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飞的梦
南飞的梦
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属于江西老区，经济很不发达。所以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那段时间，许多年轻人拼命地想往邻近的广东跑。那里被誉为中国的加利福尼亚，人们有的抛下妻小，有的丢掉工作，冲破一切阻力“燕南飞”。其势有如40年代进步青年之奔向革命圣地延安。
我为了去广东，费了不少脑筋，也吃了不少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苦。
我是87年把自己安顿在这块地方的，但我一天也没有把心安顿下来。我只要一听到有谁打南面回来，不管他住多远，立即就会想方设法去找到那人，向他详细打听广东消息。记得88年秋，我的一个文学上的朋友告诉我他认识的一位刚从广东找工作回来，我放下书本就和他去找那人，把他拉到体育场一角，逼他讲“那边”的情况，末了我问他会不会去，回答好像是不去。原来他为的是去那边生第二胎，而这时还在犹豫。这种人不足为谋，我当时想。
没过几个月，我爱人在广州的朋友亚芬打电话给我爱人，说有一家中外合资的玩具厂需要我这样的人才，但必须辞掉这边的工作。我爱人把“辞职”看得很严重，当时就谢绝了。但自那以后，我去广东的愿望愈加强烈了，更经常地翻看起广东报纸上的招聘启事来，并且频频向广东那边的人才中心和形形色色的企业寄求职信和履历资料。
第一次去面试(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日历很快就翻到了1991，其时我和我爱人已经有了一个三岁大的小男孩了，并且刚刚搬进爱人单位分给的两室两厅的新居。春节刚过，有个亲戚跑来找我，说顺德有个很大的冰箱厂想要一名日语翻译，问我去与不去。我说我早就想去广东，可惜一直没有机会。这个消息是他在顺德的亲戚（当然也是我的亲戚）打电话告诉他的。我们立即与这位叫作蓓蓓的亲戚取得了联系。她的意思叫我赶快去，否则就会错过机会。
我爱人不舍得花钱买票，所以叫他的开车的同学替我找个便车。这位朋友的亲戚开赣州——广州的“赣港”大巴，他就叫我去坐那个车。那天我就提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到赣南宾馆去等这辆车。等了差不多两小时，车来了，我走前去自我介绍，好像还递给了他一张纸条？
其实当时的司机都是承包了的，所以不但座无虚席而且在此基础上还要尽量上人，车装得满司机的荷包才能装得满嘛。！至于我这样的不买票者只好委屈一下了。不过司机还算客气，给我拿了一张高脚板凳放在过道上。另外还有一贩卖伞的个体户及另一中年妇女也是白坐，他们则坐在客车前部那个凸起的地方，一路上与司机大谈生意经。
车在起点已经是满满当当的了，可是一路上又不断地把人放上来。在这种开放搞活的气候下似乎已无超载这一说了。
我是4点多乘上车的，离开城区时，夜幕已经降临了，但农田里还看得到一些忙活的人影。不知咋的，这些农人的身影竟无端地勾起我许多思绪。我想，我们的父辈若也像我们这辈人一样害怕动荡，又怎能进入城市，并赋予我们比农村更好些的生活呢？
我坐在这个塞满活物的容器里，脑子在胡思乱想，身体则极不舒服。因为挤，因为空气污浊。汽车经过南康县，又上来四五名老乡。他们每人扛个行李卷，死命地往车内挤压过来。我这个坐在过道上的仿佛成了他们的障碍物，为此我只好尽量往后挪，可是后面也塞得十分满了——此时汽车早已在继续奔驰了。
在这个迅猛地往前跃动的长方体容器中马上又发生了一起小小的争执——关于票价的争执。司机报出的价格是四十五元，而农民们说他们一直是以四十元的代价坐这个车，何况你又没有座位。为首的一位五十左右的老农厉声说，不行我们就下去！于是司机妥协了，四十就四十，他说。此后数年，我曾多次在巴士中或广东的地面上看到类似的外来打工人员的队伍（主要由各省农民组成），他（她）们就像南飞的大雁，往往有一个领头的。这个人熟悉路途中和地面上的种种规矩，其他人紧跟着他，东张西望，满眼都是迷惘。
我的头脑昏昏沉沉，腰和背悬丁丁的无所倚靠。至于腹内的感觉就根本顾不上了。车到一地停下，可能出了点故障。我赶忙下去活动筋骨兼呼吸空气，从司机身旁经过，他对我说：“委屈你了，待会你跟我们一起吃饭！”
这趟车一直开到半夜两点才到达广州越秀南汽车客运站。司机不知去哪里就寝，他开开门让我和卖伞的在车内休息。然而，在如此吵闹的车站外面，一个神经兮兮的年轻人又怎能睡得着呢？天刚刚有一点亮，我就从窗口钻出，由越秀南走向沿江路，再沿着长满了榕树的珠江江边向南方大厦走去——那里有开往顺德的中巴。
我来到南方大厦，急急忙忙上了一辆中巴，这辆车还没坐满，所以围着南方大厦兜圈。卖票的扯开嗓子用顺德话高声叫：“大梁、荣奇、桂洲！”此外还有许多辆中巴，也在前前后后兜圈，卖票的一律头伸出窗外，一个比一个更急切地叫着：“大梁、荣奇、桂洲！”
