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这辈子（叙事散文）
（序）
六十年代中后期，曾经同志加兄弟的中苏关系，突然紧张起来。我们那个边陲小城，因为距离中苏的那条界河黑龙江不远，所以备战气氛十分紧张，各单位民兵都配发了武器、街道也开始组织“深挖洞”工程，说是要预防老毛子的原子弹，现在听起来真是让人笑喷。那年秋天，父亲仓促的送走了妈妈和年龄尚小的我们去乡下姥爷家，自己留了下来保卫祖国。那年我七岁。
姥爷的家，在牡丹江地区一个偏僻的不能再偏的村子里，叫什么“羊膀子沟”，据说离着《智取威虎山》里的那个革命圣地“夹皮沟”很近。我们在火车上穿山越岭的熬了一天一夜，天蒙蒙亮时下了火车，那小站叫什么名字，我至今也没能搞清楚，只记得冷清的站台上，一个瘦高而结实的老头推着独轮车，早已等在了那里……
他就是我的姥爷。
（一）
姥爷家的祖籍，原本是在山东的龙口那儿的。虽说靠着海边，出海打鱼是那里人们的主要行当，但姥爷一家却没有下海做渔家，而是世代以开菜园子为生。那会儿，全家人一年到头的蹲在地里，日复一日却也只讨得个日子勉强过得去。(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光绪年间，那块地面儿愈发不安生起来，先是闹捻子，闹日本人，后来义和团“拳乱”、红胡子打家劫舍，再加上连年的灾荒，很多人实在挨不下去，便把营生的希望寄托在了闯关东上，所以逐渐出现了闯关东的移民潮。姥爷家的那个庄子里，一共百十户人家中，就有十之五六去了关东。
说起姥爷一家闯关东的故事，后来听老辈们闲扯，却很富有戏剧性。说是那年大旱，老百姓的肚皮朝不保夕，就连山上的红胡子们也饥饿难耐，频繁的下山抢大户，姥爷住的那个庄子，一个来月就被光顾了三、四次。一天，有几个落了单的红胡子趁着天黑，喝的醉醺醺的溜到了姥爷家，他们仗着手里明晃晃的几杆磨平了膛线的老套筒，硬逼着姥爷一家要吃要喝、要钱要粮。当年还年轻气盛的太姥爷（姥爷的父亲）哥三儿，受不过这等三番五次的窝囊气，一时脑门子青筋蹦起，几棒子下去，竟意外的将一个红胡子打死了。事情发生后，才知道闯了大祸，为免遭报复，在乡里们的帮助下，一大家子匆忙收拾起能够带走的细软，连夜寻了条船出海逃生去了。
就这样，姥爷一家稀里糊涂的闯了关东。
（二）
那年月儿，闯关东的龙口人，走的一般都是海路，然后从遥遥相对的大海那边的东北安东城（今辽宁丹东）港上岸，这样的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航道。姥爷一家当然也不列外，当经过几昼夜在海上的千辛万苦、狼狈不堪的爬上岸时，面对这块陌生的土地和那些在旗满人的大脚女子，姥爷一家茫然若失，好在他们得到了早先来到这里的乡里们的帮衬。其实，自光绪年间闯关东高潮以来，那些亲戚套亲戚的胶东人，就在安东这地方陆续安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胶东圈子，有的村子整个都是闯关东过来的胶东人。这样，姥爷一家在安东城外，一个叫柳林子的地方安顿了下来。
19世纪末，安东这地方还处在人烟稀少的待开发状态，人们的生计主要还是靠海吃海，做着出海打鱼的营生，所以周边的原始荒地闲置的很多，官府对于个人开垦荒地，虽不鼓励，却也是持一种默许的态度，只是当你好不容易的开了几垧耕地后，他们一准会来人，告诉你要按什么狗屁规定缴纳税赋，然后再给你写个耕地地契，统计你的耕地有多少，该交多少税赋什么的。
即使这样，对那些摸爬滚打、世代在土地里讨生活的人来说，也是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的。就这样，姥爷一家人在太姥爷的带领下，开始了自己动手开荒种地的艰苦创业。不久，凭着姥爷一家人开菜园子的手艺和不怕吃苦的那股劲儿，日子一天比一天的好了起来。
到了民国初立（1911年），我姥爷出生那年，家里农忙时临雇佣的短工不算，一年到头在家干活的长工就有十几个，姥爷家在柳林子那块巴掌大的地方，俨然成了比较富裕的大户。
