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行
延 安 行
蔡 怀 森
一
从西安到延安，是晚间7点的车，一直有些遗憾。
有人总结过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些人文现象：二十世纪初始中国的精英们滔海过洋去日本，当时有孙中山，黄兴。稍后一些有蒋介石，周恩来，鲁迅，阎锡山等一批紧随。二十年代，中国的一些精英们报考黄埔军校，投笔从戎，造就了一批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将帅。三四十年代也有一批精英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在延水河畔、宝塔山下集结，他们虽少了些战火的洗礼，却接受了毛泽东思想的熏陶，后来大多成了共和国的骨干、高干。(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精英们总是引领历史潮流的。
三四十年代的一批批热血青年去延安，很多就是从西安出发的。当然绝不是今天的坦途大道，而是动用了各种交通工具，甚至步行。还是很艰辛的。因此很想看看这一路的山梁沟壑和黄土小道的印迹。当然这些都已是历史的一种记忆了。
清晨，整理完毕，来到了宝塔山下。
宝塔山及建在山上的宝塔是延安的标志和象征。
宝塔山的位置应该是在延安市区的东南郊。
长期以来，人们印象中的延安往往就是宝塔山和窑洞，再就是宝塔山下的延河，并没有多少延安城市的模样。不过这也无妨，如今全国所有城市模式，大同小异。或平地扩展，或依山傍水。首先市中心区域让给银行、电信、宾馆的豪华高楼，然后就是处处林立的塔吊下，新建的楼盘小区。再就是整洁的绿化道路，川流不息的车辆。现今的延安大致也是这般模样。
宝塔山，古称嘉岭山，山上宝塔始建于唐，明代改建。八角形，九层，高约44米，为楼阁式砖塔。
亲眼目睹了宝塔山、延河水，老实说并不象多少年传颂的“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的印象。在山下延河边的景点处照了几张照片，由于距离的原因，总感觉宝塔太小，没什么气势，加之逆光，并没有理想中的壮丽雄伟感觉。
看过一些诗人、画家笔下的宝塔山，其实更多表现的是一种怀念延安岁月，歌颂延安精神的情怀。这些人大都是当年在延安学习、战斗过，参加过抗大、鲁艺，聆听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老同志，老干部了。有时歌颂延安往往也是在歌颂自己。
颇有意味的是正是这些老延安，党的第一代文化、文艺工作者，一辈子唱赞歌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黑线代表人物。
延河，如今建成了水景堤岸式模样。早先的延河，河滩地太多，水流不定。两岸修成河道岸景，既利用了滩地的土地面积，也使河道蓄了一定的水量。虽说改变了原生态的模样，但增加了人们活动、休闲的景点空间，也显示了新延安的建设风貌。
二
过延河大桥，沿圣地路向西北方向，经清凉山，王家坪旧址在圣地路右侧的一处小山口，上一条叫杨家岭的路大约500米，就来到了杨家岭。
首先进入视野的是中央大礼堂旧址，也就是史上著名的中共七大会址。据说这里原来是一座基督教教堂，后于1942年改建，改建的中央大礼堂看上去简朴、端庄。主席台位置紧靠山崖边，有防空洞，会场可容千人，规模并不小。而厅内没有梁柱，用大跨度拱式结构，两边建小会议室、阅览室、休息室，抵御水平推力。尤其是大门开在一端的侧面，形式朴实、自然，别具风采。
1945年4月23日—6月21日，中共中央在这里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礼堂里，主席台上按当时场景布置，感觉上比历史纪录片上的景象要狭小一些，下面放置多排木条长椅。这里是游客必到之处，也是必照相留影的地方。毕竟中共七大及当时在这个大厅里的所有人物都太有名气了。
礼堂主席台上一条横幅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靠前的主席台上沿略带弧形的边沿上有一条横标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这里召开的“七大”是一个历史标志，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标志着毛泽东同志由此成为了党的领袖，也被置于了全党之上。
