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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爷这辈子(叙事散文)

2018-03-13 11:17 作者:山中的水  | 10条评论 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序)

六十年代中后期,曾经同志加兄弟的中苏关系,突然紧张起来。我们那个边陲小城,因为距离中苏的那条界河黑龙江不远,所以备战气氛十分紧张,各单位民兵都配发了武器、街道也开始组织“深挖洞”工程,说是要预防老毛子的原子弹,现在听起来真是让人笑喷。那年秋天父亲仓促的送走了妈妈和年龄尚小的我们去乡下姥爷家,自己留了下来保卫祖国。那年我七岁。

姥爷的家,在牡丹江地区一个偏僻的不能再偏的村子里,叫什么“羊膀子沟”,据说离着《智取威虎山》里的那个革命圣地“夹皮沟”很近。我们在火车上穿山越岭的熬了一天一,天蒙蒙亮时下了火车,那小站叫什么名字,我至今也没能搞清楚,只记得冷清的站台上,一个瘦高而结实的老头推着独轮车,早已等在了那里……

他就是我的姥爷。

(一)

姥爷家的祖籍,原本是在山东的龙口那儿的。虽说靠着海边,出海打鱼是那里人们的主要行当,但姥爷一家却没有下海做渔家,而是世代以开菜园子为生。那会儿,全家人一年到头的蹲在地里,日复一日却也只讨得个日子勉强过得去。(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光绪年间,那块地面儿愈发不安生起来,先是闹捻子,闹日本人,后来义和团“拳乱”、红胡子打家劫舍,再加上连年的灾荒,很多人实在挨不下去,便把营生的希望寄托在了闯关东上,所以逐渐出现了闯关东的移民潮。姥爷家的那个庄子里,一共百十户人家中,就有十之五六去了关东。

说起姥爷一家闯关东的故事,后来听老辈们闲扯,却很富有戏剧性。说是那年大旱,老百姓的肚皮朝不保夕,就连山上的红胡子们也饥饿难耐,频繁的下山抢大户,姥爷住的那个庄子,一个来月就被光顾了三、四次。一天,有几个落了单的红胡子趁着天黑,喝的醉醺醺的溜到了姥爷家,他们仗着手里明晃晃的几杆磨平了膛线的老套筒,硬逼着姥爷一家要吃要喝、要钱要粮。当年还年轻气盛的太姥爷(姥爷的父亲)哥三儿,受不过这等三番五次的窝囊气,一时脑门子青筋蹦起,几棒子下去,竟意外的将一个红胡子打死了。事情发生后,才知道闯了大祸,为免遭报复,在乡里们的帮助下,一大家子匆忙收拾起能够带走的细软,连夜寻了条船出海逃生去了。

就这样,姥爷一家稀里糊涂的闯了关东。

(二)

那年月儿,闯关东的龙口人,走的一般都是海路,然后从遥遥相对的大海那边的东北安东城(今辽宁丹东)港上岸,这样的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航道。姥爷一家当然也不列外,当经过几昼夜在海上的千辛万苦、狼狈不堪的爬上岸时,面对这块陌生的土地和那些在旗满人的大脚女子,姥爷一家茫然若失,好在他们得到了早先来到这里的乡里们的帮衬。其实,自光绪年间闯关东高潮以来,那些亲戚套亲戚的胶东人,就在安东这地方陆续安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胶东圈子,有的村子整个都是闯关东过来的胶东人。这样,姥爷一家在安东城外,一个叫柳林子的地方安顿了下来。

19世纪末,安东这地方还处在人烟稀少的待开发状态,人们的生计主要还是靠海吃海,做着出海打鱼的营生,所以周边的原始荒地闲置的很多,官府对于个人开垦荒地,虽不鼓励,却也是持一种默许的态度,只是当你好不容易的开了几垧耕地后,他们一准会来人,告诉你要按什么狗屁规定缴纳税赋,然后再给你写个耕地地契,统计你的耕地有多少,该交多少税赋什么的。

即使这样,对那些摸爬滚打、世代在土地里讨生活的人来说,也是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的。就这样,姥爷一家人在太姥爷的带领下,开始了自己动手开荒种地的艰苦创业。不久,凭着姥爷一家人开菜园子的手艺和不怕吃苦的那股劲儿,日子一天比一天的好了起来。

到了民国初立(1911年),我姥爷出生那年,家里农忙时临雇佣的短工不算,一年到头在家干活的长工就有十几个,姥爷家在柳林子那块巴掌大的地方,俨然成了比较富裕的大户。

