不挨人家的桌子边儿。那时，我奶奶已经吃斋念佛，她对哥哥很同情，每逢吃饭时，只要一见他在门外躲躲闪闪，就会把他叫进门去。哥哥很懂事，他轻易不路过我们家，除非整天没有讨到一口水、一口饭，饿得实在不行了，门缝里才会出现他那可怜的身影。

门前的白杨落下了最后一片树叶，冬天就要来了。

“瞧这孩子，冬天这一关怎么逃得过？”看着哥哥那粘着草根、树叶的身影，奶奶象是自问，又象是问天。天是铅灰色的，毫无反映。

终于有一天傍晚，奶奶把我的爹妈叫到跟前，发话了：

“你们结婚已经有些年头了，一直没有生孩子。我看，你们不要等了，干脆就收养这个流浪儿吧，一来积德，二来也可以传递香火。”

这事一提出，我爹妈还没表态，爷爷就站出来反对：

“儿媳妇虽然结婚五、六年了，她还只有二十岁，怎么能说没有生育？再说，我们家里本来就穷，添一个人，添一把斗，吃什么？眼下他一身的疮，哪来的钱治病？粘这种事干涉就大了，弄不好，乡亲乡里还会看笑话。万一死了，谁说得清？”

爷爷的话不无道理。但是，我们家历来是奶奶说了算。爹妈一向都是听奶奶的。

几天后，我爹妈选了个吉日，正式收养了哥哥。

后来的事情还真应验了奶奶的话：一颗露珠显一棵草，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哥哥自到我家，我爹妈就把他当亲生儿子一样精心呵护，访名医，寻草药，给哥哥薰洗，一身的疮居然很快就好了，连个疤痕也没留下。租种两亩水稻，也是连年丰产。第二年生下我，第三年就解放了。

妈妈常说：“你是哥哥带来的，要当好哥哥的影子哦。”

爷爷自从有了我，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爷爷心目中，孙子和土地就成了他的心肝宝贝。白天，只要不是赶场日，——那时，他已经是市面上的墟头，执掌公平秤，买卖双方秤上有争议，都要到他那里去复秤，请他评判。——他都在稻田菜土里干活，而每次回来洗罢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孙子，抱着我亲了又亲。奶奶过世了，爷爷孤身一人。刚解放那阵，旧时的赌场老友也曾偷偷找他说，“伙计，咱们不赌钱，来一碗过把瘾，解解馋，消消闷，行不？”爷爷说，“如今解放了，天天喊禁赌。我是吃了秤砣，——铁心不干了。”爷爷是个明白人，他把全部爱和希望一分为二，一半奉献给刚刚分得的土地，一半倾注在我的身上。

正是由于我的出生，爷爷的感情天平渐渐向我倾斜了，看哥哥不再那么眼顺，哥哥本来就是调皮精，捣蛋鬼，“犯事”是常有的，以往爷爷不在意，有时还“护短”，而现在却没完没了的数落起来，把他当成了“外人”。家父正好相反，认为哥哥命好，弟弟是他“招”的，因而对哥哥宠爱有加，胜于先前。老父子俩常常为哥哥的事争吵，甚至大打出手。

最使我难忘的是：

有一天，李来顺来找哥哥，悄悄对哥哥说，他叔叔同意让他上小学了。哥哥听到这个消息，也动了上学的念头，在家母校面前嘴巴嗫了好几次，欲说又止。家母校读懂了那张还充满稚气的脸胧，就与家父商量此事。家父当即答应让哥哥上学。

在我的记忆中，那几天哥哥最高兴，话也多了。但是，就在开学的前几天，爷爷知道这件事，坚决不答应，认为自己世代是田家，应以种田为业。“只有锅子煮白米，哪有锅子煮文章”。不读书照常能种田、打粮、吃白米。再说，家里并不宽绰，能把他带大成人，对乡村上上下下有一个交待也就够了，还读什么书，打肿脸充胖子。而家父认为，好事要做就做全。孩子正是读书的时候，不上学也是玩，把时间白白耽搁了，太可惜。上小学也花不了几个钱，以后没钱是以后的事，先过这道槛再说。只要尽力了，也就无怨无悔。

两父子为这事整整吵了一冬，连年也没有过好。就在这时，农村发起“扫盲”运动，队上在我这个屋场的正堂屋办起了夜校，黑板是用煤参和石灰抹上墙面的，漆盖当课桌，凳子自己带。

识字课本由村上免费发给。扫盲对象是青一色的大老爷、小伙子，姑奶奶和媳妇们。讲课的是一位老先生，姓李名琼玖，清末秀才，很有来头。他的课讲得特别好，引起了县里的重视，连县长都约见过他。夜校因此颇有名气，外队的小伙子也时常结伴来这里听课。每到晚上，大厅的马灯一亮就热闹了。

