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
张增华
我在师范学习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袁涛老师。
我对袁老师印象一开始并不好，他是个二十几岁、中等个头，脸色灰白色，常年的平头短发，有一点内秀的样子；上课声音不大，一口普通话，喜欢咬着字说出来；他的味道寡寡的，淡淡的，一讲话就笑，像个文静的大男孩。远远不及文选课马友文老师的潇洒和气势，打篮球也不及陈新光老师和偶正涛老师帅，跑三步篮都不快。我心里认为他是个普通不过的普通老师。我不怎么怕他，就是亲热不起来。普师一年级时他教我们语基，整天是拼音，词组，我一点没兴趣。期末考试我考了59分，我对他是一万个不满意，一分挡住，第二学期要去补考；害得我年都没过好，一个寒假都在看拼音，词组，句型，补考稍微好一点，但是也仅仅是过了及格线。
二年级时袁老师教我们文选，文选的课很多；我们接触很多，他也知道我喜欢写作，有时也问我三言两句，我回答也积极不起来。有一次学校组织搞庆祝国庆征文，我当时一时冲动写了一个散文诗，交给了负责征文的陈慧老师；我现在感觉我写的有点像顺口溜，或稍好一点；上午上完课后，袁老师走到我的座位前掏出我写的征文，也许是陈慧老师给他的，勾着腰站在那里逐字逐句给我批改那个散文诗，讲解怎么压韵，怎样收尾；全班有一半的同学都围在我们周围，有的同学眼里就有了羡慕。我心里对袁老师充满了感激和欣赏；我觉得袁老师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老师。那次征文我得了个二等奖，我很兴奋，认为自己好好学习写作也许能写出些什么。
二年级第一学期中旬学校成立了《小草》文学社，我是当然的粉丝，开过几次会，和我一起去的人有一班的孔健，我们班的王志聪；袁涛老师、张正中老师、陈慧老师、还有偶正涛老师都分别给我们上过课，自此我就觉得我是个文学爱好者，搞得数学王老师、物理杨老师上课常冲我瞪眼，他们不知道以前的理科尖子怎么会变成文学粉丝。(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二年级放寒假前学校号召学生征订一些杂志，我记得我当时就定了《散文》期刊。下课时我把一本散文杂志掏给袁老师看，他笑笑说，“书是好书，要细读，最好看一点文学理论，文学史。”下一节课下课后他掏出一个书目说“这些书图书室都有，寒假前可以借到。”书目中刘勰的《文心雕龙》等，可惜的是我去借时，图书管理员一本也没找到。有一次我告诉袁老师书没有借到，他把自己的一本袁枚的《随园诗话》借给我，我看了一半，尽讲一些诗眼、意境、押韵，也没能让我太感兴趣。我自己在县新华书店花了四块多钱买一本中西文学比较的书，囫囵吞枣子看了一遍，也没看到我文学水平有多大的长进。却有一本叫做《名作欣赏》的杂志让我着迷，我开始欣赏别人的文章，那本书里赏析了舒婷的《致橡树》，《母亲》，我为诗歌里作者表达的细腻、深沉的感情而流泪，我觉得我懂得欣赏诗歌，有时也喜欢涂涂画画；同时我也自以为懂得欣赏音乐；我记得我听到一首小提琴曲，叫《春天的序曲》，伴着音乐，我眼前就浮现淙淙的流水，小河旁，有小鸟站立在枝头一上一下地起伏，歌唱；有一股流水冲过冰层，冰面融化；在一刹那间我发现所有的学科如音乐、绘画、文学都是相通的。
师范三年级时，学校成立了通讯社，主要原因是中央讲师团来我校支教。讲师团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的。我记得团长叫老邱，很随和，很稳重。有个李政老师带着厚厚的眼镜，教二年级，我们班主任陆建业老师有一次开班会时介绍说，李老师是上海人，研究生毕业，有学问，特爱学习，一本新出的《邓小平文选》他一夜把它看完，然后给我们讲。我却喜欢我们的英语老师崔红，还有一个男老师叫丁庆，据说丁老师毕业于北大，以前是北大的学生会主席，我们爱去丁老师的房间，丁老师给我们讲了好多外面的事情，开阔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想象力。