(三)

姥爷12岁那年,太姥爷张罗着给他娶进门一个16岁的小脚女人做童养媳。那时姥爷年龄尚小、还不怎么明白事理,在大人们的吆喝声中牵着这个女人的手,稀里糊涂的拜了天地。这女人就是我的姥姥。

姥姥家里也是山东龙口人,是太姥爷在龙口时同在一个庄上的乡里,只是晚了几年闯的关东。姥姥的父亲靠着祖传的木匠手艺,开了家“木工作坊”,日子过的还满殷实。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正是由于“乡里”这层关系,姥爷家的几挂马车、农具等一般木工活儿,大都在姥姥父亲的“木工作坊”里打制或修理,一来二去的两家越走越近,甚至交为莫逆,最后干脆定下了“娃娃亲”,变为亲家才算作罢。

其实,姥姥这会儿走进姥爷家,并不是计划中的事儿,而是因为家里出了变故。那年天,姥姥的父亲得了重病,不久便突然离开了人世。家里的顶梁柱没了,“木工作坊”自然开不下去,断了主要经济来源的家,这生计也就一天不如一天了。这样,在太姥爷的提议下,姥姥很不情愿的提早进了姥爷家的门。

姥姥读书很少,写封信都很困难,她五、六岁时便按关里的习俗缠了足,看起来是个柔弱的小脚女人。其实,姥姥很坚韧,也有着许多中国传统女性的那种贤惠、勤劳和容忍的品德,所以姥姥才能一辈子都坚守着这桩并无情的婚姻,无论风云怎么变幻、无论世态怎样炎凉,最终让这个家成了一个完整的家。当然,这是后话。

(四)

那年天,东北督军张作霖的干将郭松龄在巨流河(今辽河)一带武装反叛,与坐镇奉天的张大帅拼了个你死我活,战事折腾了好几个月,最后还是联合日本人出兵,才算彻底打败了鬼精鬼精的郭鬼子。

这事儿也波及到了安东地界儿,姥爷家里储冬的大白菜,还有些稻谷什么的,就被不知哪路的大兵征调了好几卡车,但幸运的是一颗炮弹也没落到这儿。太姥爷嘟嘟囔囔道:管他谁输谁赢,老百姓的日子该咋过还不得咋过。

那年年根儿,太姥爷的老哥仨儿分了家。其实,这个家早就该分,只是当年太姥爷哥几个初来乍到,只能靠人多力量大,柴多火焰高,才能稳住个家的架子,所以这个家才没有分成。如今媳妇们都已进了门,再加上这连年战祸搅合着,分家也就顺理成章的提上了日程。

太姥爷是老大,自然应该养着老娘、守着家里这一亩三分地儿,而那哥俩儿却不是什么安分的主儿,仗着年轻气盛,还有那么点闯关东的惯性,便又背起撘领,向着东北内地闯了去。后来据老辈们讲,他们一个在吉林的白城子站住了脚、一个在黑龙江的虎林安了家。刚开始还有家书往来,以后由于日本鬼子、苏俄老毛子及国共两军的连年战乱,搅了个东北烽火连天、狼烟四起,所以才逐渐没了消息。

这家一分,屋外面的活儿都压在了太姥爷一个人身上,自然也就顾不得屋内的事儿。太姥爷有三个儿子,大姥爷(姥爷哥哥)是个不务正业的主儿,仗着家里的钱,抽大烟、赌大钱,玩了个乌烟瘴气,根本顾不得家;我的姥爷是老二,虽然成了家,但年龄尚小,离着“立业”还差老大一截子;三姥爷(姥爷弟弟)还在上小学,不让别人照顾他就不错了,所以进门不久的姥姥便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那时候,家里老太太(我姥爷的奶奶)还在,据说姥姥每天晚上天黑前,要把尿盆给老太太放好,老太太醒来之前要把尿盆倒掉。每天做什么饭,姥姥是做不了主的,都要请示老太太,全家十多口人吃的,就连家里雇佣的长、短工的饭食,也要由姥姥一个人准备。现在看,真不知道小脚姥姥是怎样熬过来的。

(五)