（三）
姥爷12岁那年，太姥爷张罗着给他娶进门一个16岁的小脚女人做童养媳。那时姥爷年龄尚小、还不怎么明白事理，在大人们的吆喝声中牵着这个女人的手，稀里糊涂的拜了天地。这女人就是我的姥姥。
姥姥家里也是山东龙口人，是太姥爷在龙口时同在一个庄上的乡里，只是晚了几年闯的关东。姥姥的父亲靠着祖传的木匠手艺，开了家“木工作坊”，日子过的还满殷实。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正是由于“乡里”这层关系，姥爷家的几挂马车、农具等一般木工活儿，大都在姥姥父亲的“木工作坊”里打制或修理，一来二去的两家越走越近，甚至交为莫逆，最后干脆定下了“娃娃亲”，变为亲家才算作罢。
其实，姥姥这会儿走进姥爷家，并不是计划中的事儿，而是因为家里出了变故。那年春天，姥姥的父亲得了重病，不久便突然离开了人世。家里的顶梁柱没了，“木工作坊”自然开不下去，断了主要经济来源的家，这生计也就一天不如一天了。这样，在太姥爷的提议下，姥姥很不情愿的提早进了姥爷家的门。
姥姥读书很少，写封信都很困难，她五、六岁时便按关里的习俗缠了足，看起来是个柔弱的小脚女人。其实，姥姥很坚韧，也有着许多中国传统女性的那种贤惠、勤劳和容忍的品德，所以姥姥才能一辈子都坚守着这桩并无爱情的婚姻，无论风云怎么变幻、无论世态怎样炎凉，最终让这个家成了一个完整的家。当然，这是后话。
（四）
那年冬天，东北督军张作霖的干将郭松龄在巨流河（今辽河）一带武装反叛，与坐镇奉天的张大帅拼了个你死我活，战事折腾了好几个月，最后还是联合日本人出兵，才算彻底打败了鬼精鬼精的郭鬼子。
这事儿也波及到了安东地界儿，姥爷家里储冬的大白菜，还有些稻谷什么的，就被不知哪路的大兵征调了好几卡车，但幸运的是一颗炮弹也没落到这儿。太姥爷嘟嘟囔囔道：管他谁输谁赢，老百姓的日子该咋过还不得咋过。
那年年根儿，太姥爷的老哥仨儿分了家。其实，这个家早就该分，只是当年太姥爷哥几个初来乍到，只能靠人多力量大，柴多火焰高，才能稳住个家的架子，所以这个家才没有分成。如今媳妇们都已进了门，再加上这连年战祸搅合着，分家也就顺理成章的提上了日程。
太姥爷是老大，自然应该养着老娘、守着家里这一亩三分地儿，而那哥俩儿却不是什么安分的主儿，仗着年轻气盛，还有那么点闯关东的惯性，便又背起撘领，向着东北内地闯了去。后来据老辈们讲，他们一个在吉林的白城子站住了脚、一个在黑龙江的虎林安了家。刚开始还有家书往来，以后由于日本鬼子、苏俄老毛子及国共两军的连年战乱，搅了个东北烽火连天、狼烟四起，所以才逐渐没了消息。
这家一分，屋外面的活儿都压在了太姥爷一个人身上，自然也就顾不得屋内的事儿。太姥爷有三个儿子，大姥爷（姥爷哥哥）是个不务正业的主儿，仗着家里的钱，抽大烟、赌大钱，玩了个乌烟瘴气，根本顾不得家；我的姥爷是老二，虽然成了家，但年龄尚小，离着“立业”还差老大一截子；三姥爷（姥爷弟弟）还在上小学，不让别人照顾他就不错了，所以进门不久的姥姥便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那时候，家里老太太（我姥爷的奶奶）还在，据说姥姥每天晚上天黑前，要把尿盆给老太太放好，老太太醒来之前要把尿盆倒掉。每天做什么饭，姥姥是做不了主的，都要请示老太太，全家十多口人吃的，就连家里雇佣的长、短工的饭食，也要由姥姥一个人准备。现在看，真不知道小脚姥姥是怎样熬过来的。
（五）
姥爷小时候读的是私塾，10多岁才去了安东县立学校念书，当时的课程主要是语文、算术、英语和自然。那时，日本在安东的租借地已经很繁荣了，进入安东的日本人也越来越多，姥爷上学的那个学校就有一个教日文的日本老师。姥爷的英语课程学的不好，有时背不过还挨老师打板子，所以姥爷便干脆转学了日文，由于学日文的孩子不多，姥爷经常得到那个日本教师的帮助，所以关系很好，这种良好的师生关系，为姥爷日后几十年的人生之路，埋下了坎坷的伏笔。