随着后来的年月，毛泽东、毛泽东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成了领袖、大救星、红太阳、“万岁”、“万寿无疆”、“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问题是这样一来，他的战友们还怎么和他共事，能不能有不同意见，有了错误能不能提出纠正和反对。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历程和实践，如今党校的专家、教授们应该有个说法了。
再说，一些人功成名就，尽享荣华富贵，貌似拥戴、紧跟，千人诺诺而把无限的权力，无限的责任，无限的后果去由领袖一人承担，这似乎也不太公平。
中央大礼堂不远处，左侧的小山坡上，有几处窑洞，其实也就是陕北山间村庄最常见的普通窑洞吧。这里就是当时的中央领导：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人住过的窑洞。应该还有其他一些领导人的，只是这几位更应该突出吧。每户三孔的石窑相距不远，办公、休息都在里面，窑面前都有个不大的平台算是院子。
很明显，几家都是近邻，特别是和刘少奇。至延安时期，毛泽东，刘少奇应该算是老乡、战友、邻居。刘少奇紧跟毛泽东，是最早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至于最后的结局那是后话了。
红军长征至陕北吴旗结束，历时一年。
1936年7月，毛泽东及中央机关由子长县的瓦窑堡转驻保安（即后来的志丹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共产党和红军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转机。
西安事变后，国共停止内战，转向联合抗日，经协商国民党撤出延安（当时称肤施），中共军队于1936年12月18日接管延安。1937年1月10日，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毛泽东和中央离开保安，经艰难行军于1月13日到达延安。这是史上毛泽东和中央机关最早踏上延安的日子。
到达延安后，中央机关最早驻城区凤凰村，军委驻王家坪。各单位自己挖窑洞，建平房，分布在城四周的沟沟岔岔，山山岭岭。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中央和红军进驻延安时，总书记是张闻天，是1935年1月遵义会议选举产生的。毛泽东是政治局常委，分管军事。张闻天任总书记至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
1937年1月15日，进驻延安的第三天，毛泽东出席了由张闻天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研究进驻延安后的工作和各项政策。会上毛泽东提出：“不打土豪，保护商人，取消苛捐杂税”。还说了句“让大家都欢喜”。就这样，中央在延安站住了脚。
还要提及的是，这时贺子珍和李敏还在主席身边。
1938年11月，因延安城遭遇了日本飞机的轰炸，中央机关由城内搬到了杨家岭。
杨家岭山坡上的窑洞，都是依山就势，各自朝向并无规制。毛泽东是座西向东的石窑，三孔。窑前是个不大的院子，围有土墙，院子边上有一石桌石凳，别无其他。再就是窑边都挖有防空洞。据说防空洞很深、很大，并和其他首长们住的窑洞相连。现在供游客参观的一些领导人窑洞里，都有一些简单的家具陈设和床铺。毛泽东的窑里铺的是木板床，办公桌就是在一些图片中见过的毛泽东伏案写作模样。墙上挂着一张毛泽东、江青和李讷的照片有些引人注目。只是不清楚贺子珍是怎么离开的，江青又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原因就更没人能说清楚了。
1939年9月，毛泽东、江青，刘少奇，张闻天及夫人刘英，博古，李富春及夫人蔡畅曾在窑洞前的小院里，为邓小平和卓琳，孔原和许明举行婚礼聚餐。孔原喝得大醉，小平没醉。
艰难岁月，战友情深。
黄土山坡的窑洞，粗糙的门窗，简陋的桌椅，混沌在黄土高坡的沟沟壑壑中，是那么普通，那么平凡。毛泽东就在这里运筹帷幄，引领着江山潮流，改写着中国的历史。他在这里写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起了大生产运动。他在这里写出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领导了有历史影响的延安整风运动。清除左的，斗争右的，最系统的审干、排查、和“抢救运动”。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积蓄着力量。
三
枣园在延安城西一处难得平缓的河滩地上，园中植有不少枣树。杨树、柳树也不少。