姥爷小时候读的是私塾,10多岁才去了安东县立学校念书,当时的课程主要是语文、算术、英语和自然。那时,日本在安东的租借地已经很繁荣了,进入安东的日本人也越来越多,姥爷上学的那个学校就有一个教日文的日本老师。姥爷的英语课程学的不好,有时背不过还挨老师打板子,所以姥爷便干脆转学了日文,由于学日文的孩子不多,姥爷经常得到那个日本教师的帮助,所以关系很好,这种良好的师生关系,为姥爷日后几十年的人生之路,埋下了坎坷的伏笔。

民国十七年(1928年),东北王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了,他的儿子张学良开始主政东北军,不久便“改旗易帜”,服从了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领导。这样,姥爷的学校里也开始讲什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教室里挂起了三民主义的标语。可是刚学了没两年,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人称“满洲事变”。几天后,一大堆的日本军人就进驻了安东,学校里的“三民主义”自然是学不成了,教室里挂着的那些口号,也无一幸免的被摘下来烧掉。

姥爷读国高时,伪满洲国已经在新京(今长春)成立,清末代皇帝溥仪变成了满洲国的执政,不久又登基做了康德皇帝,日历牌儿由大同××年,摇身变作“康德××年”。理所当然的学校课本换成了伪满州国内容的书,日文也成为学校的必修课程。那时姥爷的学习很好,按照今天的说法,应该叫着“学霸”,但对这样频繁的变化还是有些束手无策,好不适应了一阵子。

那年,姥爷国高毕业,太姥爷把他从城里叫了回来,不愿再让他读下去,理由是家里的菜园子缺少人手。其实那个时候,虽然大姥爷由于抽大烟,身体有病,帮不了家里什么忙,但三姥爷却业已长成了半大小子,还有大姥姥和我姥姥在家帮衬着,加之长、短工一大堆人,所以并非少了姥爷不行。之所以让姥爷回来,是太姥爷担心他在城里为日本人做事,从而招引祸根。那年月儿,安东县的地界乱的很,特别是柳林子这地方,因为是安东的市郊,与市里还有一段距离,明里暗里的抗日分子折腾的很厉害,今儿这个日伪汉奸被杀,明儿那个抗日志士被抓,所以还是待在家里,别沾惹日本人更安全。太老爷这一生奉行道理的就是“老老实实干活,舒舒心心吃饭,其他的乱七八糟咱不沾”。

不懂农务的姥爷,百无聊赖的在柳林子的老宅子里待了半年,这期间,我姥姥为他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就是我的大姨。大姨刚满月那天,曾经教过姥爷日文的那个日本老师便找上门来道喜,那时他已经是安东教育界的一个人物了。席间,他苦口婆心的劝说太姥爷,讲他最喜欢的学生就是姥爷,还讲了让姥爷继续上学的许多好处,说的太姥爷万般无奈。

就这样,最终由他推荐,姥爷考取了奉天省地方警察学校。

(六)

那时,伪满洲国成立没几年,东北的反日活动风起云涌,各地的治安状况不容乐观,所以日本人和满洲当局都高度重视警察队伍的建设。当时,那个警察学校分本科、别科及练习所什么的,我姥爷上的是本科,除了学习警察应用术科外,还有“满洲国建国理想高度”等洗脑课程,而且主要是日语授课,姥爷从高小到国高修的都是日文,所以日语基础非常好,课程学的也就不怎么不费劲儿。

但是,自从我见到姥爷,就从没有听他说过日语,只是那年头,在“地雷战”“地道战”等几部电影里,日本鬼子叽里呱啦说日本话时,我姥爷的神情才略显出一丝不屑。我曾问过姥爷这事儿,姥爷不是叉过话题就是沉默。我想,或许是姥爷自己曾经的那些经历,并不能被当时的人们所理解而心有余悸,或许是真的想忘掉那段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的苦难往事,反正直到我姥爷去世也没听他说过一句,哪怕是一个单词。

那年,我姥爷以优异的成绩在那所警察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了“安东县伪警察局”的总务课做文书。当时,做警察的薪水不是很高,能养活一家子人也就很不错了,但管理上却很严格,贪污受贿的事儿虽不能说没有,却真的很少见,因为那年月儿,人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大多数的人还是很珍惜的。至于现在的一些书中或电影里,出现的那些满大街吆五喝六、吃拿卡要的伪满警察模样,可能大多发生在地方保安警察,或者警察所的警区里,所以在姥爷的眼里并未常见。但不知什么原因,老百姓对那时的伪满警察口碑不好,确是事实。

