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之间，姗姗而行

（一）锅的语言

半球体的形状，黑得发亮的颜色，有两个“耳朵”在边缘，弹指一敲，发出一种金属的声音，只要把它往灶台一放，灶台就有了灵魂。

火焰从下面喷薄而出的时候，锅镇定自若，有时认真的盯着一口锅看，能看到某种人生。锅的上面有一个盖，没有盖的锅，算不上一个完整的锅，锅大多时候是密封的，就像人很多时候喜欢藏匿心事，锅在冲冼时，就像在一个人正在向另一个人诉说着沉重的心事。

锅是厨房那方寸世界里面的主角，谁在家里拥有一口锅，就说明这个人在家里的位置。一辈子也没有办法拥有一口锅的女人，是值得同情的。老家的锅是放在土灶上的，全都是很大的一口。那三口大锅，像排队一样挨在一起，各司其职。最里面一口，长期是用来煮猪食的，很小的时候，我就会用厨刀把南瓜剁得稀烂放进专门的篮子里。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掷地有声，嘣嘣直响，那时，不管什么情绪都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中间一口，是用来煮饭的，除了午饭是干饭，早上和晚上是稀饭；最外面的是用来炒菜的，各种各样的菜基本上都是从那一口锅里炒出来的。每过一个月，妈妈就会把这些锅从土灶上取下来，拿到屋东头的空地上，倒扣在地上，用锅铲把锅底积累得很厚的灰烬铲掉。灰烬落在地上，是一个黑色的圆圈。妈妈告诫我，不要踩到那个圆圈里面，否则你就会迷路的。小时候的我，居然相信了几次，后来慢慢怀疑了，又彻底否定了。长大后才知道，那是一个真谛。生命中很多事，囫囵于其中，一味地计较，一味地挣扎，一味地放纵，终究会遗失自己。

我可以三天不洗碗，让那些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碗像白色的花一样怒放在水池里，但是对于锅，我绝对没有失职。每做完一道菜，我都会随手把它擦洗干净，让它静默地守卫着厨房。锅是厚重的，凡是厚重的东西，是要尊重的，你可以每天对它熟视无睹，但不能戏弄它。

（二）坚硬的稀粥(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遇上先生出差，家里只剩下我和女儿时，我就会在早上熬上一锅粥，粥里放上各种各样的东西，花生、核桃、黑米、薏仁、红枣、枸杞、黑芝麻等，凡是超市能买到的杂七杂八的东西，我全放在里面。等到锅开的时候，锅的中央，凸出一小块波浪，里面的东西，像秋天果园子的景象，汩汩翻滚着，一股热浪迎面扑来，我退后一步，不停地吸着气，伸长脖子小心地用勺子伸缩着划了圆圈。

有时水放少了，在煮完后，我又会加上水，继续煮，煮得那些花生、红枣，像烂泥一样，看不出本来的样子。这样的粥，我早上吃，中午吃，晚上还会吃，有了这些粥，我就可以偷懒了。真的很感谢，世界上还有“粥”这样便捷的好东西，一直相信，它是为女人而发明的。

用心地去熬一锅粥，需要一颗沉淀的心，在熬粥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所谓的“中庸”、“大智若愚”都是具体的，但是我达不到那种境界，很多时候没有心情，熬粥的事情总是推卸给高压锅。粥的本身就有老人的影子，而我还很年轻，同时，我又有足够的耐心去品尝一碗粥，这说明我的心正从年轻开始走向衰老。

王蒙有篇短篇小说叫《坚硬的稀粥》，里面有一段儿子激昂的理论，说得气吞山河，倾泻千里，几乎涉猎了中国整个近代史和现代史，真是“身在稀粥咸菜，胸怀黄油火腿，吞吐现代化之八方风云，覆盖世界性之四维空间。”坚硬的稀粥，像一戳古老的邮票一样，贴在食谱上，从我们知道它很久很久以前，粥就存在了，它的历史几乎可以和海洋生物一样漫长。不管怎么样，我依然愿意看到粥以一种文化的姿态，出现在生活里。

生活中，如果连粥都算不上文化，还有什么可以称之为文化呢？

（三）碗和碟子的距离

我经常打碎碗，不光我，还有我女儿，女儿有时候吃饭很不老实，身子扭成四十五度，小屁股只沾着板凳最边缘，两只腿还在桌子底下不安分地蹬来蹬去。她的嘴巴也只够着碗的边缘，眼睛不时地瞄电视，用风卷残叶般，或跟蜗牛爬行两种速度在吃。腮帮子鼓鼓的，像快要裂开口的包子。筷子在碗边没有目标地挥动着，常常是在输送空气。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碗就注定了它粉身碎骨的噩运。

家里的碗多半是白色的，尽管我喜欢颜色的搭配，但是在碗和筷子上，我还是选择了白色。用来盛汤盛饭的器皿，就应该原到最初的样子，白色，在我心中，就是生活的原色，不会污染食物，又脆弱的极其容易被污染。

碗的大小相差让人瞠目结舌（这里一般指盛饭的碗），家乡的碗一般在直径十厘米左右，而我在西安的家里，全部都是小碗，直径五厘米，捧着这两种碗，就意味着我刚刚到家，或刚刚回故乡。十厘米的碗，捧在手心里，沉甸甸的，碗边上有清一色的清花图案，沉甸的不光是碗，还是里面填充的粮食，热腾腾的米饭里，父辈们的汗水在升腾和蒸发着。托了一阵这样的碗，再回到家里，托五厘米的碗，感觉有样东西没有被盛进来，锅里肯定是没有。厨房的米是东北大米，在故乡，我们只吃杂交稻米。在西安，我不会去买杂交稻米，因为没有家乡的味道。