民国十七年（1928年），东北王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了，他的儿子张学良开始主政东北军，不久便“改旗易帜”，服从了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领导。这样，姥爷的学校里也开始讲什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教室里挂起了三民主义的标语。可是刚学了没两年，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人称“满洲事变”。几天后，一大堆的日本军人就进驻了安东，学校里的“三民主义”自然是学不成了，教室里挂着的那些口号，也无一幸免的被摘下来烧掉。
姥爷读国高时，伪满洲国已经在新京（今长春）成立，清末代皇帝溥仪变成了满洲国的执政，不久又登基做了康德皇帝，日历牌儿由大同××年，摇身变作“康德××年”。理所当然的学校课本换成了伪满州国内容的书，日文也成为学校的必修课程。那时姥爷的学习很好，按照今天的说法，应该叫着“学霸”，但对这样频繁的变化还是有些束手无策，好不适应了一阵子。
那年，姥爷国高毕业，太姥爷把他从城里叫了回来，不愿再让他读下去，理由是家里的菜园子缺少人手。其实那个时候，虽然大姥爷由于抽大烟，身体有病，帮不了家里什么忙，但三姥爷却业已长成了半大小子，还有大姥姥和我姥姥在家帮衬着，加之长、短工一大堆人，所以并非少了姥爷不行。之所以让姥爷回来，是太姥爷担心他在城里为日本人做事，从而招引祸根。那年月儿，安东县的地界乱的很，特别是柳林子这地方，因为是安东的市郊，与市里还有一段距离，明里暗里的抗日分子折腾的很厉害，今儿这个日伪汉奸被杀，明儿那个抗日志士被抓，所以还是待在家里，别沾惹日本人更安全。太老爷这一生奉行道理的就是“老老实实干活，舒舒心心吃饭，其他的乱七八糟咱不沾”。
不懂农务的姥爷，百无聊赖的在柳林子的老宅子里待了半年，这期间，我姥姥为他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就是我的大姨。大姨刚满月那天，曾经教过姥爷日文的那个日本老师便找上门来道喜，那时他已经是安东教育界的一个人物了。席间，他苦口婆心的劝说太姥爷，讲他最喜欢的学生就是姥爷，还讲了让姥爷继续上学的许多好处，说的太姥爷万般无奈。
就这样，最终由他推荐，姥爷考取了奉天省地方警察学校。
（六）
那时，伪满洲国成立没几年，东北的反日活动风起云涌，各地的治安状况不容乐观，所以日本人和满洲当局都高度重视警察队伍的建设。当时，那个警察学校分本科、别科及练习所什么的，我姥爷上的是本科，除了学习警察应用术科外，还有“满洲国建国理想高度”等洗脑课程，而且主要是日语授课，姥爷从高小到国高修的都是日文，所以日语基础非常好，课程学的也就不怎么不费劲儿。
但是，自从我见到姥爷，就从没有听他说过日语，只是那年头，在“地雷战”“地道战”等几部电影里，日本鬼子叽里呱啦说日本话时，我姥爷的神情才略显出一丝不屑。我曾问过姥爷这事儿，姥爷不是叉过话题就是沉默。我想，或许是姥爷自己曾经的那些经历，并不能被当时的人们所理解而心有余悸，或许是真的想忘掉那段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的苦难往事，反正直到我姥爷去世也没听他说过一句，哪怕是一个单词。
那年，我姥爷以优异的成绩在那所警察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了“安东县伪警察局”的总务课做文书。当时，做警察的薪水不是很高，能养活一家子人也就很不错了，但管理上却很严格，贪污受贿的事儿虽不能说没有，却真的很少见，因为那年月儿，人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大多数的人还是很珍惜的。至于现在的一些书中或电影里，出现的那些满大街吆五喝六、吃拿卡要的伪满警察模样，可能大多发生在地方保安警察，或者警察所的警区里，所以在姥爷的眼里并未常见。但不知什么原因，老百姓对那时的伪满警察口碑不好，确是事实。