对于政治的认识,我姥爷后来说,那个时候他根本不懂得这个党那个派的,知道的就是干活儿吃饭,但中国人的良心还是有的,心里很清楚自己是亡国奴,什么康德皇帝不过是个傀儡,所谓的满洲国也不过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说:“当然,我们那时候还知道蒋中正是中国的正统”,姥爷说完这句话,自己都笑了。

由于姥爷是正牌警察学校毕业,出了校门便是警尉的衔,这在那个连“认个字儿”都是稀罕事儿的年代,姥爷这文凭,也算是个稀缺的大熊猫。所以没几年,我姥爷很自然的被提拔为总务课副课长,课长是个日本人。

(七)

康德四年(1937年)前后,安东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教育事件”,就是日本人和满州当局针对当时安东城的教育界、知识界及部分商界内,存在的一些具有抗日思想或对日不满情绪的人士,进行镇压和迫害的事件,这些人被称之为什么“思想犯”。那阵子,被戴上“思想犯”帽子的人非死即残,恐怖的很。

那年春天,姥爷有个同学突然告诉他,他读高小时那个学校的马校长,前些天也被当作什么“思想犯”给抓了进去。姥爷听了很吃惊,不敢相信老实巴交的马校长也会是什么“抗日分子”,因为在我姥爷上学那会儿,他就是周遭有名的学问人,不但为人师表,而且为人善良、乐于助人。

那时候上学,许多学生的家里都不是很富裕,有的还是穷人家的孩子,所以学杂费交的不及时是常有的事儿,甚至有的学生干脆就交不起,这时马校长总是笑眯眯的安慰:“不打紧、不打紧,有钱就交,没钱就等等嘛”,后来有几个实在家里穷的,马校长就自己掏腰包帮他们垫上了学费。所以在那个学校读过书的许多学生,跟马校长的感情都是很深的。那个透信儿的同学,就曾被马校长接济过,后来还是马校长帮忙才留校当了老师。

他说:“现在学校很着急,能找的人都找了,就是没有法子了,你在警局里大小是个官儿,能不能帮忙打听一下”。

但姥爷清楚,这次的事儿和以往的帮人不同,这是个很严重的政治事件,日本人根本不会轻易放人,弄不好还要惹祸上身。可姥爷还是凭着他心底的良知,很快便有了活动。他找到了那个已在安东省教育厅当主任的日文老师帮忙,因为有个日本人出面不会引起警察局过多的怀疑,然后自己则从警局的内部入手,经过上下打点、偷梁换柱,动用了许多非正常手段,还真的捞出了马校长,并秘密的把他们全家都送出了安东城。可这件事儿,日本人还是起了疑,他们对姥爷在内的几个警局里的人,进行了一番内部甄别,自然也没有查出什么,结果也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让我姥爷没有想到的是,马校长果真是个“抗日分子”。听说他跑出安东后就去了山里的抗联,以后的几年,一直在南满地区与日本人周旋,后来死在了一次与日本鬼子“讨伐”的战斗中。

(八)

康德九年(1942年)那会儿,姥爷被调到了东港那里的北井子警署,当了署长。那年,姥爷兄弟三人分了家,我姥爷带着姥姥、大姨二姨和舅舅,还有尚在姥姥肚子里的母亲,从安东郊外柳林子的老宅子,搬到了东港的北井子镇上,住处是太姥爷老早就购置的一处房产,为两进四合院,内外两个院子中,有十几间大小房子。

后来妈妈回忆说,她小时候,家里大门的门坎子高的她都爬不进去,院子里还有两棵大树,种了些花草什么的,还养了一缸子的鱼。1948年前后,解放军二进安东,实行了土改政策,因为姥爷曾在伪警局做过事儿,这房子被政府没收了,全家人被撵到乡下一个叫土房身的村子,从此便再也没能回去过。上世纪80年代末,二姨、舅舅和妈妈捧着姥爷老娘的骨灰,千里迢迢的迁回老家祖坟时,曾顺便回去寻找过,但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那些过去了的是是非非,早已是过往烟云无法寻觅了,只能让人一声唏嘘。

姥爷刚到北井子警署那年,日本人正在那里兴建东港港口,所以那里的人群很复杂,街面上赌场、妓院遍布,每到夜幕降临,除了小商小贩的叫卖声,就是吃喝嫖赌贩大烟的人,有时个别警察也混迹其中。为此,姥爷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儿,便从加强治安入手,先后规范了几处妓院赌场、又取缔了几家烟馆,还开除了几个有劣迹的警察。因为这事儿,北井子警署连续被安东省警察厅当做“模范警署”而大肆宣扬,姥爷的大幅照片,还堂而皇之的登在了报纸上。

