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

在唐人诗文里，大概没有像刘禹锡那样人格与诗歌的风格永远表现着朝气蓬发的精神，一脉相承的。

刘禹锡政治的辉煌当属“永贞革新”时期。这期间，刘禹锡得幸于王叔文，王叔文称其有宰相器，很倚重他，朝廷大议，多和刘禹锡及柳宗元商议。刘禹锡积极用世，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他与柳宗元是好朋友，又是同年进士，政治理想和目标也一致，故而相善。王叔文因善对弈得幸于唐顺宗。唐德宗去世后，唐顺宗即位，围绕在顺宗皇帝周围的这班文人集团，立志要对当时颓废的唐王朝进行一番改革。于是在皇帝的支持下，以王叔文、王伾、刘禹锡和柳宗元为首的政治集团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永贞革新”。“永贞革新”的目的在于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宦官专权，抑制藩镇割据，减轻人民徭役，要为疲惫的唐王朝来一次大换血。改革，在封建社会任何历史时期都是步履维艰的。改革，势必牵扯社会很多方面，这样一来，宦官、藩镇以及大官僚的利益必定受到影响，必定会阻碍其改革。如果改革的中坚力量不出意外，还在当权，这样改革虽受阻，还仍会继续。然而，当多病的唐顺宗被迫禅位宪宗皇帝后，持续一百四十多天的“永贞革新”便宣告失败。改革的后果是王叔文被赐死，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先被贬为连州刺史，途至荆南，加贬为朗州司马。社会的框架依旧未被动摇，刘禹锡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涯却开始了。

朗州地处西南夷，与中原言语不通，刘禹锡内心一定郁结了很多彷徨和苦闷。雄心壮志既无用武之地，政治上不可能再有所作为，那么在贬谪的十年中，刘禹锡开始从政治转向诗文。他要做的便是吟咏文章，陶冶性情。唐朝是一个诗的国度，政治的失败成就了诗人的刘禹锡。政治上的热情一旦移到笔下立刻变得热烈和激昂。你看他在《秋词》中这样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自从宋玉叹息：“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从此悲秋就成为文人笔下一种衰败的意象。刘禹锡却一反悲秋之态，直言秋日胜过春朝，面对逆流，痛饮狂歌，丝毫不受贬谪而颓靡，仿佛时刻等待着被朝廷启用的传诏，如此豁达的胸怀在他以前的诗人中还很少见呢！贬谪，本是那个时代的常事，人毕竟摆脱不了世俗的烦恼，表露颓废的心态也无可厚非，也是正常生活之一端，然而刘禹锡表现的正如他诗中所传达出来的乐观情怀。我们读他的诗真要疑心他是否身处贬谪的逆境中。与他同时代的白居易在贬谪后哀叹：“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这样看来，刘禹锡不是胜出白居易很多吗？

身居江湖，心念魏阙，早年儒家的教育促使他保持着出仕之心。终于，十年等来了皇帝的诏书，朝廷毕竟没有把他忘记。一朝回到魏阙，满眼看到的都是意得志满的新进，政见的不同本已让他在朝廷难以立足，心中的不平尤使得他不得不对他们以刺讥，诗是他发泄胸中块垒的调剂，这便是《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本来当权派就不喜他，他的讽刺诗一经被他们看到，他的再次被贬便也顺理成章。这次被贬到播州，柳宗元此时也回到了京城，与他命运相同的是柳宗元被贬到柳州。柳宗元以播州非人所居，且禹锡母亲年老为由请求以自己的柳州换刘禹锡的播州，幸有朝中人说请才改为连州。之后几年里刘禹锡辗转于夔州和和州，政治抱负一旦又成泡影，诗歌的创作便成了他生活的主旋律。既无案牍劳形，他可以自由深于闾巷，接触当地民歌。当地的民歌多俚词，刘禹锡依屈原作《九歌》的传统，由民歌的特质入诗，删俚存雅，创作出被黄山谷认为“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的《竹枝词》，如出浴少女，清新自然，纯朴甜美，极富生活气息。(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隐居和出仕是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两条出路。假如刘禹锡选择前者，无疑他将过着“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平静生活以终世，不会有后来的磨难，更不会有他的诗歌那种常读常新的激励精神。我们说过他的早年儒家教育使他积极用仕，他的家庭传统也是以儒学称世，因此他不会选择晦迹林壑的隐逸生活。就今天看来，我们真要感谢他的贬谪生涯，因为他的人生遭遇，我们看到了一个坚强的刘禹锡，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斗士的灵魂。

贬谪总不是好事，刘禹锡越遭贬谪精神越发昂扬，贬谪仿佛给他注射的兴奋剂。白居易还在为他“二十三年折太多”的遭遇抱不平。他却“暂凭杯酒长精神”，好似没事人一样。他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他还说“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好像在鼓励白居易，好像他才是遭贬谪的人。豁达的胸怀让人感觉他在享受这样的生活。诚然，唐人中，为什么只有刘禹锡的诗歌始终表现着蓬勃的精神？一来他贬谪的时间长，二来他实在是一个乐天派。同是夕阳，他看到“红霞尚满天”；回忆往事，他意识到“山形依旧枕寒流”。悲观的人看到的都是消极景象，达观的人总能看到积极的景象，他的笔下和心中充满了正能量，他看到的跟别人看到的不一样。反过来说，这不也正是他贬谪二十三年而不沉沦的证明吗？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刘禹锡遭受了不平，他鸣了，但他鸣的不是自己的不幸，他鸣的是对待不幸的心态，一个压迫者的呐喊。我们说人如其诗，了解了他的遭际，我们真可看出再没有比刘禹锡更适合了。白居易说：“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豪”不就体现他人与诗的一致性吗？

我们说岁月会把一个人的棱角磨平，对刘禹锡，贬谪更像一块磨刀石，却把他磨的棱角分明。当他再次返回京师，第二次游玄都观后又写下一首讽刺诗《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这次，刘禹锡不光是讽刺，讽刺之外，还有稍许幸灾乐祸，他怎能不高兴呢？他有理由高兴。他回来了，胜利了，那些把他贬谪外地的当权派现在都不知哪里去了，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

刘禹锡晚年偃蹇寡合，以文章自适。他是孤独的，没人理解他，他是高傲的，骨子里的高傲，没人靠近他。在贬谪的岁月里他没有逃避，没有抱怨，而是以更有力的心态对待之。我禁不住要赞美他：你可以贬谪他，可就是打不败他。生活给他一个激流，他像一座沉稳的山川来承受和包容，大肚能容的情怀，在他同时代的人里面，除了刘禹锡，还有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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