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之悲与思
1942年，中国民众处于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不幸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倍受战争的威胁、苛捐杂税的盘削、贫穷的折磨，病痛的煎熬，而雪上加霜的是泱泱的人口大省——河南省民众。是年，河南发生了“触目惊心的大旱灾，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灾民在吃光树皮、野草之后，为了活命，不得不走上险象环生的逃荒之路。这里正在演绎着一场空前的夺命大战——人与灾害、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苦博。这，就是影片《1942》为我们展现的那场灾难的场景。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影片镜头聚焦在两个视角：1942年逃荒路上的灾民和富丽堂皇的重庆蒋介石官邸及美国驻重庆大使馆。
影片的场景在灾民与官方两个方向不断转换：
一边是逃荒路上人们吃光了干树枝、树皮、树叶、野草以果腹；一边是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来到受灾最重的延津县筹措军粮时，县老爷们以名鱼大肉相待。
一边是艰难、无力地自东向西行走在赤地千里上的数百万逃荒大军；一边是起初与灾民相向而行全副武装、荷枪实弹奔赴抗日前线，后来同向而行、溃不成军而又抢掳灾民钱物甚至逃荒工具的国军。(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一边是在饿殍遍野的中原大地上，李主席恳请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减免河南省的三千万担军粮，蒋司令“掷地有声”的回答：饿死一个灾民，地方还是中国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我们就会亡国；一边是李主席千里迢迢来到环境优美、富贵大气的蒋介石官邸，准备向蒋总统面述河南灾情，以求政府援助，却无奈被蒋的幕僚向蒋汇报的一些国内外“大事”而语塞，只好灰溜溜的回到他的驻地去处理那些无粮可食的灾民的那些“小事”。
一边是美国记者白修德凭着职业操守，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片荒野千里的大地上，拍摄的灾民在逃荒路上遇到的一系列凄惨的场面（包括饿狗撕咬那些饿昏了的灾民——狗吃人）；一边是蒋大总统被这些照片所激怒：在他所统辖的大地上，他的子民发生这么大的灾荒他竟“不知道”，他不是为饿死了数百万子民而难过（与他来讲，这是一件很小的事），而是因为竟被一个外国记者揭了“家丑”而动怒。
……………
这块满目苍夷的大地，被凶残而无人性的日军，又狠狠的捅了一刀：他们利用给灾民发放救济粮的手段，“笼络人心”，然后把枪发到灾民手里，让灾民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同室操戈，兄弟相残，那是一种怎样的血腥场面呀？我们不能怪灾民“有奶便是娘”，试想一下，在那种生不如死的境况下，灾民唯一的希望就是有口饭吃，让饿的快要粘连到一起的肠子能有物可填。悲剧也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日军用6万兵力，打败了国军的40万部队！其实国军已经不打自败了：高楼大厦，需要有无数的基石去奠定，基石不牢，大厦何以去附？
影片用强烈的对比手法，惨烈的逃荒画面，无声的告知我们一个道理：后来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的失败不是偶然事件！！一个不但置自己的灾民于不顾，而且加剧灾难蔓延的政府，一个将子民的性命当作草芥蚂蚁一般的政府，怎么能取得胜利？古语所言极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再坚固的大坝，也需要防范小小的蚂蚁洞，“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的。
大至国家，小至个人，皆是同理。
灾难面前的女人们
看《1942》，不能不提及里面的女人们。女人如花，那是形容和平年代，物质生活相对丰实的女人们。影片里面身份不同，结局却相似的两个女人的遭遇告诉我们：在挨饥受饿，生命不保的时候，普通的女人首先是人，是将尊严降低到尘埃里的求取活命的人。