对于政治的认识，我姥爷后来说，那个时候他根本不懂得这个党那个派的，知道的就是干活儿吃饭，但中国人的良心还是有的，心里很清楚自己是亡国奴，什么康德皇帝不过是个傀儡，所谓的满洲国也不过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说：“当然，我们那时候还知道蒋中正是中国的正统”，姥爷说完这句话，自己都笑了。
由于姥爷是正牌警察学校毕业，出了校门便是警尉的衔，这在那个连“认个字儿”都是稀罕事儿的年代，姥爷这文凭，也算是个稀缺的大熊猫。所以没几年，我姥爷很自然的被提拔为总务课副课长，课长是个日本人。
（七）
康德四年（1937年）前后，安东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教育事件”，就是日本人和满州当局针对当时安东城的教育界、知识界及部分商界内，存在的一些具有抗日思想或对日不满情绪的人士，进行镇压和迫害的事件，这些人被称之为什么“思想犯”。那阵子，被戴上“思想犯”帽子的人非死即残，恐怖的很。
那年春天，姥爷有个同学突然告诉他，他读高小时那个学校的马校长，前些天也被当作什么“思想犯”给抓了进去。姥爷听了很吃惊，不敢相信老实巴交的马校长也会是什么“抗日分子”，因为在我姥爷上学那会儿，他就是周遭有名的学问人，不但为人师表，而且为人善良、乐于助人。
那时候上学，许多学生的家里都不是很富裕，有的还是穷人家的孩子，所以学杂费交的不及时是常有的事儿，甚至有的学生干脆就交不起，这时马校长总是笑眯眯的安慰：“不打紧、不打紧，有钱就交，没钱就等等嘛”，后来有几个实在家里穷的，马校长就自己掏腰包帮他们垫上了学费。所以在那个学校读过书的许多学生，跟马校长的感情都是很深的。那个透信儿的同学，就曾被马校长接济过，后来还是马校长帮忙才留校当了老师。
他说：“现在学校很着急，能找的人都找了，就是没有法子了，你在警局里大小是个官儿，能不能帮忙打听一下”。
但姥爷清楚，这次的事儿和以往的帮人不同，这是个很严重的政治事件，日本人根本不会轻易放人，弄不好还要惹祸上身。可姥爷还是凭着他心底的良知，很快便有了活动。他找到了那个已在安东省教育厅当主任的日文老师帮忙，因为有个日本人出面不会引起警察局过多的怀疑，然后自己则从警局的内部入手，经过上下打点、偷梁换柱，动用了许多非正常手段，还真的捞出了马校长，并秘密的把他们全家都送出了安东城。可这件事儿，日本人还是起了疑，他们对姥爷在内的几个警局里的人，进行了一番内部甄别，自然也没有查出什么，结果也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让我姥爷没有想到的是，马校长果真是个“抗日分子”。听说他跑出安东后就去了山里的抗联，以后的几年，一直在南满地区与日本人周旋，后来死在了一次与日本鬼子“讨伐”的战斗中。
（八）
康德九年（1942年）那会儿，姥爷被调到了东港那里的北井子警署，当了署长。那年，姥爷兄弟三人分了家，我姥爷带着姥姥、大姨二姨和舅舅，还有尚在姥姥肚子里的母亲，从安东郊外柳林子的老宅子，搬到了东港的北井子镇上，住处是太姥爷老早就购置的一处房产，为两进四合院，内外两个院子中，有十几间大小房子。
后来妈妈回忆说，她小时候，家里大门的门坎子高的她都爬不进去，院子里还有两棵大树，种了些花草什么的，还养了一缸子的鱼。1948年前后，解放军二进安东，实行了土改政策，因为姥爷曾在伪警局做过事儿，这房子被政府没收了，全家人被撵到乡下一个叫土房身的村子，从此便再也没能回去过。上世纪80年代末，二姨、舅舅和妈妈捧着姥爷老娘的骨灰，千里迢迢的迁回老家祖坟时，曾顺便回去寻找过，但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那些过去了的是是非非，早已是过往烟云无法寻觅了，只能让人一声唏嘘。