目睹这场面，家母就想让哥哥上夜校。她把这个想法跟家父一说，家父不假思索，欣然同意。爷爷也说是个好主意。为了让哥哥学得轻松、学得好，家母每次都比傍人去得早，抢占地势，在最前边摆上一张小桌和一条小凳。

在夜校里，哥哥是唯一的学龄儿童，大家称小人儿。他天资聪明，加上学习认真，没有多久，识字课本就能倒背如流了。星期天，他和小朋友李来顺、李代彩在一起玩，比认字就成了第一个项目。上学的孩子没有谁比得过他。后来，他又学了珠算，会演习“六百六”和“归除”了。

李老先生对哥哥很赏识，讲授方法也就颇有些偏心眼儿。这一来更吸引了学员的心思，大家学得很卖劲。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办校不到半年，一转高级社，夜校也就给风卷走了。哥哥当了放牛娃。

这个时候，我已经上小学。我发现，有很长一段时间，当我清早背起书包走出家门，哥哥就赶着牛，老跟在我后面，目送我转过小山坡。甚至我还发现，教室的窗户傍边，有时会冒出半个调皮的小脸蛋，竖起一只耳朵，在偷听老师讲课，把同学们的视线引了过去。有一次，终于被老师识见了，他拔腿就跑，老师紧追不舍，很快就被抓获了。

同学们一窝蜂拥了上去，把哥哥围在当中，象看西洋镜那样，再瞧哥哥做俘虏的可怜相，我无法忍受了，拼着一口气冲上去，大声说：笑什么笑？他是我哥哥，他想读书，犯了你们啦！

校长成英才老师闻讯赶来，他认识哥哥，抚摸着哥哥的头说，你已经过了上小学的年龄了，好好干你的活去吧。并抓住这个机会，对身边的同学说，想读书的孩子就是好孩子，好样的。你看你们有书读多幸福，可不能把大好机会白白浪费了哟。校长替哥哥解了围，他很体面、很高兴地离去了。

这件事振撼了我幼小的心灵，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映象。我把读书和哥哥紧密联系在一起，只要一进校门，一捧书本，就会想到哥哥，而当我一想到哥哥，这学习的劲头也足了，时间也有了。

可以说，这件事影响了我整个一生。

哥哥实际上比我大七岁。

在我的记忆里，我从小就喜欢跟哥哥在一起玩，人家称我是哥哥的一条“跟屁虫”、“小尾巴”。

记得最初有条水牛，是好几户共的，轮流放牧、管理和使用。牛是耕家之宝，冬天，恐天冷水寒伤牛筋骨，通常不放牛出栏，让它喝温开水，吃干稻草。只有偶然遇上好天气，才放出来溜一溜。这是大老爷们的事，寒冬腊月，他们不干这个，闲得发慌。其它季节，只要不下雨，早晨和下午都得放牧，不过牛倌是青一色的儿童，田园诗中称他们叫“牧童”。轮到我家放牧，自然是哥哥当差了。他似乎很乐意干这件事。

那时候，流经村边的横江还不曾改道，一湾绿水绕着一大片河洲。除了冬季外，滩上总是水草连绵，鲜嫩肥美，一丛丛不知名的野花杂错间生，远远望去，比传说中的湖南湘绣、江苏云锦还要靓丽。在我们小孩子的眼里，它就成了蒙古大草原，是一个天然牧场。来这里放牛的孩子特别多，是牧童聚会、嬉戏、游泳、打斗的理想地方。

这里的放牛娃挺逍遥自在的，三五成群，或下河戏水捉虾，或座在青石板上下草棋，打扑克，或在草地上翻跟斗，比手劲，花样五花八门，有你玩的。

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下河嬉戏，光着屁股在水里游来游去，更多的是分成敌我两队打水仗，好开心。玩腻了水就玩沙，一丝不挂，躺在沙洲上晒太阳，别提多舒服，多自在了。饿了，河洲上有野花生、野果子可供采食。秋天，我们有时候也去田头偷大豆，放在青石板上烧烤着分食。大人见了并不怪罪，只是叫我们“摘老一点的，别把青的糟塌了”就行。

放牛，对哥哥来说，是一种解放。特别是到十四、五岁，爷爷把每天的活都给他排得满满的，早晚各交一担青草，用于垫猪牛栏，白天交两担柴，糊灶口。放牛可以抵杀草的任务，如果牛淘气，跟牛去了，一天的活还可全免。哥哥当然选择放牛。