星星是东家老范的女儿，是一位清高自负，有着花一样的年华和青春向往的中学生，逃荒路上仍然不改大小姐的脾性：带着爱猫一起逃荒。逃荒伊始，平日富裕生活带给她的油肠滑肚，使她宁肯把自己的那份干粮让给猫吃，而乐意饿着自己。随着逃荒天数的增多，随着自家的粮食、马车、首饰细软全被撤退的国军抢走，尊严和娇性也在逐渐的消失：先是默许父亲将她的爱猫杀了作为全家的一顿美食，她也分得一杯汤羹；再是一直暗恋她的栓柱，用几块偷来的饼干诱惑她，想和她睡觉，她撕下读书人的脸面，趁乱抢走了一块饼干，如果说这时的她还有一份薄薄的尊严的话，那么，后来逃到洛阳时，她自告奋勇的将自己卖给人贩子，甘当任人玩乐的娼妓，而只为了有一口饭吃时，自尊已经扫地。她用事实说明了：尊严不能当饭吃！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花枝（徐帆扮演）是瞎鹿（冯远征扮演）的老婆。正如她的名字一样，貌美如花，温良贤淑，如果在正常年月，她可能是男人们眼里的的尤物。可不幸她生活在1942年的河南延津，注定了她只能有一个悲惨的命运。逃荒路上，瞎鹿为了给病重的母亲治病，偷偷的准备卖掉女儿，被昏睡着、饿得手无缚鸡之力的花枝听见，母性的力量使她战胜了饥饿带给她的软弱无力，拼死夺回了女儿。正是这样的一位母亲，为了生存，将自己主动地两次要献给栓柱：一次是为了那几块饼干，一次是想被人买走却苦于有两个累赘——她的一双儿女，她想通过栓柱带她的孩子，自己可以金蝉脱身。此时的她，早都不知情为何物，只关心的是她及两个孩子的命何以为续。
虽然冯小刚用的是幽默的手法，可看到这里，让人没法笑场，没有低看花枝，而是自然地接受花枝的行为：正如她从丈夫手里夺回女儿，那是一个母亲的天性使然，不需赞赏一样，此时她的做法也是一个普通女人的本能使然，也无需指责。
对徐帆在《唐山大地震》中的表演不是很苟同，感觉把一位丧子母亲的悲痛，无法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反倒使人感到有一种做秀的成分在其中，主要缘由是徐帆那种独特的、嗲声细语的声腔在作崇。同样是这种声调，徐帆在《1942》中的本色出演，把一个在饥饿面前，人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的那种无奈演绎得很贴切、很到位。
以上是影片告诉我们灾难面前的普通女人们。生活中除了这些普通女人们，还有极品女人。我眼里的极品女人，不是那些家境富裕、自视清高，不食人间烟火的“高贵女子”。而是面对枪口，以“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浪漫而相对的鉴湖女侠——秋瑾；面对铡刀，临危不惧的15岁少女刘胡兰；面对严刑，坚贞不屈的江姐……。这些英烈都属于：人中人，非常人。
慈善从身边做起
影片中的东家老范也是个耐人寻味的角色。在饥荒已经蔓延，大伙都没有什么可吃的时候，他囤积粮食和财物，想独善其身，将他的财物传给他的子孙后代。可没想到的是，命运和他开了一个玩笑：包括他在内的全县72个大户，悉数被抢，更令人喟叹的是：在这场抢夺粮食之战中，他的儿子不幸被急眼的灾民刺死，房屋被烧。
财主的本性是把财物看得高于一切人情。逃荒路上，老范以前的伙计瞎鹿为了给老母治病，想卖掉女儿，和花枝大打出手，老范在实在没法装作看不见的情况下，拿出平平一碗米（他家的马车上拉着沉重的粮食），递给瞎鹿，还不甘心的说：“灾过了还我”。直到他的所有财物和粮食被抢一空时，他才幽幽地说：“啥都没有了，那小米真该借给你们一斗”……
吝啬的老范，最后的结局和普通灾民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比一般的灾民还要惨：老婆和儿媳先后死去，女儿为娼，历经磨难，来到他心目中的圣地——陕西，低头一看，千小心万呵护的小孙子，竟被他在扒火车时给闷死了。这时的他，感觉到逃荒毫无意义，感觉到活着和死了没什么两样，于是凄凄惶惶的一个人向着家的方向蹒跚的走去，哀莫大于心死！一场好戏在他身上还没演完，就早早的谢幕了，更别说流传子孙呢？悲哉！悲哉！
从这个吝啬而又悲哀的东家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现实给他和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课：若想要子孙安好，先用慷慨为子孙载好庇荫树，用善心为子孙铺就阳光道！
无论多么难崖，多灾多难的1942已经随着岁月的流失，泯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今天我们回眸一望，不是寻求责任，而是为了寻求启示：一个国家要永葆其生命力，必须做到：使其政府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使其民众有相对的自由，压抑得太久，就会应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