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树

多年打拼在外，每当回归，远远望见那绿树掩映的村落时，就很兴奋和亲切，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和任何正常的赤子一样，很恋故乡、爱故乡。但我对故乡却另怀有一种苦辣酸甜的复杂感情。因为她给我留下很多美好回忆的同时，也给我留下了不少悲哀和负面的影像。

故乡行唐北凹村，地处冀中平原和太行山的交界，丘陵地貌，村落密集，人多地少，土壤贫瘠，没有迷人的风景，名气不高，省市级地图上竟找不到她的名字。有点儿本事的都往外跑，随着政治经济的变革，故乡的树也变幻得面目全非。

对故乡有三个难忘的印象。

一是三年自然灾害，那是1958年大跃进后的1960年至1962年，家乡挣扎在天灾人祸的境地，乡亲们缺吃少穿，同时政治上讲阶级斗争，人群分地、富、反、坏、右和中农、贫下中农众多等级，生产队每队都在大树上挂一口铁钟，人们听钟声加队长的呼唤，集体下地干活，被动地劳作着，晚上记工分，按人头和工分比例用秤分生产收获，不能自由买卖，不能随意外出打工，谁都不能说一点对现实不满意的话，冒进的大食堂已把户户搞的没有口粮，村民回归到各做自家饭的传统模式，但当时连年干旱，加之已反目的苏联老大哥要债卡脖子，田野里杂草丛生，庄稼萎靡不振，河水干枯，赤地千里，家家户户都一样穷困，无米下锅，没柴入灶，饥荒笼罩着没有生气的土墙农舍，庄稼欠收，有点不丰的收获也分配不足，人们吃树皮、树叶、草根、草籽，不少人吃成浮肿，很吓人的，村里隔几天就有饿死人的现象，饿死病死的牲畜、猪等动物的肉是绝对争吃的美味。我那时十多岁，上完小，天天饿得前心贴后心，还要随学校去帮生产队挖渠、积肥、推水车等。那时的树虽不多，但是很有贡献的，上级有“低指标、瓜菜代”的宣传口号，瓜菜都奇缺，榆叶、洋槐花、本槐籽、香椿臭椿树叶都是充饥的热门东西，不少树木还要用来当柴烧，树是惨遭砍伐的，甚至树根都要深挖出来做柴用，而煮的饭汤是足以当镜子照人影的，我记得那几年过后，原本隔着树林看不到的邻村，由于树木的剧减，可以通透地看清了，尤其林中混杂的一片大枣树，从此绝迹。肆虐的西北风把河滩的沙尘吹向村口，形成累累流丘，幸存的人与树，共同度过了哪个难忘的年代。

二是文革浩劫让我刻骨铭心。1966年邢台大地震后十年，我那小小的村落毫无防备地遭受了人间浩劫，本来不太和谐的村民关系分成了势不两立的派别，人群或以家族划线，或以亲疏恩怨划界，分成造反派、保皇派等不同组织，人性最无情最虚无狂热的弊端展示无余，社会尊崇闹而优则仕，打、砸、抢风行一时，一切旧的东西，全部否定，人们重政治运动，轻经济发展，互斗栽脏，“黑六类”子女倍受歧视。如我家父兄两代人都是早年投身革命的共产党人，依然被坏人强加了莫须有罪名而遭受围攻打击，村里有个绰号叫“纸老虎”的家伙，就擅长拉帮结伙，挑拨家族矛盾，制造事端，横行乡里，常无端给人扣帽子、行凶打人，成为我人生亲历且仇视的第一个反面典型。人们没有前进目标，人人自危，都争着说自己最忠于毛主席，故那时我这个初涉世的小伙子，对毛泽东崇拜的同时，也颇有成见，这些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啊，可对老百姓有啥实际好处呢？对此自己只可意会，不敢言传。

如此折腾，人们倒霉不说，遗憾的是家乡一带五处常绿翠柏也被文革清除了。处于传统的习惯，过去人们为表达对前辈人的敬仰，在祖坟上栽植常绿翠柏，世代传承，村周边和邻村共有五处常青柏树，每处都有几十株，形成独立的“集团群”，郁郁葱葱，树龄都在百年以上，冬天雪后，白茫茫的野外傲然耸立几处翠柏，成为一景，让人悦目而惬意。每年元宵夜烤火，乡亲们都要整几束柏树枝烧烤，霹雳啪拉的响声，迸发飘溢着柏香味，人们管这叫烤“百（柏）灵（龄）火”，据说这可避邪，延年益寿。而文革对祖坟上的翠柏是不看好的，理所当然斥之为旧封建观念，加上人们顾虑祖坟上的翠柏都要共产充公，文革十年结束，那一片片常绿翠柏全没了踪影！烤“百（柏）灵（龄）火”也成为历史。老婆跟我随军后坦然地说：咱哪个小村没啥留恋的。大有早早搬离而后快的光景(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三是改革开放，故乡巨变。生产队解散了，分田承包到户了，人们实打实地种地、经商、打工、发家致富了，人们比在生产队出工不多，却神奇地取得明显的功效，村里传统的轳碌深水井、水车淘汰了，换成自来水、机井水泵。油盏变电灯，牛车、人力车变成摩托、三马子和汽车。文革初连县城都没有一座二层楼，现在这小村就有好几家二层楼了。乡亲们解决了温饱，正奔小康。但让人忧虑的是，家乡缺乏规划，发展不平衡。房子多了，树木少了，吃穿好了，环境差了。在全县号称“村村通”公路的情况下，村里却没一寸硬化路面，平时走的土路，浇地时变身水渠，道与渠合一。村西口人家建院墙楞向路心大幅挤压，使路仅剩一米八宽，原路边几棵树，大倒其霉，经多年人来车往的磨擦，树干被挂碰、损伤近三分之一，让人惨不忍睹。

尤其是村边的杏树林，过去，春天杏花开时，蜜蜂飞舞，粉红色杏花散发着芳香，扮靓村落。麦收时节，红杏挂满枝头，嘴谗的孩子们趁看管人员不注意，用硬土块投掷过去，杏就会落下几个来，悄然捡来开胃。生产队每年派人挑杏筐担子去外卖，成为一项分红的来源。那杏儿品种好多，有大个的荷包杏，有圆而小的羊粪蛋杏，有杏仁不苦的甜核杏等，好看又好吃，有的杏树古老硕大，树干两人合抱不严，树冠茂盛，一树可收红杏数百上千斤。其中有棵杏树王裸露凸起的根茎常被人们就地用作案板。春节时，它粗壮的树臂，被少年们当做秋千的横梁晃悠，它都忍辱负重。记得村里八十多岁的老爷爷捋着白胡子说：“我小时候这棵杏树就是这样子的。”

可见这杏树，已逾数百年，是故乡的特殊遗产，以它为代表的杏树林，是乡亲们引以自豪的资本、邻村羡慕的对象。文革都没把它折腾了，可开放后，渐富人家盖房的强烈欲望，远超过对杏林的保护，村子旧房废弃，新房猛建，杏树频频被蚕食让位，村子成了中间废墟空旷、四周新房崛起的非常状态，我家曾经住过十几口人的房屋院落，已被晚辈们拆毁，零乱的房地基上参差不齐地生长着一片小树。村里的杏树更是连连遭殃，不知不觉地被消灭光了。另外，路边数棵碗口粗的酸枣树，历经百年都是果实累累，秋季常被路人依托休憩和采摘，现在也荡然无存，而野外树林中的大杨树、杜莉树、槐树和荆棘灌木都不见了，代之以成行成排的速生杨。于是，我自己心里倒嘀咕起来，故乡树的变迁，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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