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的酸楚
扳着手指头算了又算，我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回儿时的故乡了。
在我的记忆深处中，咱们院子的那群淘气的光屁股小孩子应该还在上学读书吧，和我一起捉迷藏抓蝈蝈的伙伴们应该成家立业了，那些一看见我总是笑呵呵的长辈们也应该硬朗健壮……这就是我离开故乡时的记忆，一直定格在我的心底。
今天单位安排我出差，恰好经过我的故乡，于是便顺道回来看看。家乡还是那个家乡，小时候我们偷偷学游泳的池塘依然荡漾着温柔的波浪，我和小伙伴一起开垦出来的几块土地，现在也被人正儿八经地种上了庄稼，我们鼓动村里大人修的机耕道也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还遗传着十年前的基因，我太熟悉了。
站在村口，我远远望去，首先看到的就是我和父亲一起种植的一丛松柏林，它们高傲地挺立在故乡最高的山尖上，在冬季的寒风中，那是唯一的一丛绿色。这些可爱小家伙已经高出那片枯黄的灌木林半个头，显得特别打眼。也许是因为亲切的缘故，我觉得它们长得都很机灵，如果我能一直照顾他们的话，也许它们应该长得更高一些。山下就是曾家那块号称二亩六的水田，在某年涨洪水时，田埂垮了一个大大的豁口，我还用“蒿子”在那里接过鲫鱼泥鳅呢。现在的田埂依旧留下了一个月牙型的印迹，让人感到丝丝亲切。我的老屋，因为无人照理的缘故，现在已经坍塌了，屋顶的瓦片和檩子之类的东西早就送给邻人了，土墙在雨水和时间的折磨下，也变成了松软的沃土，不知是堂姐还是伯父，很不规则地栽了几棚竹子在里面，也许是缺少阳光雨露的缘故，都长得很瘦弱。几块条石做成的堂屋门框还高傲地矗立在那里，我很熟悉，看了也很激动，但它却对我没有一句语言……
许多直接呼唤我乳名的老人，看到我突然回来了，都很高兴，纷纷同我打着招呼，没有急事的还陪我站着：有的埋怨我没有经常回家看看，有的直接要我回来住几天，有的还像小时候表扬我，夸我聪明能干……埋怨我的，我不得不点头；而挽留我的，我却无言以对，因为我马上就得离开，自己心里正犯愁呢，离开时，怎么向这些热情的老人启齿啊；至于夸我的，却让我的心灵又得到了一次冲击，因为我真的不够能干，混了这么多年，并没有像长辈们期望的那样，出人头地，有模有样。还好，故乡的人没有因为我的普通而鄙弃我，还愿意挽留我，安慰我，让我这颗冰冷了十多年的心多少有些慰藉。
今天我只是顺道回来看看，并不是事业有成或官至大夫而衣锦还乡。十多年了，我在一个所谓的第二故乡漂泊。我也努力去追逐所谓的成功，然而漫漫十年，我的天空依旧灰蒙蒙……也许，我这一辈子会在这莫名其妙的追逐中消亡。因为第二故乡没有“懒羊羊”容留栖身的地方，这里只有淘汰，没有怜悯。(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当听说我回来了，何嬢特别放下手里的活来跟我打招呼。看着她一脸的沧桑，我不知怎么问候她：“何嬢，邓叔身体可好？”“你邓叔啊，已经走了。他是十月初八走的，到今天刚好两个月。”何嬢平静地说道。“什么？”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在我们这个院子里，邓叔是唯一一个六十年代初的高中生。他曾经在全县的很多学校教过书，据说他的书教得不错。许多跟他不太熟悉的人都习惯叫他邓老师，可他却不喜欢这个高雅的称呼。我们村里的人都是直呼他的大名，无论大人还是小孩，他不仅不在乎，反而乐呵呵地答应着。