从此,姥爷在那个地方成了响当当的人物,虽然街面上的百姓议论纷纷、有褒有贬,但在家人的眼里,姥爷却总是很风光的样子。妈妈说:“那时候,咱们家大门口车水马龙、门庭若市的。你姥爷一身的戎装,骑了一匹枣红大马,垮了一口日本长刀,那长筒靴贼亮贼亮的晃眼,身后还总跟着个卫兵,很威风得嘞”。

只是,人生总是讲究个轮回的,尤其在那个谁也说不清楚、弄不明白的纷乱年代,那些浮华,终究沦落为姥爷一生的污点,直到死也没能抖落干净。

(九)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间,日本鬼子突然的急急忙忙撤走了,就连大街上那些日本人开的门面店,也一夜之间关了门,人们这才是知道,小日本儿投降了,东北光复了。

日本人跑了没几天,安东城又来了一帮子苏俄军队,刚开始他们的军纪不是很严格,大街上经常有三三两两的老毛子大兵,喝了大酒后东倒西歪的走,见到年轻的女人还动手动脚,嘻嘻哈哈地笑,吓得那些大姑娘小媳妇们都不敢出家门,后来共产党的民主联军进来了,成立了安东省民主政府,情况才好起来。

苏俄的军队进城不久,便解散了安东城的伪满警察系统,那些原伪满政府的官员们趁机成立了什么地方维持会,收罗了一些原伪满警察、兵痞及社会闲散人员组成“自卫军”,就连被姥爷开除的那几个劣迹警察也都钻了进去,他们名义上维持社会秩序,其实就是想跟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联军对着干,只是在苏俄军队的弹压下,才没敢大动干戈,但还是发生了一些小的摩擦。

那年月儿,所谓的地方维持会和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政府,都在争取社会各界的人士参加他们的组织,姥爷周遭的人有的参加了维持会、自卫军,有的也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姥爷也受到了这两个方面势力的争取,好不矛盾。因为那时候姥爷的脑子里还存在着正统观念,认为国民党是中央政府,代表国家的正统,认为国民党的军队才是正牌军。

那年冬天,太姥爷在柳林子老家病逝了,姥爷趁着这个机会谢绝了那一竿子人的游说和邀请,带了全家回乡奔丧。那时老家已然成了空壳,抽大烟的大姥爷死了几年了,家里只剩的大姥姥带了几个孩子勉强维持。三姥爷早已安家到了安东城里,开了个小店维持生计。由于大姥爷生前的造化,老家的土地已经卖得所剩无几,只留得十几间青砖瓦房孤零零的立在那里。

那时共产党队伍也到了柳林子村,姥爷说:他们和别的队伍不一样,到那儿就给老百姓扫院子、劈柴、挑水什么的、不管当官儿还是当兵的,没有一点架子,坐在炕头上就拉呱。这让姥爷感到很亲近,思想上对共产党有了个好印象。

姥爷在老家,一呆就是大半年,隔了年才又带了全家回了安东城。那年秋天,苏俄红军撤回了国,东北出现了权力真空,国共两党的军队便动起了手、火拼起来。安东城外一连几天炮声隆隆,枪声不断,老百姓都躲在家里,轻易不敢上街,后来共产党的队伍撤走了,国民党的军队开进了城。没有多少天,国民政府派来的那些当官的又着手筹建什么政府、警察机构等,满脑子正统思想的姥爷,便又去了安东县警察局。

(十)

民国三十六年(1947)六、七月,共产党的军队开始大反攻、国民党的部队节节败退,龟缩到了沈阳、长春等几个大城市,轻易不敢露头。刚刚占领安东才半年多的所谓国民政府,也出现了撤离迹象,城里的许多官员乱纷纷的往沈阳跑,街面店铺关门、人心惶惶,整个安东城弥漫着不知是高兴还是难过的气氛。

那天晚上,平时总是穿着制服的姥爷,换上了一身灰色的长袍马褂,头上戴了顶着礼帽出了家门。多年后,妈妈回忆说:那年妈妈才4、5岁,恍惚记得姥爷走出家门口的背影。那天的月亮很圆,所以能看见姥爷高高瘦瘦的身影直直的,还是一副军人做派,然后静静的消失在夜色中。谁想到,他这一走再见面时,已是十多年以后的事了。