此刻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别人给过我忠告：不要急于上车，看到哪一辆满了再上。于是我趁卖票的下车拉客的空当跳下了车门。他马上返身欲拉住我，我说我要呕吐，他才放手。我跳上另一辆将满的车，这车兜了一两圈便向顺德方向开去。
蓓蓓和她老公在桂洲某中外合资的灯饰厂工作。广州到顺德路程不算太远，其顺序是先经过番禺县然后再到大梁、荣奇、桂洲这三个全国闻名的镇子。一路上我看到，火红的木棉花开得正旺。
他们的住房是广东农村常见的那种小洋楼。他们住第三层，有一个很大的晒台和几间很大的房间。房子是不错，可惜位于交通要道，所以直到深夜摩托的突突声还不绝于耳。而早晨天未亮，喧嚣声又开始了。
蓓蓓在她的厨房里替我搭了个临时客铺，我就在那个铺上躺着听了四夜突突声。睡眠不佳也许是导致我做出不去该冰箱厂的“错误”决定的主要原因吧。
当天晚上，蓓蓓的老公就同我骑自行车去了冰箱厂一个赣州老乡那儿。那位老乡叫李娜，在该厂外贸公司工作，我们想通过她来介绍一下。这位老乡好像有意卖关子，说管外贸的厂长出差了，要我们等她的电话。
第二天晚上吃过晚饭后几个赣州老乡来蓓蓓家聚会，这使人想起头一天晚上在李娜家的情景。这些来自同一个城市的老乡不知为何总爱聚在一起，互相把自己的事、自己的打算拿出来分享和商量。有时也谈谈顺德的发展前景。这些人都是近两年落户此地的，为的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来此地之后不免有背井离乡之感，所以需要互相慰藉吧？我后来在东莞某日资企业打工的那半年，也是几乎每晚都被江西老乡所包围和簇拥着。
如果说在国外生活可以名之为“洋插队”，那末这些人在粤的生活则完全就是一种“插队”的生活了。当然这个时代的“插队”与六七十年代之“插队”还是有区别的，彼时的插队为的是离开而此时的则为的是留下。
我到顺德的第四天上午李娜还未打来电话，我等不及就自己去了冰箱厂。我在厂门口打电话给她要求她把我介绍给厂里。她答应了并且过了一会儿就出来把我领进了厂里。于是我见到了部门经理进而见到了一位副厂长。
副厂长是一位黑黑瘦瘦的年轻人，远没有内地的厂长那么有气派（所以我不知不觉又犯了一个以貌取人的错误）。证书之类一开始就给他们看过（其中包括一张我在日本做翻译的照片），所以整个面试没有出现紧张场面。这也许正是乡镇企业的可爱之处吧？副厂长只是要求我要学会广东话，不过他又说，这对你恐怕不成问题。
唯一没有达成共识的是，厂长要求我把爱人一起带来，并打算将她安排在车间工作（当统计员）。我当即表示，不同意这种安排。
我离开顺德时心里基本上已决定不去了，可蓓蓓送我出门时还在叮嘱：“早一点把他们带过来！”
第二次去“面试”
从顺德回来不久，爱人单位上有一位老兄调成了深圳，于是我托他在深圳代为找工作。为此，我复印了好多份材料交他带去。然而过了很久，联系了好几次都没有好消息。
第二年盛夏突然收到他一纸电文：“让小×10日前来深，有好事。”由于电报没有及时送到，10日赶到似乎有些勉强，我爱人就给这位老兄打电话，问他是什么事。那边说过来面试一下，有个动画片厂要日语翻译，已联系好12日面试。既然是12日，我想还来得及，就赶紧去办边防证了。
就在我出发之前，外台播出了我国深圳股民闹事的消息。
这次乘坐长途客车我是买了票的，但这次运气不佳。首先，旅途不顺利。路上遇到两次堵车。其一，车行至粤北某县，堵一次；及至到了惠州附近又因修路而堵了很久。就这么走走停停地算起来冤枉多受了八、九个小时的罪。我赶到深圳时已经是12日中午时分了。
我一下车，马上又上了开往南山区的大巴士，辗转找到该老兄时已是下午2时多了。
他陪我从办公室出来，到他的住处歇了一会。我问起面试的事，他说人家约好的是上午，我再替你打个电话，看能不能通融一下。于是我同他又折回他办公的地方——区人民政府。他进去打电话，我就在外面的草坪等候。
等着等着突然下起了阵雨，阵雨过后老兄慢慢从办公大楼踱了出来，告诉我说，那边的香港老板已经走了。我明白，希望又一次破灭了。
“你要是10号来，我就会让你替我去排队买股票。”这位老兄自见到我的那一刻起就不断地谈论股票，我和他一起住的两天里，耳边出现的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股票”。
原来前两天这儿发行股票，股民连夜排队，作为政府机关人员，他要去维持秩序，不能分身买股，叫我10号前赶到的原因就在此。而我若真的在10日前赶到了，必然身处那场骚乱之中了。说不定还会被香港老记拍摄了去呢！不过，我虽未目睹那场骚乱，还有满地的矿泉水瓶、泡沫饭盒、面包包装袋等在向我讲述前日的盛况呢！我当时认为，为了发财而闹事，这个动机不太高尚。
我在深圳的人才交流中心挂了个号就打道回府了。在晚班车上第一次（之后还有多次）被人盗去了身上所有的钱。
此后，深圳方面再无“好事”。
蒋健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