姥爷刚到北井子警署那年，日本人正在那里兴建东港港口，所以那里的人群很复杂，街面上赌场、妓院遍布，每到夜幕降临，除了小商小贩的叫卖声，就是吃喝嫖赌贩大烟的人，有时个别警察也混迹其中。为此，姥爷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儿，便从加强治安入手，先后规范了几处妓院赌场、又取缔了几家烟馆，还开除了几个有劣迹的警察。因为这事儿，北井子警署连续被安东省警察厅当做“模范警署”而大肆宣扬，姥爷的大幅照片，还堂而皇之的登在了报纸上。
从此，姥爷在那个地方成了响当当的人物，虽然街面上的百姓议论纷纷、有褒有贬，但在家人的眼里，姥爷却总是很风光的样子。妈妈说：“那时候，咱们家大门口车水马龙、门庭若市的。你姥爷一身的戎装，骑了一匹枣红大马，垮了一口日本长刀，那长筒靴贼亮贼亮的晃眼，身后还总跟着个卫兵，很威风得嘞”。
只是，人生总是讲究个轮回的，尤其在那个谁也说不清楚、弄不明白的纷乱年代，那些浮华，终究沦落为姥爷一生的污点，直到死也没能抖落干净。
（九）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间，日本鬼子突然的急急忙忙撤走了，就连大街上那些日本人开的门面店，也一夜之间关了门，人们这才是知道，小日本儿投降了，东北光复了。
日本人跑了没几天，安东城又来了一帮子苏俄军队，刚开始他们的军纪不是很严格，大街上经常有三三两两的老毛子大兵，喝了大酒后东倒西歪的走，见到年轻的女人还动手动脚，嘻嘻哈哈地笑，吓得那些大姑娘小媳妇们都不敢出家门，后来共产党的民主联军进来了，成立了安东省民主政府，情况才好起来。
苏俄的军队进城不久，便解散了安东城的伪满警察系统，那些原伪满政府的官员们趁机成立了什么地方维持会，收罗了一些原伪满警察、兵痞及社会闲散人员组成“自卫军”，就连被姥爷开除的那几个劣迹警察也都钻了进去，他们名义上维持社会秩序，其实就是想跟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联军对着干，只是在苏俄军队的弹压下，才没敢大动干戈，但还是发生了一些小的摩擦。
那年月儿，所谓的地方维持会和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政府，都在争取社会各界的人士参加他们的组织，姥爷周遭的人有的参加了维持会、自卫军，有的也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姥爷也受到了这两个方面势力的争取，好不矛盾。因为那时候姥爷的脑子里还存在着正统观念，认为国民党是中央政府，代表国家的正统，认为国民党的军队才是正牌军。
那年冬天，太姥爷在柳林子老家病逝了，姥爷趁着这个机会谢绝了那一竿子人的游说和邀请，带了全家回乡奔丧。那时老家已然成了空壳，抽大烟的大姥爷死了几年了，家里只剩的大姥姥带了几个孩子勉强维持。三姥爷早已安家到了安东城里，开了个小店维持生计。由于大姥爷生前的造化，老家的土地已经卖得所剩无几，只留得十几间青砖瓦房孤零零的立在那里。
那时共产党队伍也到了柳林子村，姥爷说：他们和别的队伍不一样，到那儿就给老百姓扫院子、劈柴、挑水什么的、不管当官儿还是当兵的，没有一点架子，坐在炕头上就拉呱。这让姥爷感到很亲近，思想上对共产党有了个好印象。
姥爷在老家，一呆就是大半年，隔了年才又带了全家回了安东城。那年秋天，苏俄红军撤回了国，东北出现了权力真空，国共两党的军队便动起了手、火拼起来。安东城外一连几天炮声隆隆，枪声不断，老百姓都躲在家里，轻易不敢上街，后来共产党的队伍撤走了，国民党的军队开进了城。没有多少天，国民政府派来的那些当官的又着手筹建什么政府、警察机构等，满脑子正统思想的姥爷，便又去了安东县警察局。
（十）
民国三十六年（1947）六、七月，共产党的军队开始大反攻、国民党的部队节节败退，龟缩到了沈阳、长春等几个大城市，轻易不敢露头。刚刚占领安东才半年多的所谓国民政府，也出现了撤离迹象，城里的许多官员乱纷纷的往沈阳跑，街面店铺关门、人心惶惶，整个安东城弥漫着不知是高兴还是难过的气氛。
