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沉沦
媒体称，著名经济学家、新中国第一位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邹恒甫发文炮轰“贪婪的独立董事”，张维迎、蔡洪斌、陈志武、吴敬琏等主流经济学家统统“中枪”。邹恒甫将“独董”形容为“走狗代言人”。
独立董事制度起源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水门事件”后，众多著名公司的董事卷入行贿丑闻，公众对公司管理层的不信任感加剧，纷纷要求改革公司管理结构。于是，独立董事制度应运而生。在制度的制定者看来，独立董事既不代表出资人，也不代表公司管理层，不拥有上市公司的股份，与公司没有关联或利害关系。独立董事设计的目的就是抑制大股东及管理层的内部控制，损害公司整体利益。
2001年，中国全面引入了这项制度。作为“舶来品”，独董制度在中国独特的背景下，衍生出了一个按某种潜规则形成的、相对固定模式的独董市场，在这个饱受争议的“独董圈”里，以张维迎为代表的“学院派”成为了主力军，知识分子的专业能力和公信力成为了最初他们赢得上市公司青睐的原因。
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独董制度早已背离初衷，逐步演变成了一项福利制度。著名财经评论人皮海洲表示，独立董事往往只挂名拿钱，或者是根据大股东或高管的意图行事，唯唯诺诺。正因如此，独立董事有了花瓶的“美称”。选择在恰当的时间点保持缄默，成为国内大多数独董的“生存法则”。重庆啤酒疫苗失败，涉嫌数据造假，四位独董每人领着5万薪酬，不发一言；紫鑫药业大肆注册空壳公司，三位独董各拿5万年薪，一直隐瞒内情，不为中小股东说一句公正的话；庞大集团上市，业绩频频变脸，五位独董每人拿着8万元，从不发表任何意见；上海医药内讧，财务造假，三位独董更为离谱——直接缺席。
主流经济学家们一边在国有垄断企业当着独立董事，拿着高薪，给垄断企业做传声筒；一遍又大声地批评着垄断体制，满脸忧国忧民的正义形象。
外来的东西到了中国“本土化”以后无一例外的变了质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新的东西到了中国还没有萌芽就开始了腐败”。但上述情形却使我感到由衷的沮丧：列出的名单都是中国经济理论界一流的精英，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是我在大学学习经济学时就已景仰的学者。原来我一直认为，中国大众的素质低下是由于他们的愚昧和糊涂——他们当中很多人甚至识不了个大字，我总以为他们如果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就不至如此。看来，我错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公元前548年，齐国大臣崔杼杀了国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知道后要求史官立即删改，史官坚决不从。崔杼大怒，杀了齐太史。齐太史的弟弟继承太史后仍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遂又遭杀害。齐太史的小弟继位史官直书如故：“崔杼弑其君”。崔杼慑于太史兄弟仨的浩然正气，无可奈何，只好由他直书下去。
2500多年前的封建史官尚能豁出性命，仗义直书，而当今“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高级人才，号称社会的精英却为了“五斗米”而折了腰。面对历史，面对社会，面对大众，情以何堪？一年拿5万，一个月不就是4000多元么？这点钱就把良知卖了？还夹着讲义传道解惑，还戴着眼镜为人师表，没有反胃的感觉么？不出汗么？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称为“士”，翻开中国的历史，历朝历代都有仗义执言的“士”。为了社会的公正，他们大声疾呼，为了江山社稷，他们冒死进谏。他们才是社会的精英、民族的灵魂。正因为有了他们，民族的智慧才没有丧尽，中国的历史才看到闪光。今天，这些“士”竟谄媚于权贵，贪婪于银两！世道何以风范？民族哪有脊梁？
社会精英的沉沦是尤其悲哀的事。因为他们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当中不乏有多年受过西方教育者。人间事理，是非曲直他们了然于心；于人于己，孰轻孰重他们心知肚明。他们良知的缺失使得社会更加晦暗，他们的助纣为虐使得民族的希望更加渺茫。我常常指望着教育能够改变下一代，进而改变我们的民族与社会，而他们就是教育者；我曾将希望寄托于社会精英的身上，认为他们学富五车，通晓大义，勇于担当，而他们却是这般的丑陋。
危巢之下没有完卵了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