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些继续走下去的理由

今年的立春比较早，春节刚过，在往年来说还处于凌寒的云贵高原的黔中腹地，已开满了桃花、李花、杏花……。在新的一年刻不容缓地向我们走来的时候，又一年悄然离我们而去，我有些慌乱，因为在我生命的年轮里，我一丝一毫迎接的准备也没有。

岁月是匆匆的，一代人在老去了，又一代人在老着，另外一代人在出生与成长着，每个人都试图把握自己的命运，但更多的时候是身不由己。当我在这人生的长途中累了，坐下来歇歇的时候，特别想捡起一些回忆，一些关于良知的回忆，在我以后的路途中，意冷的时候，寻找一些继续走下去的理由。

一

应该说，我的一生中，对我的生活方式产生根本性影响的是我的父亲和我的老师陈文才先生。可是现在他们都已去了那个冰凉的世界。

我的出生地在贵州普定县一个叫鸡场坡的小地方，贵州山区的基本特征：闭塞、多山、土地贫瘠，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唯一一条通往县城的乡村公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基本通车。

其实，我真正意义上的老家在贵州的织金，祖上有几亩薄田。祖父是幺房，急病去世时，我父亲才三岁，过了四年祖母又撒手西去。七岁的父亲，被我好心的三祖父背去了，好心的三祖父一直倾力供他读书。我父亲在织金县立国民中学毕业不到两年，贵州就解放了。解放后，我父亲辗转来到普定的鸡场坡，做了一曾姓人家的倒插门女婿，创办了鸡场坡的第一所学校。(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陈老师是我父亲开班办学的第一届学生。据后来陈老师介绍，当时的学校简陋到了极点，是把土改中拆下一肖姓地主家的柱头、椽子和村民们出工出力背来的石头、石灰，砌成的几间低矮的小瓦房。学生年龄参差不齐，大的十五、六岁，小的七、八岁。缺少教材，相当一部分学生手中的课本，是我父亲熬了许多夜用毛笔抄写出来的。

陈老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刻苦地学习。后来考上县城中学，再后来就上了大学。他是鸡场坡第一个考取的大学生。

二

从学校毕业后，陈老师被分配在县城的一所中学任教，但工作不到两年，为了照顾父母，他请求调回鸡场坡。

一九九三年未撤区并乡之前，鸡场坡是普定县坪上区的一个小乡。鸡场学校是一所戴帽初中，小学部六个班，初中部三个班（后来初中部扩充到六个班）。

从教师到教导、再到十几年的校长，陈老师把他的一生都教交给了这所学校。

现在的人们都这样评价——鸡场坡教育的高峰期是陈文才老师任校长时期。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八0年到一九九三年陈老师任校长期间，在这所学校读书从而走上工作岗位的就有二百三十余人。对于一个偏僻的山区学校来说，这应该是个惊人的数字。

为什么他任校长期间会有这样的成绩呢？老师们有如下的说法：

其一、以身作则。他不仅是本校校长，而且还兼着指导全乡十几个村校的业务工作，但是他一直坚持上课，基本上是年年把关初三毕业班的课。有这样的领导在前面领头，你不努力行么？其二、公正无私、实事求是。学校具体工作他力求做到公平；对于年终评优、评先进，透明度相当高，从不徇私；敢于抵制一些对教学工作无益的指令，始终坚持着学校是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净土。其三、经济上从不沾边，凡是稍大一点的开支，他都采取民主性公决的方式。其四、关心教职工，遇有不良行为，以正面教育去消除为主，从不整人和打小报告。

任我初中数学课的陈挚老师曾经对我说一件趣事：有一段时间，学校年轻的老师晚上风行起打一块摸二块的小麻将。有一天晚上，大家打得正起兴，突然，老校长一脚踢开门，两大步跨了进来，一把把麻将桌掀翻，劈头盖脸一个几大棒，大家抱头到处找地方躲。他边打边骂：几大爷崽，本子不改，课不备，打你们死路，钱在荷包里跳脚？败家子，玩物丧志，你们晓得不晓得……。第二天开例会，打麻将的几个惴惴不安，但是校长只是作了一些工作上的安排，对于打麻将一事只字未提。但从此以后，没有人再去打麻将了。

陈挚老师充满深情地说：“在这样的校长手下工作有一种舒心的踏实。那时，争着上课、争着辅导学生、认真改卷改本、不时相约家访成了一种不自觉的习惯。在这种务实的环境中，任何歪门邪道、小动作的东西，根本没有市场。学校没定什么繁杂的制度，校长也没在任何会议上谈什么大道理，但是所有的教学工作都那么井井有条，所有的教职工都兢兢业业。”

三

不知是何原因，文革中父亲丢了公职（父亲从来不给我们说他的过去），家景每况愈下。我上初一时，母亲病逝了，家里越发贫困。陈老师打招呼免了我的一切学杂费，仅让我交点书费。他时常来看我父亲，见面就喝酒，他们的谈话不多，似乎一切都融于酒中。

我于一九九三年九月参加工作，工作的单位是一所离家近四十里的名叫煤洞的学校。此时，陈老师已五十来岁了，上面把他调去乡教育站负责关工委等工作。据一些老师说，校长走时，大家心里有一种空空的不着边的想抓也抓不到的又无法名状的失落感。总之，大家都有些手足无措。