那天晚上，平时总是穿着制服的姥爷，换上了一身灰色的长袍马褂，头上戴了顶着礼帽出了家门。多年后，妈妈回忆说：那年妈妈才4、5岁，恍惚记得姥爷走出家门口的背影。那天的月亮很圆，所以能看见姥爷高高瘦瘦的身影直直的，还是一副军人做派，然后静静的消失在夜色中。谁想到，他这一走再见面时，已是十多年以后的事了。
姥爷走后不久，安东那地方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便开始了，那次的“土改”主要集中在农村，但为了配合土改运动，城里也搞起了“挖浮产”运动。为这事儿，小脚姥姥被拉去批斗了好几次，让她交代什么狗屁“浮产”，还挨了顿鞭子抽，那幢四合院也被他们来来回回扒翻了四五回，最终没找出什么值钱的东西，到把个姥姥一家老小吓得精神崩溃。最后，他们以姥爷当过伪满警察署长为理由，没收了全部房产，把姥姥一家赶去了乡下。后来知道，那场运动当时的行为确实有点“左”了，上面发现后及时得到了纠正。但直到今天，提起那事儿，妈妈还会浑身颤抖、心有余悸。
搬家那天，小脚姥姥强忍着身心俱痛，把家里能够搬得走的东西，雇了几挂马车拉着，带着四个孩子，黯然的去了一个叫“土房身”的村子。那天，从天蒙蒙亮出发，坑坑洼洼的走了整整一天，当疲惫不堪的下了马车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
住的地方，是政府安排的一个地主家的宅子，那地主由于害怕土改清算，老早就跑的无影无踪了。这宅子是个小的四合院，住了4户人家，都是土改后分得的房子，姥姥一家住北厢房的三间小房。那天晚上，邻居家有个小脚老太太，她煮了一盆的杂拌饭端了过来，这让姥姥感到了许久未有的温暖，眼泪不由自主的掉了下来。
在这以后，姥姥逐步感受到了乡下农民的朴实无华、乐于助人的品德，在他们的帮助下，一家老小终于安顿下来。
（十一）
那年，姥爷逃出安东城后，跑到了沈阳，在那里住进了民国政府设立的散兵接待站，因为那个时候解放军已经发动了辽沈战役（辽西会战），城外炮火连天，沈阳也朝不保夕了，人家还哪有心思搭理像姥爷那样的闲散人员，所以姥爷在那儿一呆就是4、5个月无人问津，姥爷也曾找过有关部门，答复都是自己找出路。
正当姥爷身上的积蓄快要花完时，解放军打进了城。一天，姥爷巧遇了解放军中的一个熟人，这人也是安东的，朝鲜族人，日伪时期姥爷曾帮过他。经他介绍，姥爷改了名子、隐瞒着身份加入了四野部队。由于姥爷有文化，人也安稳，便被他们安排了一个团级后勤部门工作，后来还当上了什么主任。
不久，整个四野部队出关南下。但由于沈阳刚刚解放，特务和国民党残留还时不时的兴风作浪，街面上也不安稳，所以一部分部队留了下来，成了当地驻军，姥爷那个团也在留守序列。
姥爷这一去便杳无音讯，家里头姥姥带着四个孩子，生计都成了问题。万般无奈之下，从未种过地的小脚姥姥被迫下了田，地是政府分得的几亩水田，姥姥那小脚站在水田里插秧是个啥滋味，到现在我都能想象的出来，好在大姨二姨都已长成半大姑娘了，也能帮助家里一把，所以日子勉强过得去。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隔着一条鸭绿江的朝鲜打起来了，中国军队开始屯兵中朝边境，城里的许多政府机构被疏散到了农村，姥姥那个的村子也进驻了一个什么政府机构。那时美国佬的飞机，时不时的跑过来扔几颗炸弹，还把日伪时修建的鸭绿江大桥炸毁一半，所以政府的那帮人就带着老百姓挖了许多防空壕。有一条防空壕就在姥姥家的后院，那时不管白天黑夜，只要凄厉的防空警报一响，姥姥便连滚带爬拽着孩子们跳进防空壕里，有时一天能有个两三回儿。
后来，中国飞机也出现了天空上，只要美国佬飞机过境，就会起飞迎击，所以打那时起，防空警报响起的次数少了许多。有意思的是在与美国佬激烈的空战中，有时候天上会丢下许多汽油桶来，刚开始看这情形，老百姓吓得四处奔逃，还不迭的喊：“飞机拉粑粑了、飞机拉粑粑了”，意思是说飞机扔炸弹了。但时间长了，人们都知道丢下的不是炸弹而是汽油桶，有些淘气的孩子便壮着胆三五成群的跑到那儿揩油，因为油桶摔下来，桶里的油便漏了一地，他们就将浸了油的泥土握在手掌里使劲攥，挤出的油装在水瓶等容器里，留作家里的油灯用。妈妈和舅舅就经常去“揩油”此后一年多家里没买过点灯的煤油。许多年后才明白，那年代飞机的续航能力普遍都短，为了延长续航时间，便在飞机的翅膀或者什么地方挂两个副油箱，俗称“油挑子”，但一旦遭遇敌机就会立刻丢下来，以便是轻装上阵。