与碗相似，不管在体积还是在用途上都有所区别的是碟子。我的厨房没有碟子，它不属于厨房，属于书房和画室。我把用来调制颜料的碟子堆放在雀巢咖啡的大盒子里，每次画画，总要气势恢宏地整一个很大的摊子，在风情万种的碟子中间，放上一个盛汤的大碗，里面装满清水。有时，我画着画着，感觉就身在厨房里，用心地烧制一道菜，宣纸是锅，毛笔就是铲子，颜色就是调料。如果反过来推想，做菜就像在画画，也未尝不可。

碟子终究比不上碗，碗可以装上很多的汤，但如果将这些汤平分到碟子的话，每个碟子的汤就会很少，我们用勺子去取的时候，只能得到一点。碟子的范围虽然广大，但无比浅薄，达不到碗的深厚。

（四）有关面食的种种

面食在南方，营养不良，缺乏生气，家乡吃的都是挂面，或是方便面（如果方便面也算面条的话。）既使挂面也很少吃，通常是农忙时，刚从田间地头走到家时，饥肠辘辘地下一锅面，飘上两根青菜或韭菜或鸡蛋，美美的吃上一顿。我的印象中，父亲不止一次地疲惫不堪地坐在门槛上，狼吞虎咽地吃着一碗面条，面条被筷子叉起的瞬间，没有一丝抖动。最后，父亲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碗里顿时精光。父亲把筷子搁在碗上，又继续下地。

在西安，家里的主食基本上是米饭，厨房没有一根面条。东北大米成袋地让粮油店伙计送到家里。西安籍的朋友看了，笑着说，一看你家厨房，就知道你们是南方人。我说，吃面条饿。朋友疑惑不解地说，不会吧，吃面条最实在了，吃米饭才饿呢。自从那一次，我就知道了一点：南方人吃面条容易饿，而北方人吃米饭容易饿。很奇怪的现象，让我一下子就明白了生活习性带给肠胃的巨大影响力。

西安的街道上有一种面，字极其繁琐，念作“biang biang（皆为平声）面”，这个字是中国汉字笔画最多的一个字（在电脑中无法输入），介乎为汤面和捞面之间，关于这个字的写法，有一句很有意思的口诀：一点上了天/黄河两道湾/八字大张口/言字往进走/你一扭我一扭/你一长我一长/当中加个马大王/心字底月字旁/挂个丁丁叫马杠/坐着车车逛咸阳。biang biang是个象声词，面条在擀制、拉扯、下锅、捞出、调味、搅拌，甚至入口时都会发出这样的声音。我没有尝到过这种面条。西安的大街小巷上，聚集着很多面馆，各式各样的招牌把面条的气场张扬得很厉害，我却很少光顾，连那个被诗化了成“一叶落锅一叶飘，一叶离面又出刀，银鱼落水翻白浪，柳叶乘风下树梢”的刀削面，也没能拯救我对面条的冷漠之心。

女儿最爱吃杨凌蘸水面，我只好伴陪，经营杨凌蘸水面的是两个姐妹，长得很相似，身材高挑挑的，站在面案边，卷起袖子，露出雪白的胳膊，熟稔地将一拳头大小的面团，用短小的擀面杖压平，然后两只手捏着面条的两端，很有弹性的一拉一扯，面条就有了半米左右，随手抛向沸腾的水中。面条像鱼一样在青菜叶中上下滑动着。她们俩的那份闲瑕、轻盈，是店里的一道风景。

虽然我不爱吃面条，但我特别爱吃饺子，无奈不会包，只能从超市买现成的回家吃。如果去朋友家吃饭，我总是希望朋友用饺子招待我。吃饺子的心情，跟看一本好书的心情十分的相似。

（五）我的生活，我的菜式

我和先生都是扬州人，我做的菜属于准扬菜（如果我那手艺，也能和菜系沾上一点边的话），我做菜时，放很少的盐，从来不放辣椒，也从来不放味精。先生经常抱怨我做得是猪食，我只会说一句话：那你换人。我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都挂着一丝狡黠的笑。

先生每次出差回来，都会诗性大发地下一次厨房。他先去买一大堆调料，然后在做菜的时候，逮着什么，就放什么，几乎每一道菜里，都有糊椒粉、五香粉、生姜粉、孜然粉，每一道菜的最后一道工续都是淋上香油。端上桌，每一道菜的的颜色都是棕色的，每一道菜的味道都是一样的。我一直认为先生的厨艺比不上我，我好歹也有手艺发挥超长的时候。今年夏天回老家，当我把一盘青椒炒土豆丝端上桌后，弟媳妇惊呼：一看就很好吃。是啊，那么富有弹性和韧性的土豆丝，和绿油油的青椒丝错综交杂在一起，像生长在泥土里面，充满生命的活力。

我还曾经自创过一道汤，一个西红柿，一根火腿，半根黄瓜，半块豆腐，全部砌成小丁块，加在一起煮，在水开的时候，打上一个鸡蛋，最后盛在一个玻璃大碗里，放在桌子最中央。那真得赏心悦目！各种颜色挤在一起，悠悠地在飘着白丝的汤里荡着，像一个小小的童话王国。父亲说：看到这道菜，就知道你长大了。在我得意洋洋地用这道菜来招待亲朋好友很长时间之后，才知道一个简单的常识：西红柿是不能和黄瓜同食的。从此，那道汤因为这个常识就此终止了生命，再也没有复活过。

一次和女儿在菜市场买菜，女儿突然间说了一句：“只要是妈妈做的饭，我都爱吃。”这句没有前奏的话像悬浮在半空中，我愣了一下，很欣慰地摸摸她柔软的头发。这是对我厨艺最大的肯定，让我感到满足。这种满足是：明明知道不足，却依然有热情去迎接一切生活未知和无限给予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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