姥爷走后不久,安东那地方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便开始了,那次的“土改”主要集中在农村,但为了配合土改运动,城里也搞起了“挖浮产”运动。为这事儿,小脚姥姥被拉去批斗了好几次,让她交代什么狗屁“浮产”,还挨了顿鞭子抽,那幢四合院也被他们来来回回扒翻了四五回,最终没找出什么值钱的东西,到把个姥姥一家老小吓得精神崩溃。最后,他们以姥爷当过伪满警察署长为理由,没收了全部房产,把姥姥一家赶去了乡下。后来知道,那场运动当时的行为确实有点“左”了,上面发现后及时得到了纠正。但直到今天,提起那事儿,妈妈还会浑身颤抖、心有余悸。

搬家那天,小脚姥姥强忍着身心俱痛,把家里能够搬得走的东西,雇了几挂马车拉着,带着四个孩子,黯然的去了一个叫“土房身”的村子。那天,从天蒙蒙亮出发,坑坑洼洼的走了整整一天,当疲惫不堪的下了马车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

住的地方,是政府安排的一个地主家的宅子,那地主由于害怕土改清算,老早就跑的无影无踪了。这宅子是个小的四合院,住了4户人家,都是土改后分得的房子,姥姥一家住北厢房的三间小房。那天晚上,邻居家有个小脚老太太,她煮了一盆的杂拌饭端了过来,这让姥姥感到了许久未有的温暖,眼泪不由自主的掉了下来。

在这以后,姥姥逐步感受到了乡下农民的朴实无华、乐于助人的品德,在他们的帮助下,一家老小终于安顿下来。

(十一)

那年,姥爷逃出安东城后,跑到了沈阳,在那里住进了民国政府设立的散兵接待站,因为那个时候解放军已经发动了辽沈战役(辽西会战),城外炮火连天,沈阳也朝不保夕了,人家还哪有心思搭理像姥爷那样的闲散人员,所以姥爷在那儿一呆就是4、5个月无人问津,姥爷也曾找过有关部门,答复都是自己找出路。

正当姥爷身上的积蓄快要花完时,解放军打进了城。一天,姥爷巧遇了解放军中的一个熟人,这人也是安东的,朝鲜族人,日伪时期姥爷曾帮过他。经他介绍,姥爷改了名子、隐瞒着身份加入了四野部队。由于姥爷有文化,人也安稳,便被他们安排了一个团级后勤部门工作,后来还当上了什么主任。

不久,整个四野部队出关南下。但由于沈阳刚刚解放,特务和国民党残留还时不时的兴风作浪,街面上也不安稳,所以一部分部队留了下来,成了当地驻军,姥爷那个团也在留守序列。

姥爷这一去便杳无音讯,家里头姥姥带着四个孩子,生计都成了问题。万般无奈之下,从未种过地的小脚姥姥被迫下了田,地是政府分得的几亩水田,姥姥那小脚站在水田里插秧是个啥滋味,到现在我都能想象的出来,好在大姨二姨都已长成半大姑娘了,也能帮助家里一把,所以日子勉强过得去。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隔着一条鸭绿江的朝鲜打起来了,中国军队开始屯兵中朝边境,城里的许多政府机构被疏散到了农村,姥姥那个的村子也进驻了一个什么政府机构。那时美国佬的飞机,时不时的跑过来扔几颗炸弹,还把日伪时修建的鸭绿江大桥炸毁一半,所以政府的那帮人就带着老百姓挖了许多防空壕。有一条防空壕就在姥姥家的后院,那时不管白天黑夜,只要凄厉的防空警报一响,姥姥便连滚带爬拽着孩子们跳进防空壕里,有时一天能有个两三回儿。

后来,中国飞机也出现了天空上,只要美国佬飞机过境,就会起飞迎击,所以打那时起,防空警报响起的次数少了许多。有意思的是在与美国佬激烈的空战中,有时候天上会丢下许多汽油桶来,刚开始看这情形,老百姓吓得四处奔逃,还不迭的喊:“飞机拉粑粑了、飞机拉粑粑了”,意思是说飞机扔炸弹了。但时间长了,人们都知道丢下的不是炸弹而是汽油桶,有些淘气的孩子便壮着胆三五成群的跑到那儿揩油,因为油桶摔下来,桶里的油便漏了一地,他们就将浸了油的泥土握在手掌里使劲攥,挤出的油装在水瓶等容器里,留作家里的油灯用。妈妈和舅舅就经常去“揩油”此后一年多家里没买过点灯的煤油。许多年后才明白,那年代飞机的续航能力普遍都短,为了延长续航时间,便在飞机的翅膀或者什么地方挂两个副油箱,俗称“油挑子”,但一旦遭遇敌机就会立刻丢下来,以便是轻装上阵。