来到枣园，看着两边竖立着的石门柱，我竟然有了机关大院的感觉。
这里确实是个大院。是延安时期的党中央机关大院。
枣园原先是陕北一个军阀旧军官的庄园，土地革命时期归人民所有。中共中央来延安后，开始整理这片庄园，至1943年共修建窑洞二十余孔，平瓦房八十余间，礼堂一座。同年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先后迁居枣园，这里也就成了中共中央的“机关大院”。
说这里是机关大院是确切的。在有围墙警卫的枣园中，东边山坡上一处处窑洞，就是中央领导人居住和办公的地方。枣园中一棵棵树木之间，散落的一座座样式别致的平瓦房应该都是苏式建筑模样，仔细看发现，有标着曾经在此办公的单位名称，如：“中央办公厅”、“书记处小礼堂”、“军委办公室”、“机要室”、“中共中央行政办公室”等。据说还有苏联人的住处，这就不方便介绍了。
我们党有很多传统的东西，机关大院应该算是一个。
或者是无意识的，解放后若干年代我们有省委大院、市委大院、县委大院、军区大院。都是这样一个格局。有办公区，有家属区。食堂（叫机关食堂），文化娱乐（机关礼堂），医疗卫生（机关门诊部、机关医院）。当然还有机关幼儿园。
我们党，我们的军队，延安时期，包括整个战争年代，人们参加共产党，参加革命，没有工资、奖金、补助。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私人财产。身家性命都是党的，是组织上、队伍上的。在所有的物质需求方面当然靠供给制。一切由组织、后勤保障部门按需要，根据条件保障供给。战士吃大灶，首长吃小灶。不仅是“三公”消费，一切都必须由公消费。那时简单朴素的概念应该是，我是组织上人，是“公家人”。我是“公家”的，公家也是我的。“我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延续到后来，有叫“体制内人员”，也有叫“公仆”、“人民勤务员”的。按传统的思维模式，一切开支费用理应由组织负责。经济条件困难时就艰苦从紧些，经济条件好转时就宽松、改善些，感觉挺好的。
解放后到了一定时期，工资有了，各种待遇有了，私有财产也逐渐增多了，但往往在思想上，思维习惯上还难以丢弃这个从战争年代里带来的传统，公私不分，公私难分，公私不想分。公款消费、公款开支自然居高不下。
战争年代，一切工作中，会议决定，领导指示，批示、要求就是命令，必须坚决执行、服从。所有工作人员、指战员到相当一级领导干部的工作职务任命都由领导决定，组织安排。少了一些听取群众意见，尤其是不同意见的习惯。更少了一些选举的经验和做法。这些好像也有相当部分被当成传统继承了下来。
战争年代，要求全党、全军必须高度集中统一。指导各项工作及战场的斗争，早先用信件，然后是电报、电话，再后是下发各种文件，文件根据内容性质、情况，依据保密条例还要标以各种类秘密等级。这也有可能是延续至今的每年以大量文件形式指导工作，且很多内容事项不习惯公开和不便公开的观念和认识。
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十三年。这期间，培育形成了宝贵的延安精神。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已被各级政府写在了大门口。“实事求是”的精神—成了党校门前的石刻。还有“艰苦奋斗”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其实还有延安的“斗争精神”。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引导全党和“左倾机会主义”斗，和“右倾投降主义”斗，和“教条主义”斗，和“自由主义”斗。“审干肃反”，“抢救运动”。利用各种斗争方式，纯洁壮大了革命队伍。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和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斗。
延安的斗争精神也成了传统。并一直在继承延续。以至从解放后到文化大革命斗争一直未断，“过几年再来一次”。生命不止，斗争不休……。
春末的枣园，艳阳高照。枣园里草坪青青，绿树成荫。游客在这里三三两两驻足细究。
延安的岁月远离我们了。
那一代人也远离我们了。
他们留下了许多遗产。当然也有负资产。
今天，他们的后人们依然负重行进在新的征途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并不比他们少，担负的责任和重担也不比他们轻。
2014年 5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