中国出兵朝鲜后，撤到台湾的国民政府也来凑热闹，他们派了许多特务潜进来捣乱。那时的舅舅和妈妈还在石桥子小学读书，一天，妈妈和同村的几个同学去上学，路上遇到了一个有着外地口音的家伙问路，还不时的左顾右盼，这引起了她们的怀疑，因为那时学校里总讲怎样预防特务的课，所以人们的警惕性都很高，妈妈和那几个同学急忙跑去报告，带了人抓住了那家伙，经审查他还真是个台湾特务，为此，妈妈她们几个颇风光的受到了学校的表扬。后来，妈妈看电影《铁道卫士》里抓特务的情节时，深有感触的说：“这就是那时候，我们那里的样子”。
（十二）
朝鲜停战那年，大姨出嫁了，她嫁给了邻村一个上大学的书生，后来跟那人去了大连。没几年，二姨也远远的嫁去了黑龙江省的一个边陲小城，二姨夫是个吃商品粮的工人，安安分分的生活倒也安生。
一下子走了两个劳动力，家里生计顿生困顿，那时候舅舅和妈妈白天上学，晚上跟着大人赶海，放假了还得帮姥姥下地干活儿，忙了个不亦乐乎，还是顾不得嘴，填不饱肚子。到了1959年，也就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初年，这种情况更是雪上加霜，此时，不知道是谁出了个馊主意，开展什么“深翻地”运动，结果两三尺下的生土翻了上来，种下的种子却连苗儿都不出，村子里人实在过不下去，出现了整家整户出外讨生活的景象。
那年，妈妈高小刚毕业，便在姥姥的支持下，也随着出外讨生活的人流，千辛万苦的去了黑龙江的二姨家。其实，当时姥姥和舅舅也是要走的，只是因为政府看的紧才没走成。那年头，由于饥荒，农村人口流失严重，所以政府出台了限制人口外流的政策，各村子都派了人蹲守，就连火车站、汽车站也设了管卡。妈妈走时，就被截在火车站呆了三天，因为是个小姑娘，门卫看的不严，所以妈妈才能哄骗过门卫，偷偷上了火车。
二姨那儿是个新兴城市，就业的机会很多，所以妈妈在家没有几日，便去了矿区上班了。那时，矿区的工人大都是从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的农村招来的，识字的人不多，因为妈妈是高小毕业，单位领导非常重视，推荐她去市里的“工学院”学习了一年，回来后安排当了会计。
转过年来，姥姥舅舅跟着村里几户人家也逃了出来，跑到黑龙江的虎林时，给二姨家去了封信。二姨得信儿后，便让妈妈去虎林，把他们接回了二姨家。就这样，姥姥一家终于在二姨家又一次团聚。
吃穿不愁时，姥姥的心思却重了起来，妈妈和二姨知道姥姥是在想念姥爷，便和二姨四下里打听。一天，姥爷的信终于来了，那邮寄地址是沈阳。看到这儿，妈妈二姨和舅舅感慨万千，当初离了老家那么近，却是老死不相往来十几年，而这时姥姥早已泪流满面。
其实，原本姥爷在部队干的好好的，连年受表彰不说，还当上了什么后勤主任，因怕连累家人，才没敢和家里联系。想不到1952年初，那场席卷全国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迅雷不及掩耳的袭来，姥爷的老底儿被揭发出来。但因这几年姥爷的革命工作表现尚好，部队领导只是给姥爷开除了军籍，戴了个“坏分子”（后改为“五类分子”）的帽子，交给地方管制劳动。至于那些年，姥爷在沈阳生活的怎样，有没有了别的女人，姥爷没有说，家里也没有问，所以也就无从知道了。
一年后，姥爷顶着“五类分子”的帽子回来了，那黑黑瘦瘦的脸上，刻着几许沧桑。
（十三）
那年，远在大连的大姨病故了，死时只有三十来岁。这件事儿，家里人谁也没敢告诉姥爷姥姥，害怕他们过度伤心。大姨是家里的老大，她比妈妈大了11岁，在那些艰苦的年月， 姥爷音讯皆无，风雨飘摇的家多亏有了大姨撑着，才给了姥姥生活下去的勇气，所以姥姥对大姨的感情很深。十几年后，思念心切的姥姥，最终得知大姨去世的消息时，还是伤心的一病不起，再也没有好起来。