中国出兵朝鲜后,撤到台湾的国民政府也来凑热闹,他们派了许多特务潜进来捣乱。那时的舅舅和妈妈还在石桥子小学读书,一天,妈妈和同村的几个同学去上学,路上遇到了一个有着外地口音的家伙问路,还不时的左顾右盼,这引起了她们的怀疑,因为那时学校里总讲怎样预防特务的课,所以人们的警惕性都很高,妈妈和那几个同学急忙跑去报告,带了人抓住了那家伙,经审查他还真是个台湾特务,为此,妈妈她们几个颇风光的受到了学校的表扬。后来,妈妈看电影《铁道卫士》里抓特务的情节时,深有感触的说:“这就是那时候,我们那里的样子”。

(十二)

朝鲜停战那年,大姨出嫁了,她嫁给了邻村一个上大学的书生,后来跟那人去了大连。没几年,二姨也远远的嫁去了黑龙江省的一个边陲小城,二姨夫是个吃商品粮的工人,安安分分的生活倒也安生。

一下子走了两个劳动力,家里生计顿生困顿,那时候舅舅和妈妈白天上学,晚上跟着大人赶海,放假了还得帮姥姥下地干活儿,忙了个不亦乐乎,还是顾不得嘴,填不饱肚子。到了1959年,也就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初年,这种情况更是上加霜,此时,不知道是谁出了个馊主意,开展什么“深翻地”运动,结果两三尺下的生土翻了上来,种下的种子却连苗儿都不出,村子里人实在过不下去,出现了整家整户出外讨生活的景象。

那年,妈妈高小刚毕业,便在姥姥的支持下,也随着出外讨生活的人流,千辛万苦的去了黑龙江的二姨家。其实,当时姥姥和舅舅也是要走的,只是因为政府看的紧才没走成。那年头,由于饥荒,农村人口流失严重,所以政府出台了限制人口外流的政策,各村子都派了人蹲守,就连火车站、汽车站也设了管卡。妈妈走时,就被截在火车站呆了三天,因为是个小姑娘,门卫看的不严,所以妈妈才能哄骗过门卫,偷偷上了火车。

二姨那儿是个新兴城市,就业的机会很多,所以妈妈在家没有几日,便去了矿区上班了。那时,矿区的工人大都是从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的农村招来的,识字的人不多,因为妈妈是高小毕业,单位领导非常重视,推荐她去市里的“工学院”学习了一年,回来后安排当了会计。

转过年来,姥姥舅舅跟着村里几户人家也逃了出来,跑到黑龙江的虎林时,给二姨家去了封信。二姨得信儿后,便让妈妈去虎林,把他们接回了二姨家。就这样,姥姥一家终于在二姨家又一次团聚。

吃穿不愁时,姥姥的心思却重了起来,妈妈和二姨知道姥姥是在想念姥爷,便和二姨四下里打听。一天,姥爷的信终于来了,那邮寄地址是沈阳。看到这儿,妈妈二姨和舅舅感慨万千,当初离了老家那么近,却是老死不相往来十几年,而这时姥姥早已泪流满面。

其实,原本姥爷在部队干的好好的,连年受表彰不说,还当上了什么后勤主任,因怕连累家人,才没敢和家里联系。想不到1952年初,那场席卷全国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迅雷不及掩耳的袭来,姥爷的老底儿被揭发出来。但因这几年姥爷的革命工作表现尚好,部队领导只是给姥爷开除了军籍,戴了个“坏分子”(后改为“五类分子”)的帽子,交给地方管制劳动。至于那些年,姥爷在沈阳生活的怎样,有没有了别的女人,姥爷没有说,家里也没有问,所以也就无从知道了。

一年后,姥爷顶着“五类分子”的帽子回来了,那黑黑瘦瘦的脸上,刻着几许沧桑。

(十三)