大约六岁上，我就随同哥哥放牛了。

我们家那条牛膘肥体壮，又高又大。出了牛栏，瞧见左右没人，哥哥就把我抱一牛背，然后自己才攀爬上去。骑牛的感觉真好，那牛也善解人意，左右摇摆着粗壮的腰支，让人晃晃悠悠，挺自在、怪舒服的。从池塘边经过，自顾水中倒影，很有古代骑士那种派头，更是得意洋洋，神气实足。

到了河洲，我们从牛背上滑下来，让牛自个儿埋头吃草。吃饱了喝足了，公牛便伸长脖子，嗡声嗡气的怪叫，而母牛则会竖起耳朵静心探听，睁大眼睛四处顾盼。它们呼朋唤友，腾蹄撒欢，自有一番乐趣，不用孩子们看管。几条公牛有时为了争夺同一条母牛，会发生剧烈的角逐。

但是斗得最凶最狠，甚至连身家性命也敢搭上去的，要算我家那条牛了。在几大牛群中，它很帅气，所有的公牛都怕它，所有的母牛都宠它。它很霸道，即使别的公牛爬上了母牛的脊背，它看不顺眼，也会赶过去干涉，用尖锐的角将其挑下来。它的外号叫“牛魔王”。一次，为了驱赶一条外地公牛，它居然跑了十几里，从樟木峙下河，淌过湘江，仍紧追不放。

哥哥对“牛魔王”很有制服的办法，如果不想让它纵情乱跑，就蹲在牛腹下边，用手搔其下身，把被孩子们称作“金箍棒”的东西逗引出来，用红绒线打个圈，轻轻套住。——此招一出，牛就“雄”不起来，吃饱喝足，只会自觉爬下，看上去挺老实、怪可怜的。这一招既灵又损，哥哥隔三差五才用一回。在更多的日子里，哥哥是很放纵牛的。他发现牛在角逐时，牛绳拖累太重，有时绳索卡在牛蹄缝里，使牛有劲也用不上。于是，一到河洲上，哥哥就把绳索从牛鼻子上解下来，任由它自由发挥，不受牵连。哥哥很爱牛，每次放罢牛，回家前他都要用梳子梳洗牛毛，打理得干干净净。牛也好象服了哥哥。如果不是拼上真正的对手，只要哥哥吹一声口哨，它就会跳出圈子，放弃角逐，跟哥哥走。

哥哥把这些绝活叫会了我。后来，放牛的任务终于落到我的肩上。那时候，我已经上学了。哥哥怕我上学迟到，这了让我准确把握好早晨收工的时间，又教给我一个绝招：瞄准自个儿的人影，选个石子作标记，然后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人影到了13步长时就得牵牛回去，否则赶不上趟。哥哥的专利在小伙伴中很快就传开了，一直到现在也还有人采用这个办法。

哥哥交给我的那条水牛，转高级社前就病死了。被开膛破肚的情景，我至今记得。它劳累一生，奉献一生，死前没有服过药，还挨千刀万剐，使我伤感了好久。此后，我不再吃牛肉。有人还猜测我，“不吃牛肉，准是信什么教”呢。

爷爷对哥哥要求很严，有时近于苛刻。但哥哥很机灵，有一套对副爷爷的办法。

比方说，爷爷要他每天砍三担柴，不完成三担不供饭吃。哥哥想了想，就把大担改成小担，每一担比原先的份量少了三分之一。爷爷很生气，不肯验收。哥哥说：“你是爷爷，你总得说服我，这是不是三担，你一数不就清楚了呀？”我在一旁边也为哥哥帮腔，“一、二、三”数给爷爷看。爷爷没词了，只得认帐。

后来，爷爷换了一个法子，把计担改为计斤，要哥哥每天缴一百五十斤柴。哥哥高高兴兴答应了。傍晚，爷爷从队上收工一回来，就去验收，发现所寻的柴全是刚从树上砍下来的，水份足，很重称，一百五十斤柴全部捆起来，份量还没有原来的一担多。

爷爷气坏了，紧追不舍，要打他屁股。

妈妈识见了，赶上前去，放过哥哥，拦住爷爷，说：“你老人家已经七十多了，别伤了腿脚。柴草是小，身子骨是大。这孩子不争气，交给我吧，看我晚上怎么收拾他。”

妈妈嘴上说要“收拾”，那是哄爷爷的。其实她内心一直都在袒护哥哥。过了妈妈这一关，哥哥给我做了个鬼脸，拔腿就飞了。

爷爷是一个勤快人，自己闲不住，也不肯让人闲。哥哥那时候才十几岁，凭他的小聪明，他也能感受到这一点。他对爷爷的那种“苛刻手段”，始终表现出大度的忍耐和宽容。

究其实，晚年的爷爷已经完全离不开哥哥，哥哥成了他的“龙头拐杖”。

爷爷喜欢看戏。

整个五十年代，农村乡土文化气息特别浓郁。地方戏剧班子如同雨后春笋，纷纷登台亮相。仅我们那个初级社就有三个戏班子，春节从大年初六一直要演到农历二月初八，其他农闲时间、逢墟赶集、生日喜庆，也要演戏，而且一开场就得连演三五个日日夜夜。