邓叔确实是一个教书料子，可他却因为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一直没有机会转为正式的教师，老是以一个临时工的身份，在这所学校教几年，在那所学校教几年，工作不仅不稳，待遇也不高，根本无法维持他家里的必要开销，因此日子过得很苦。后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后，邓叔家里的人多，分得的土地就比较宽，邓叔的几个娃娃又还小，全家就靠何孃一个人“主要劳动力”。邓叔实在不忍心看见何孃每天都接近二十小时的忙碌，于是就回家务农了。
邓叔这个人，也许是没教成书的缘故，心里很纠结。他便利用一切空闲时间精心管理着自己的几个儿子，邓叔的孩子都一个接一个跳出了农门。邓叔家也就成了远近闻名的“书香之家”。在院子里，邓叔很少跟别人家的小孩说什么的。不过，我是一个例外。记得从我启蒙读书时起，无论开学还是放假，邓叔只要碰见我，他总喜欢询问我的学习情况。特别是半期和期末考试之后，他总要问我各科的分数的情况，甚至询问我哪些题失分了什么的。如果我的语文考差了，他就介绍一些学习语文的方法给我；如果是数学考差了，他就说他学习数学的经验，在他这种热情的帮助和督促下，我的成绩居然在我们班上一直还可以。有时候，我的班主任来家访，邓叔还主动来我们家跟我的班主任老师交流，说着有关我的话题。邓叔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在我们院子里，跟我同龄的人有十几个，最后只有我考起了学校，还正儿八经地转成了“非农业户口”，吃上了国家粮，洗掉了“黄泥巴脚杆”。所以无论怎样，我得真诚地对邓叔说一句，谢谢。
关于邓叔为什么如此关心我，直到回到家，同父亲说起邓叔时，才略知一二。父亲告诉我，邓叔的父亲和我的爷爷是好朋友，解放前，两家人都住在四面山上，那里山高坡陡，土地贫瘠，交通不便，连上一个最近的街都要花一天时间。后来，两家人积攒了一些钱，就商量着一起跑到这个丘陵地区来租土地，种庄稼。两家人因为是从大山上下来的，舍得累，又互相照应，几年下来就又攒了不少的钱。邓叔的父亲就用这些省吃俭用的钱买了土地，还修了一座带炮楼的大院子，一家人准备在这里生根发芽。
据说，我爷爷从一个地下党那里得知四川很快要解放了，就几次劝邓叔的父亲不要买地，不要修房子什么的，结果邓叔的父亲根本听不进，两个好朋友因此还出现了友谊危机。后来，就在邓叔家房子刚刚修好一两年的样子，四川解放了，土改运动旋即而来，邓叔家里有近百亩的土地，还有一个带炮楼的大院子，结果他家就被划为地主。于是乎，邓叔家的房子被充公，土地被瓜分，不仅一家人的努力化为乌有，而且还成了专政的对象。而我爷爷一家人因为一直是租人家的土地种，当然就是佃农，光荣地成了新中国的主人。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叔一家人因为成份问题受了不少折磨。好在爷爷当时的成份好，在队里有人缘有威望，同时他私底下跟一些革命干部也有交情，就暗地里帮着邓家讲一些好话，想一些办法，这样一来，邓叔一家人就没有被树立为批斗的典型。虽然邓叔一家也逢会必斗，但始终没有成为批斗的主角，因此也少受了一些洋罪。比起我们队上的另外几家地主，有的被打断了脚成了跛子的，有的想不通上吊死了的，邓叔家多少也算幸运了。
当然，在文革期间，我们两家人表面上也是严格划清了界限的，但暗地里却还是有联系。据说我爷爷在文革的后期，头上生了一个大肿瘤，就是邓家偷偷帮着介绍到成都去看的，结果还是没医好。爷爷到死最不放心的就是邓家的事情，他临终时还给我当“队干部”的伯父作了一些具体交代。
听了父亲的介绍，我的心里很是酸楚。嗨，邓爷爷一家人的命真苦。邓叔的命就更苦了，他这样的一个好人，却因为出生在了一个错误的时代而错误了他一生。如今社会好了，生活也好了，他的孩子也个个事业有成了，邓叔应该拥有一份难得的清闲了，然而他却走了，走得如此匆匆，走得如此无声无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