1964年，又一场运动开始了，那就是“四清”运动。那年月儿，杂七杂八的运动就像大海里的潮头，一浪接着一浪，让人担惊受怕。这会儿，姥爷头上那顶“五类分子”的帽子，幽灵般的成了他“下放”的理由，所谓“下放”，就是要解回原籍接受改造。姥姥坚定的要跟姥爷走，已在市二轻局工作的舅舅也吵着跟回去，但姥爷姥姥最终说服了舅舅，带着姥姥怅然离开了二姨家。那年，姥爷姥姥都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人这辈子，谁都想活得辉煌些，但这往往就要承受比常人更多的痛苦，这东西你不能改变，也不能左右，这是命运使然，尤其是在那个不知道是对、还是错的年代。
在回乡的火车上，姥爷认识了一个有着同样遭遇的一家人，他们家是地主成分。他对姥爷道：“咱回去也是受罪，不如就近找个地儿算了”。
姥爷道：“哪有咱们这等人呆的地儿啊”
那人道：“我有个亲戚就在牡丹江那儿，叫羊膀子沟，要不咱们试试”。就这样，姥爷揣着试试的心境，跟着他去了那里。
那次我初见到姥爷，姥爷已在那里生活了六、七年。那天，他用独轮车推着我和弟弟，在崎岖的山路上走了大半天的路，太阳西落时才从两山间的缝隙里挤进了村子。今天想想，那里似乎比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还要美好，那山葱葱、那水潺潺，那里的人们怡然自乐，可能就是因为“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缘故吧。
（十四）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姥爷那顶“五类分子”的狗皮帽子，也没听说谁给摘了，却再也没有人提起此事，但姥爷姥姥却渐渐老了。
一天，姥爷来了封信，说姥姥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了，这阵子天天念叨着大姨，非要姥爷带她去大连找，而且态度坚决。接到信，妈妈二姨和舅舅急忙收拾行囊，坐了火车跑去羊膀子沟。当在姥姥的坚持下，万般无奈的告诉姥姥，大姨已去世多年的消息时，姥姥心痛的昏厥了过去，从此身体垮了下去。妈妈她们把姥爷姥姥接了回来，从此再也没有去过那个曾经让姥爷姥姥，躲避了十几年风雨的“桃花源”。
那年，姥姥去世了，远离了尘世的纷扰，安静的去了她的天国。她也许还有许多遗憾，但她这辈子已经做了她能够做到的一切，剩下的也只能去交给那个糟糕的年代了。妈妈她们商量着把姥姥的骨灰迁回丹东（原安东）老家，但姥爷抱在手里不放手，他说：“等到了时候，把我们一起送回去吧”。
姥姥去世后，姥爷那直直的腰板，也一点点的塌了下来，但他心气儿还在。他让舅舅给他买了个称体重、量身高、测性格的电子称，每天摆在商场门口，他不是为了挣钱，他是在看着自己，还能不能跟上这个飞速旋转的世界。
那年的大年初一，我去舅舅家拜年，远远的就看到姥爷仍在商场门口守着他那个宝贝仪器。那天的天上飘着小雪，他坐在小马扎上，雪花儿静静落在身上，默然成塑，就宛若罗丹的雕塑《思想者》。
席间，我要给姥爷一个红包，他坚决不收。而是抖抖的从怀里，掏出用普通红纸叠好的四四方方的小红包，每人一份的发给孩子们，然后看着孩子们的小甜嘴叫着“身体健康、万寿无疆”之类的话儿，他咧开嘴开心的笑了。
1989年春天，姥爷去了天堂，舅舅说：姥爷是微笑着走的，他不怨这世界，他没有遗憾……
（尾）
那年，我第一次见到姥爷时，他送我两本书，是鲁迅的《彷徨》和《呐喊》，在一本书的扉页上，他写道：“这人说我好，那人说我更好，还有人说我比你们都好。其实，说好的不一定就好，说不好的也不一定就不好，闭嘴最好”。
我终究没弄明白姥爷这句话的意思，但我知道，这是姥爷留给他自己、也是留给这世界最后的话儿，也许只有他自己懂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