爷爷成了戏迷，场场必到。

可是，爷爷过了六十五岁后，视力就下降了，特别是黄昏之后，没有人牵他，即使打着灯笼、火把，再宽的路面他也看不清，至于乡间小道，那就更不用说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牵爷爷看戏”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哥哥肩上。

哥哥很会在爷爷面前献殷情。只要哪能里有演出，不等爷爷打听，他就会在第一时间告诉爷爷。不管爷爷是怎样“教训”他，他偷偷擦干眼泪，就去为爷爷扎好晚上要用的火把。

玩是青少年的天性。那些戏都是老古董，什么旦呀、净呀，谁上场都要咿咿呀呀唱过没完，节奏慢得让人窒息，青少年谁忍耐得了？他们无非是借看戏聚聚头，而哥哥早就成了他们的“孩子王”。所以，哥哥把爷爷安排好，就去会他那班小哥们，跟他们在一起打闹。不过，无论玩心有多重，哥哥也从没有误过接爷爷。他总是正点来到爷爷跟前，牵过爷爷的手，说：戏演完了，我们回家吧，爷爷！

爷爷确实夸过哥哥一回。

记得那一天，爷爷突然说他上眼皮内侧有针一样的东西在扎、在剌，不痛即痒，十分难受。妈妈翻开他的眼皮，左瞧右看，发现不出问题。

爷爷说：“还是让云儿看看，他眼光尖，心细，鬼得很”。

哥哥上去翻开眼皮，说：“爷爷，这上面都长毛了，肯定是它作的祸。”哥哥试着用两片小指甲去夹，夹一根拔一根，费了一上午的劲，把两个眼睛上眼皮内侧的毛刺一根一根地全拔掉了。

说也奇怪，拔了那毛刺，爷爷觉得舒服多了。

那天，我清清楚楚看到，爷爷从长衫里面的口袋中掏出一块钱给哥哥，说是奖励他，让他自己去买牛皮糖。

哥哥有了钱，首先就把我叫了去，一起商量买牛皮糖的事儿。哥哥从来都是这样，他知道爷爷真心痛我，护我，但他却从不妒忌，不“吃醋”。相反，他会把爷爷偶尔对他一丝一毫的怜爱交与我一同分享，让爷爷更加欢欣。

此后，爷爷眼睛一痒就叫哥哥去。哥哥成了爷爷私人眼保健医师，在爷爷心目中的地位也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一九五七年的一个秋夜，爸爸回来告诉爷爷，“再过两天他要送哥哥去远门。”

爷爷问：“到底多远？”

爸爸说：“去界牌瓷厂，离这里有七十多里。”

爷爷一听，愣了！说，“你也知道，我身边不能没有这孩子。你是一队之长，能不能另换一个？”

爸爸说：“我是想过了，可是队上没人报名。解放八年了，哪家的小日子不是过得有滋有味，下田头、蹲灶窝、夜里钻进热被窝，谁还舍得出远门？有人背后还说我呢，又是招工，又是迁户口，天知道这一出门得呆多久？要去人，队长他不是带了个儿子嘛，反正又不是亲生的，让他去不就得了。我也是没法子，才让云儿顶上这个名额，不然，我不好向上面交差。社里催得可急呀！”

妈妈在一旁说：“依我妇道人家看，鸟的翅膀硬了，羽毛丰了，就要放飞。还是别留云儿，信许让他这一去会越走越光明。”

不管爷爷舍不舍得，事关哥哥的前程，最后决定还是让哥哥出门闯一闯。

哥哥临走前忙了一整天，他砍了三担蒿，给爷爷扎了好几大捆火把，说是给爷爷看戏照明用。还把我叫到爷爷跟前，给爷爷看眼睛，一边拔毛刺，一边教我跟着学。

哥哥说：“关键是手法要轻，别让爷爷痛着。”

哥哥走的那天，爷爷柱着拐杖送他到村口，直到看不见人影了才回来。从不流泪的爷爷，这回也潸然泪下。

哥哥当然不曾想到，他这一去就是八年，再也没有见到过爷爷了。

哥哥离家之后，我按照哥哥那样陪伴着、侍候着爷爷，但是爷爷仍在叨唠着哥哥，直到那天午夜溘然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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