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红榜
人逾不惑，心性便渐渐地沉静了下来。少不更事时，说起某个人或某件事，总会以挑剔的态度生出些许的不好来。而经历了一些岁月积淀之后，再惦记起同一个人或事，心里记念更多的却是以前没有发现的好。老师就是这样，读书时总嫌他们过于严厉古板，多年之后嘴上说的却是“当年我要是多听听老师的话就好了”之类的感叹。丁老师，那个当年我们背地里曾以“老巫婆”相称的老师，现在想来，却如这冬日里的一个火盆，温暖到甚至有点伤感。
丁老师姓丁名仁珍，是我当年在临澧县望城中学念初中一年级时的班主任，教我们语文，个子不高，看上去慈眉善目，实际上做事情却像她名字的谐音一样非常认真，甚至觉得到了刻薄的程度。当年我们十二三岁，刚从各个地方的小学升上初中，班上大部分是寄宿生，基本上都是第一次脱离父母的视线。望城中学是农村中学，学生都是各个村小学考上来的，父母基本上都是农民，平时忙于农活，对孩子学习大多疏于引导，因而孩子从小都比较野，更谈不上好的学习习惯。所以对于刚进入初中那种集中学习方式和管理模式很不适应，比如午休，比如晚读，比如定时就寝，总想着怎么跑出去玩，而丁老师偏偏像只不讨人喜欢的黑猫警长，总是能恰到好处地把我们逮个正着。有一次午睡，我们几个居然偷跑出去道水河游泳，差点没淹死，第二天丁老师知道后，又惊又气，在“你们要是淹死了，我怎么向你们的大人交待”的近似咆哮里，恨铁不成钢地一人给了一耳光，还罚站了一天。于是，从那之后，背地里便有人称丁老师为“老巫婆”了，其实当年她也就四十多岁吧。那时的我们，脑子里除了好玩，哪能理解丁老师的那一耳光里居然还饱含着责任、期希，以及对生命的敬畏呢？
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文学的火种是丁老师给我点燃的。那是一次学校组织的作文比赛，是那种一个题目初一到初三混比的校内竞赛活动，作文题目记得是《记一件难忘的事》。那时是汉城奥运会后不久，我写的是看跳水运动员许艳梅勇夺跳台冠军这么一件事。应该说现场发挥得还不错，竞赛结果出来，我居然力压初二初三的学哥学姐，获得了仅设的一个一等奖，当时整个学校应该也有三四百学生吧。这可把丁老师高兴坏了，居然连夜用毛笔把我的获奖作文誉抄在两张硕大的红纸上，第二天一大早又亲自搬凳子搭梯子，把我的那篇作文张贴在了学校大门口最显眼的位置，以让全体师生进出校门都能看得见，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应，我一下子成了校园名人，幸福来得太过突然。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对作文有了浓厚的兴趣，且立志要当一名作家，而丁老师也总是在作文课时拿我的作文当范文例读，以致于这么多年我一直把文学创作当成一个业余爱好，到今天出了两本散文集，加入了湖南省作家协会，获得过丁玲文学奖，还办起了自已的作文培训学校，也算是实现了当年的志向吧。现在想来，若没有当年丁老师的那张满足了我极大虚荣心的红榜，我人生的走向也许是另一个方向。要知道，很多人直到二三十岁都还在为人生的方向而迷茫，而那张红榜，让一个少年在十二三岁的年纪便有了人生的方向，让我知道了自己生命究竟需要什么，这对一个人短短的一生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所以，现在每每想起丁老师，那张鲜艳的红榜就会跃然脑海，眼睛里也总会有某种酸酸的液体盈盈泛动。
除了给予我文学的启蒙之外，丁老师还着重锻炼我的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作文获奖后不久，丁老师就让我当了班长，班上很多事情都交给我独立处理。那年元旦，邻班组织了一台晚会，歌舞升平。我们有点按捺不住，于是我给丁老师报告，老师说那你组织吧。得令后，我和几个班干部一商量，临时起义，把桌子椅子一搬，即兴开场，唱歌的跳舞的吹笛子的打拳的诗朗颂的都有。我临时讲了一个从妈妈那里听过来的民间故事，博得满堂彩。那次晚会很成功，到现在都记忆尤新。后来没多久，县里组织一个初中生演讲比赛，丁老师鼓励我参加，我说我不敢，丁老师说你把那天晚会上讲故事的胆量和表演才能拿出来就行，这样我就参加了那次县里的比赛，居然得了个三等奖，那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学校以外的比赛，算是见到了大场面。也就是这么几次活动，我摆脱了一个农村小男孩的那种畏手畏脚的小家子气，待人处事渐渐地大气从容了些，沟通能力、组织能力，还有思维、胆量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对我后来的人格形成，以及走入社会谋生谋职都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一个好老师，有时并不需要耳提面命，也许只是一份信任，一次鼓励，或者是一个舞台，便已送君千里，超然尘世。
我知道，我能拥有今天健全的人格，还能有属于自已的一份事业，都是许多老师一点一滴传授积累的。有些老师，不只是知识的老师，更是人生的导师，他们在教给书本知识的同时，更是启谛人生的道理。有些老师的姓名已经忘却，有些老师甚至已离开人间，但那些谆谆教导，那些孜孜不倦，已春风化雨地融入了我的血脉，就像那张红榜，虽时过境迁，却永铭心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