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故居
（黑风夜话77 瞿秋白故居）
“今岁花开盛，宜栽白玉盆。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一位当时只有十三岁的少年题写了这首白菊诗，诗里巧妙地嵌入了他的名字“秋白”，还有“霜”字，因为他别名瞿霜。
在中国革命史上，瞿秋白是个跳不过去的名字，他曾经担任过共产党的最高负责人，也曾经是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排名第二的左倾盲动主义的冠名者；他曾经是革命烈士受到万众敬仰，也曾经被指责为叛徒遭到彻底批判。而这一切均来自于他临刑前的遗作《多余的话》。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秋白用《诗经》诠释着心语，并以此拉开了二万言的序幕。其实他可以不写，甚至把要写的内容作为交代口述给书记员也可，可他偏偏留下白纸黑字，把自己最真实的思想留诸人间。他完全是在剖析自己，把灵魂放在历史的手术台上供后人瞻仰。他不会降服于敌人的威胁和利诱，也不再抱怨自己战友的打击和抛弃，可他留恋妻子，留恋那段“秋之白华”的美丽爱情故事。但他还是坚决地慷慨赴死，而且还应该唱着《国际歌》，因为他是那首歌在中国最早、最全面的翻译者。他是这样翻译的：“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秋白用“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告诉后人，他把希望寄托在能够独立思考的代代青年身上。因为“历史的误会”，他“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多余的话不多余，而且耐人寻味，它使人们迫切需要了解他的心路历程，并因此而走进他的故居纪念馆。
常州瞿秋白故居原是瞿氏家族的宗祠，延陵瞿氏旺族到了秋白出生时已趋衰弱，随着接济秋白一家的叔祖父去世，他们失去了经济来源，在族人的冷眼中搬进了宗祠居住。秋白在这里度过了四年，这是从少年到青年的四年；是“穷困与诗画相伴，绝望与清高同在”的四年；是推翻王朝、几造共和风云际会的四年。聪颖好学的瞿秋白初步形成了忧国忧民的思想。但家境日益困难，秋白的母亲在典卖完家私后选择离开人世。瞿秋白被迫走入社会，以他的聪明才智考入了免费的俄文专修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五四的浪潮又席卷了古老的大地。当陈独秀到莫斯科寻求党的建设与发展时瞿秋白担任翻译工作，正是这个历史误会使他成了党的创始者之一。(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瞿秋白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历程，主要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大革命失败后的“八七会议”，他被推上了主要负责人的位置，那一年他才二十八岁。生死存亡的拯救任务落在他年轻的肩旁上，但是，秋收霹雳一声暴动不是他的功绩，广州起义的失败却要他负盲动的责任，更痛心的是在这次起义中他失去了亲密好友同为常州红色三杰的张太雷。他必须带着错误在岗位上改正错误。当1931年瞿秋白受到王明路线排挤后，他回到了熟悉的文化战线，和鲁迅成为挚友，这是作为文学家翻译家瞿秋白的黄金时代。三年后，他又奉命到了瑞金苏区，可不久后他随红军一同长征的请求被拒绝了，这时的“留守”就意味着被抛弃。他被捕后国民党曾千方百计地劝降，宋希濂也以黄埔学生名义礼敬“老师”瞿秋白，但他去意已决，留下千古奇文《多余的话》，微笑刑场。
和方志敏受刑前的《可爱的中国》相比，《多余的话》肯定不是嘹亮的进行曲和冲锋号，但它在貌似消极中传达着作者积极的人生。因为他不把自己伪装成马克思主义者，他“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文人有文人该做的事。秋白也许能成为优秀的文学家、翻译家，成为优秀的老师甚至医生（他被捕时曾自称军医），但唯独不能成为优秀的政治家。不愿当政治家的文化人从事了政治，那就要为此付出代价，哪怕这代价是生命。瞿秋白牺牲于1935年6月，应该不会知道已经召开的遵义会议，也预见不到十四年后战友们的胜利，“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于是，他说“我这滑稽剧要闭幕了。”
腰斩《水浒》的“反动文人”金圣叹临刑前最重要的事是“花生米与豆干同嚼，大有核桃之滋味。”瞿秋白最后写道：“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文人的风采，古今相同。
白玉盆里菊花淡，已无霜痕已无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