一九九四年秋季学期，陈老师来我任课的学校检查工会工作，同我住了一宿，长谈了一宿。主要的话题是围绕我父亲展开的。

他说：“你父亲是个好人，真正的好人。我在读小学，乃至中学，他没少帮助我。不仅我，班上许多家庭较困难的学生都得到他不少资助。文革前，你父亲被调到一个叫大用的学校任负责人，因为批评区上一个管教育的干事同学校一已婚年轻女教师的不正当男女行为。文革中，他们就整你父亲的材料，说他与反革命家属来往，发动人去抓你父亲批斗。其实，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个小学生的父亲是国民党的旧警察，解放时被枪毙了，这小孩的母亲远嫁他乡，小孩与爷爷相依为命，生活十分困难，你父亲时不时送些钱粮给这爷孙俩，所以他们就以此为把柄打击报复你父亲。望着台上那对得意的狗男女，他咽不下这口气，在一个月色微明的晚上，摸着赶了一百五十多里山路，回家了。

“后来鸡场坡公社聘他去做事，培训十几个大队的会计，公社电站、纳支大水库，都是他主持修建的。当时运动一个接一个，动不动就批人、斗人，许多本分的人都在认认真真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秉性刚直的他，终于还是选择了离开。

“你父亲最想做的还是教师。我任校长期间，有一天，我远远看见他坐在学校对面的麦田坎上，在听学生读书，当时我心都碎了。

“文革结束后，教育口平反冤假错案时，许多人都在活动，我劝他也去走走，能送就送点东西。他认为组织会给他澄清事实的。可是，调查组的最后结论是：自动离职，不予复职。其实，全县有不少向他这种现象的都恢复了工作。”

这一夜，我无法入睡，为了维护人格的尊严，父亲没有选择妥协，他把贫病留给了妻子，他让自己子女的生活举步维艰，但是，作为做人来说，他是正确的。

父亲所代表的知识分子深爱自己的家乡，他们想把自己的所学奉献给社会，但是国家爱我们这类人吗？我一直被这个问题所困惑，也许只有上帝知道答案。

四

我结婚后，由于妻子是陈老师堂姐的女儿，每次回岳母家，同他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在一起谈心的机会也多了。

有一天晚上，我问他：“听说有一年，县里要调你去区上工作，你没有去，是什么原因？”“那是一九八四年的事了，”他说，“县里找我谈话，让我去任副区长，但是我婉谢了，并不是我显清高，行政真的不适合我。毛泽东曾经说过：党内无党不成党，派内无派不成派。行政是一个不停地旋转的大染缸，许多东西不由自主，我害怕走进后找不着北。同我一起毕业的同学，许多都搞上去了，当了不小的官，在有些人的眼中，什么是事业？他们只把头上的官帽看作事业。淡一点好，人生就是一张纸，一捅破，什么意思也没有了。我每天教教书，守着父母，看着孩子读书，我知足了。”

“听说你离开学校时，许多老师很难过，直到今天他们都挺怀念同你在一起工作的日子。”我说。

“说实在，我也挺怀念那段日子的。在鸡场学校这么多年，我并没有什么领导高招，我仅仅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用自己的行动去激活大家对工作对生活的最大真诚，这样，还有什么教学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呢？

“宣布我离开学校那天，我确实有失落感，并不是我眷恋校长这个位置。人非草木，与我朝夕相处二十多近三十年的学校，与我有很深感情的老师们，就这样被一张薄薄的公文纸，划上一道沟，一道心理上无法跨过的沟。在教站上班，虽然我天天从这所学校穿过，但是我知道我已不属于这所学校了，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那时，我不仅想到了坐在田坎上的你的父亲。我的头发从那一年就开始白的，我觉得我真的老了。”他幽幽地说。

看着这位伤感的老人，我别过头去，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当时想申请留在学校继续上课，又害怕别人说我别有用心，更害怕因我留下新校长不好开展工作，最终我还是选择离开。”他叹了口气。

“其实，”他接着说，“教书这个职业，你也没有必要把它看成有多少光环笼罩着，你也不要指望，凡是你教过的学生人人都会记住你，中国有句俗语叫：施恩不望报。况且你领国家的工资干事，根本谈不上施恩。真的，教育应该远离功利，否则，我们还能指望什么？”

他感慨地说：“给自己一个平凡的定位，什么都好。”

我从他家出来时，他一直送我，我一再请他留步，此时，人已睡尽了，一张略弯的月挂在西边的天上，拉下了我们一老一少两个身影。

五

二000年农历正月初三的午时，父亲在我的怀里慢慢停止了呼吸。他临终前，愧疚地望着我，很费力地说道：“我对不起你们。”我努力抑制住泪水，说了父子俩一生中唯一的一句书面语言：“不！我们以你为荣。”

按风俗，给亡灵开路那天，要烧一些死者生前用过的东西，让他带到阴间去。我首先把父亲所有的书籍都烧了，我知道他去那个世界仍然离不开书，他要看书。

二00六年，一个落叶飘零的秋天，才退休不到两年的陈文才老师，因脑溢血突然撒手西去。他一生非常孝敬老父老母，可是他却先他们而去了。

他的学生、与他工作过的同事、亲朋好友都来了，花圈排了满满一院落。我看着他遗像上那平和的目光，我想，这些对他并不太重要，我重重地磕了三个头，站了起来，但是我已不能同他说些什么了。

父亲和我最敬爱的老师就这样走了，他们的消逝，竟是这般，如秋叶一片，悄然飘落。

现在，我正流浪他乡，常常看见一些打着哈哈的脸，常常撞见一些看似热情却又无法琢磨的目光，每当此时，会生发些许乡愁，但十几年在外，家乡已没有一寸土可以接纳我了，同家乡的人渐渐地已有隔膜，思乡起来，那情绪有些缥缈、有些空茫。我唯一能思念的只有这两位老人了，他们是真正的真诚的知识分子，小心地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把生命活得平凡而真实。

想想他们，我还有什么理由把灰暗的心情带进我的人生旅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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