那年,妈妈结婚了,嫁给了一个小技术员,就是我的爸。

那年,远在大连的大姨病故了,死时只有三十来岁。这件事儿,家里人谁也没敢告诉姥爷姥姥,害怕他们过度伤心。大姨是家里的老大,她比妈妈大了11岁,在那些艰苦的年月, 姥爷音讯皆无,风雨飘摇的家多亏有了大姨撑着,才给了姥姥生活下去的勇气,所以姥姥对大姨的感情很深。十几年后,思念心切的姥姥,最终得知大姨去世的消息时,还是伤心的一病不起,再也没有好起来。

1964年,又一场运动开始了,那就是“四清”运动。那年月儿,杂七杂八的运动就像大海里的潮头,一浪接着一浪,让人担惊受怕。这会儿,姥爷头上那顶“五类分子”的帽子,幽灵般的成了他“下放”的理由,所谓“下放”,就是要解回原籍接受改造。姥姥坚定的要跟姥爷走,已在市二轻局工作的舅舅也吵着跟回去,但姥爷姥姥最终说服了舅舅,带着姥姥怅然离开了二姨家。那年,姥爷姥姥都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人这辈子,谁都想活得辉煌些,但这往往就要承受比常人更多的痛苦,这东西你不能改变,也不能左右,这是命运使然,尤其是在那个不知道是对、还是错的年代。

在回乡的火车上,姥爷认识了一个有着同样遭遇的一家人,他们家是地主成分。他对姥爷道:“咱回去也是受罪,不如就近找个地儿算了”。

姥爷道:“哪有咱们这等人呆的地儿啊”

那人道:“我有个亲戚就在牡丹江那儿,叫羊膀子沟,要不咱们试试”。就这样,姥爷揣着试试的心境,跟着他去了那里。

那次我初见到姥爷,姥爷已在那里生活了六、七年。那天,他用独轮车推着我和弟弟,在崎岖的山路上走了大半天的路,太阳西落时才从两山间的缝隙里挤进了村子。今天想想,那里似乎比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还要美好,那山葱葱、那水潺潺,那里的人们怡然自乐,可能就是因为“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缘故吧。

(十四)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姥爷那顶“五类分子”的狗皮帽子,也没听说谁给摘了,却再也没有人提起此事,但姥爷姥姥却渐渐老了。

一天,姥爷来了封信,说姥姥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了,这阵子天天念叨着大姨,非要姥爷带她去大连找,而且态度坚决。接到信,妈妈二姨和舅舅急忙收拾行囊,坐了火车跑去羊膀子沟。当在姥姥的坚持下,万般无奈的告诉姥姥,大姨已去世多年的消息时,姥姥心痛的昏厥了过去,从此身体垮了下去。妈妈她们把姥爷姥姥接了回来,从此再也没有去过那个曾经让姥爷姥姥,躲避了十几年风雨的“桃花源”。

那年,姥姥去世了,远离了尘世的纷扰,安静的去了她的天国。她也许还有许多遗憾,但她这辈子已经做了她能够做到的一切,剩下的也只能去交给那个糟糕的年代了。妈妈她们商量着把姥姥的骨灰迁回丹东(原安东)老家,但姥爷抱在手里不放手,他说:“等到了时候,把我们一起送回去吧”。

姥姥去世后,姥爷那直直的腰板,也一点点的塌了下来,但他心气儿还在。他让舅舅给他买了个称体重、量身高、测性格的电子称,每天摆在商场门口,他不是为了挣钱,他是在看着自己,还能不能跟上这个飞速旋转的世界。

那年的大年初一,我去舅舅家拜年,远远的就看到姥爷仍在商场门口守着他那个宝贝仪器。那天的天上飘着小雪,他坐在小马扎上,雪花儿静静落在身上,默然成塑,就宛若罗丹的雕塑《思想者》。

席间,我要给姥爷一个红包,他坚决不收。而是抖抖的从怀里,掏出用普通红纸叠好的四四方方的小红包,每人一份的发给孩子们,然后看着孩子们的小甜嘴叫着“身体健康、万寿无疆”之类的话儿,他咧开嘴开心的笑了。

1989年春天,姥爷去了天堂,舅舅说:姥爷是微笑着走的,他不怨这世界,他没有遗憾……

(尾)

那年,我第一次见到姥爷时,他送我两本书,是鲁迅的《彷徨》和《呐喊》,在一本书的扉页上,他写道:“这人说我好,那人说我更好,还有人说我比你们都好。其实,说好的不一定就好,说不好的也不一定就不好,闭嘴最好”。

我终究没弄明白姥爷这句话的意思,但我知道,这是姥爷留给他自己、也是留给这世界最后的话儿,也许只有他自己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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