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人

一

我每隔一段时间便会修改以前的文章，不知道多少次看到自己以前写的幼稚诗文想把它们付之一炬，别人说那是证明你在进步，后来仔细想想，再不好也是自己写的东西，姑且留着吧。这篇文章最后一个版本定型之前，曾有不少朋友看过以前的很多个版本提出意见，多半是一些碍于面子的奉承话，也有人提出很中肯的观点，直截了当地说我阅读的关于贵州的文献不够，了解不够透彻。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我很赞同别人的这种观点，以至于我每次都想说服自己等到阅读足够多的相关书籍再来写这篇文章。可是最后我还是被心中那种想写的欲望说服，提起笔就写了。

当一个外出谋生的人被外地人问及来自哪一个省市而你脱口说出的地名他竟然不知道的时候，是最尴尬的，更不用说精确到具体的某一个乡镇了。外出贵州人的遭遇当然也不例外，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在你自豪地向外地人说出我来自贵州以后，他们往往会沉思片刻，然后眼睛开始向上打转，接着收紧眼角的赘肉，微微瘪起嘴问你，“贵州在哪，是属于云南还是四川？”或者是想都没想，也很自豪地回答你，“哦！我知道，贵州属于贵阳。”每次想起这种场景都会觉得可笑。

其实，仔细想想，外地人这样回答也是有原因的，在他们心里，贵州一定是一个很穷的地方，到处都是高山丛林，而且去那里会有严重的高原反应。贵州人一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这几十年以来始终都摆脱不了一些已经在外地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思维观念，即使是贵州的今天时刻都在变化。到贵州旅行，领受最深的就是天工造物的神奇，感受到的是天无三日晴的风情，还有那一串串江水连起来的村村寨寨，犹如古朴的图画镶嵌在青山绿水中，不仅是空间在转移，而且时光在倒流。贵州人在长期对古现代的城乡生活方式和比较接近原始的自然的探索、打磨和融合下，他们自觉和不自觉地有了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套民族心理的文化方式，这种文化方式，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又都不一样。说得大气一点，便可叫做某某地方文化。

本地人对外来人士天生有种自动识别的方式，他们能够通过自我感觉辨认出来大概是属于哪一个地方的人。本地人该有的精神风貌和经过地域性和时间性磨合出的“独特长相”他们全部了然于心。一个外地人来到贵州，不管是在公交车上，在购物商店里，还是在拖着行李箱在街道间来回走动，一眼望去，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着装和语言，而是贵州人的体征已经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辨认方式。同样，一个贵州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很容易就会被外地人区别出来，即使他们一开口并不一定讲本地话。

这几年，搞煤矿的贵州人富起来了，承包工地的建筑工人发家致富了，靠土地赔款一夜致富的暴发户也多了起来，就连以种地为生的农民存款都有十几万。上流社会的人依旧享受着生活，住着别墅，开着豪车，下层社会的人们依旧继续劳瘁，为了生活继续奔波。他们尝过了生活的苦杯和甜汁，遭受过别人的喝彩和诋毁，闲来无事也会去娱乐场所消遣，在种种女人的怀里打过滚，照着影视明星的穿着把自己打扮得很时髦。城乡妇女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起来，即使是常年和泥垢打交道的也会把头发染成金黄色的波浪滚，着装上渐渐接受和开始尝试露出很多以前未曾想过的部位，只有那些基本足不出户的有了一定年纪的妇女们还在坚守着自己的审美标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越来越多的贵州人开始变得很富有，但只有在物质生活上改变的基础上，精神生活的质量才会得到提高。管仲在相齐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精彩的论断：“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段话对于今天的中国很有现实意义。用我们的话讲，你得先抓物质文明，然后再抓精神文明。饭都吃不起了，你还要叫他讲仁义道德，那是不可能的。穷山恶水，泼妇刁民，必然是相辅相成的。相反，生活越富裕的地方，精神文明程度也就越高.