那时我就开始跟老师们后面学写通讯稿，李政老师还叫我们成立一个通讯社，叫《晨钟》通讯社。我记得李政老师教我们怎样写通讯，要我们记住新闻的五个W—就是who、 when 、where、 how、 why，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在三年级时给县广播电台发过稿件，每篇稿费三元，总共发过三次，每次写稿之后，满世界找袁老师批改；我当时就幻想着在合肥晚报、安徽青年报上发稿，但寄了几次稿都是泥牛入海，杳无消息；渐渐地我感到有些灰心。
除了写稿之外，我就痴迷于篮球，每晚必打；我和我们班篮球队去过包公酒厂、肥光小学、肥光中学打球；记得三年级时合肥师范和肥东师范都来到我们学校同我们班篮球队交过手；每天清早我起床去跑步，一般跑到桃花源再跑回来；晚饭后我经常去校园周围散步，与几个好朋友探讨人生；那时电影《人生》正在放映，我们都在讨论高家林的命运；我们感觉我们就是高家林一样的人，我们的青春、未来等着我们来创造。
三年级下学期我们要去实习，实习地点在我们县的高刘区长镇小学。长镇学校位于长镇街北的一个小院子里，两排平房分布着一年级到五年级，朝南的盖一间厨房，学校大门朝北；校长姓陈，四十多岁、皮肤黝黑；他首先向我们介绍学校的班级设置、学生数并分配了教学任务。我被分配跟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上海下放知青曹老师后面实习，教二年级的语文，曹老师是民师，把班级交给我们，她很少来学校，她常说“孩子交给你们我放心了”。学校雇一个伙夫，姓刘，每天做三顿饭给我们去吃，我们十几个人就在学校的食堂吃饭，最常吃的菜是豆腐烧肉，豆腐多肉少，但好吃，我一次能吃三碗饭，有时豆腐汤都喝得有点鲜味。学校有一个五十米的操场，有一副篮球架——就是用两根弯曲的长木头上固定一个篮球板的那种，每天放学后我们几个实习老师就在操场上打球；当然我们也和附近的长镇中学老师打球，除了打球之外，我们就备课；春天的风吹过，我的心情有点落寞，打球的人越来越少，别人都忙自己的私事，只有我对着二年级的语文书发呆；一个艳阳高照的周五下午，我主动提出给做饭的刘师傅挑油菜秸秆，当时挑秸秆的有李心定、王志聪。当我挑第五趟时，我看到袁老师站在学校的门楼前微笑地看着我；我放下担子，快步朝老师跑去。
那天下午袁老师和我谈了很多，主要是实习的问题、教学方法、学生兴趣的培养，我们的伙食等。下午四点多时，袁老师要回去，我一个人送；走过学校后面的一条水沟，偏西的太阳把袁老师的身影拉得很长，江淮平原春夏之交的风有点凉爽，四野里一个人也看不到；我在老师的身后跟着，想说话，但无话可说，我感觉老师是我的一个亲人，像兄长，又像父亲；当袁老师越走越远时，我的那种情绪越难以控制，我真想追上袁老师，和他再说一会儿话，或者叫袁老师把我带走，但我控制住了。我只觉得眼角有点湿润，有种失落，有种无依无靠的感觉，当袁老师和我再次挥手告别时，我毅然把头转了过来，我怕自己的眼泪流出来；我知道我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走。
袁老师走后不久，我给他写过两次信，每次老师都回；我记得袁老师给我最后回信是用一首诗结尾，“我、用心开凿着、敲打着，聆听着遥远的回声。”这些年我没有给老师引以为豪的资本，自然袁老师也没听到我的一点回声。再此后我听说袁老师去了深圳，便再没有联系。
这些年昔日的同学们变化很大，或显或贵，或贫或富。只有我这些年还过着平淡的生活；教书、结婚、生子、家庭变故、养家糊口，终没有做出让老师引以为豪的事情，有些个人方面的挫折和教训也羞于向别人提起，更不敢向老师诉说；前年同学会时我期盼再见老师，结果未能如愿；遥遥的听说过老师回到家乡，终未能晤面，深以为憾。有时静下来想一想，还是不见为好；这种绵长的想念能让我的思想更丰满、感情更纯洁；我想还是用心香一柱，遥祝我敬爱的老师在他乡身体健康，四季安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