暴发户一多起来，仇富心理就会在广大人群中逐渐扩散，下层人民甚至可以按照身份和地位来划分出不同的阶层，比自己高的得罪不起，比自己低的不随便欺负。他们开始从自己多年在外地遭受的经历中练就出一副“读书才是出路”的眼光考虑子女的未来，在重点中学的旁边购置房屋安家落户，宁愿放弃更好的赚钱机会也要因地制宜做个小生意谋求一家人的生活，顺便照管孩子。去菜市场的时候经常会看见穿着不光鲜的父母们为了几块钱的菜价和卖菜的小贩们斤斤计较；在他乡做工地的父亲因为常年累月的风吹日晒放假归来在儿女们看来似乎瞬间就老了几岁，以为时光只是对穷人比较过分；偶尔还有几个十五六岁的小男孩刚从网吧或者溜冰场出来，在昏暗的街巷中看见谁不爽上去就是一顿，模仿影视中古惑仔的桥段把他们叛逆的性格发挥到极致；一些只能由年迈的祖父母照管的留守儿童又会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失足落水、跳楼自杀；又或者是几个开出租车的本地人构成一个“团伙”见外地人初来乍到便合计狠狠地敲诈人家一笔；更是精于左邻右舍之间的土地征占问题计算的妙法和如何高效应对城乡规划关于土地和房屋赔偿问题的四则运算……

这些琐事，基本上每天都在上演，只要稍微注意，都会发现。所以，一来二去，几乎全国各地，对贵州人都没有太好的评价，野蛮、能打、不敢惹、没见过大世面、贫穷落后、教育程度不高、素质不高、偷盗、抢劫、杀人。没钱的贵州人是很可爱的，稍微有点钱的贵州人就会让人感到恶心，还有就是贵州人在外地找工作很麻烦……似乎一切能用上的不中听的无恶意的中性词叠加在一起，差不多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贵州人了。

一经轰传，贵州人都被这种根深蒂固的评价而定位。大多数外地人就会根据这套准则来评价他们心目中的贵州人，以至于近年来始终在进步的贵州人试图用他们的方式来抹掉这些称谓都无功而返。外地人眼里的贵州人似乎是穷惯了，穷疯了。贵州人陷入了一种无法洗脱，无法自拔的“穷”的尴尬，这种尴尬不是今日才有的。在我看来，贵州人始终是中国西南部贫困区域中最尴尬的一群。

二

贵州当然比不上北京上海的盛名，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把持着自明清以来的经济和文化，活脱脱地往那里一坐，摆出一副老者的资格，一切政治在这里衍生和终结；上海则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浩瀚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凭借着自己特殊的地理位置经历荣辱兴衰，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上海确实以青年人的眼光俯瀚广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

而贵州不过是中国的西南腹地一片原始而神奇的土地，那里的林、洞、山、水，天然生就，原始古朴，回归自然只需置身其中。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水力资源丰富，黄果树瀑布尤为著名。还有有绚丽多彩的喀斯特景观。和其他大城市相比，它的优点在于自然环境好得多，适宜居住，这也使得旅游业成为了贵州经济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一到盛夏，爽爽的贵阳就会成为很多外地人选择避暑的好去处之一。

外地人很多并不知道贵州，因为贵州在历史上既不是哪个朝代的都城，也没有发挥着很重要的交通作用。即便是夜郎古国也只是汉代西南夷中较大的一个部族，有个成语叫做夜郎自大，说的就是夜郎古国。蒲松龄曾经写道：“驾炮车之狂云，遂以夜郎自大。恃贪狼之逆气，漫以河伯为尊。”“饿虎思斗，夜郎自大，我国若不大张挞伐，一奋神威，靠着各国的空文劝阻，他哪里肯甘心呢？”成书于光绪后期也跟着附和。

据历史文献记载，这个古老的国度存在了300多年的时间，夜郎是汉代西南夷中较大的一个部族，或称南夷。秦及汉初，夜郎已进入定居的农业社会。地多雨潦、少牲畜、无蚕桑，与巴、蜀、楚、南越均有经济联系。稍加分析就知道，夜郎自大里面含有的更多是夸大的成分。夜郎国是偏僻深处的一个方国，交通不便，自然和外界的联系较少，又怎敢妄自尊大地和汉王朝叫板。夜郎古国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问题，至于它的始发地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不管时空怎样转变，世界怎样改变，夜郎故国的文明却超越了一切自然和人为的界限，绵亘了2000余年，并深入到这片神奇热土的各个民族的骨髓里。所以，这实在不是贵州人敢拿出来炫耀的资本。不过，不管夜郎自大究竟有多大，请对夜郎国多一些包容。

少数民族政权，向来在中国历史上就不是正统的政权，经常用来形容少数民族政权的蛮、夷、狄、戎都是不太好听的词汇。战国时期管仲提过尊王攘夷的口号，当时中原处于混乱之中，觊觎中原已久的少数民族政权勾结起来，对华夏文明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汉族才是最正统的民族，当时的华夏文明应该说是比较先进的，定居方式已经确定了下来。管仲大举尊王攘夷的旗帜，使得齐国一下子站在道义的制高点，南征北讨，使齐国成为第一个称霸的国家。后来孔圣人充满深情地讲：“管子相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我们老百姓到今天都受到管仲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的尊王攘夷力保中原的话，我们就要被少数民族、游牧民族同化了。但在今天，很多宝贵的少数民族（包括贵州）的风俗文化逐渐被汉族同化了，早就失掉了其民族的鲜活性。

贵州确实沾了不少其它城市的光。外地人大多都知道历史名城遵义、避暑之都贵阳、江南煤海六盘水、世界遗产赤水丹霞、中国的酒都仁怀，等等。人们知道这些城市，不过如果问他们这些城市来属于哪个省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回答出来。

这几个城市把忙忙颠颠的现代差事，洒脱地交给邻居贵阳。省会贵阳因位于境内贵山之南而得名，已有400多年历史。有句谚语是这么说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说的就是贵阳。贵州四季分明、春暖风和、雨量充沛，所以省会贵阳名字的来历还有一种说法：“贵阳贵阳，贵在太阳。”宋朝在敕书中有：“惟尔贵州，远在要荒”一语，这是以贵州之名称此地区的最早记载。明朝永乐年间才设置贵州承宣布政使，正式建制为省，以贵州为省名。

它脚踏几个朝代，像一位从不显赫的贵族，但眉目间仍然气宇轩昂。别的故都，把历史都浓缩到宫殿，而贵州，把历史都溶解于自然。在贵州，不存在纯粹景仰式的参观，也不存在舍弃历史的游玩。北京是过于铺张，讲究国家排场和面子的聚集；上海是过于拥挤，过于算计的沉淀。贵州既不铺张要面子，也不拥挤讲算计，完完全全是坦荡荡地铺开一派山水，让来访者自然而然去解读贵州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

虽然贵州建省只有几百年，但是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远，当你温软的手指触摸溶洞里坚硬的化石，短短几十载的生命叩问着无穷的历史时，可能几万年前生活在这里的古老民族也曾在这个地方触摸过。这是贵州人气质的遗留，是先民生态的重温。于是，古人类开始在这里找到了，古文化在这里形成了，夜郎文化开始成为悬念，文化的遗址和传说由内而外轰传。贵州还是名酒之乡，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这里是国酒茅台的产地，其香醇飘摇与全国各地的山水之间，浓厚而浸润，一如丰满而多彩的贵州文化。

当你看到侗族的鼓楼，喝过苗族的水酒，看过他们的吊脚楼、刺绣和银饰，穿过布依族的土布，睡过水族的木屋后，你就会了解到贵州是多民族团结互助的社会环境的省份。他们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尤其是苗族，侗族的艺术文化的发展最为突出。除了一些比较落后、狂野、匪夷所思的民俗以外，这里的民族文化是丰富多彩的。你看，无论是民族节日的到来还是有客人的参观，他们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客人的热情。通过苗族高傲豪气的笋笙舞和侗族天簌之音的侗族大歌来表达他们的热情好客和对美好生活、文化素质的追求。

近几十年以来贵州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虽然出现一些我们不愿看到的很多怪象以及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还有待解决，但这些只是进步的产物，阻挡不了进步的大潮。

三

外地人对贵州人的评价，不能一概而论，这种观念完全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身过去让你仔细瞧瞧百般疮痍的民族墙。只要这种悖论推翻了这堵捍卫尊严的后墙，那么贵州人的野蛮就不无道理。贵州独特的民族文化，不仅仅是不胜枚举的山水林洞，单单大自然的文化，远远不能囊括整个文化。

贵州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古代没有得到政治家们和经济学家们太多的青睐，在这里建设都城是不可能的，把其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似乎也不符需要，自然拿不出一些气可吞天，名垂千古的宫阙出来。但是，如果要讲一讲贵州的名人，奢香夫人应该是每个贵州人心目中的首选，即使她只是一个女人。今天贵州人身上的某些特质，可能会在她的身上找到原因。

程朱理学在古代中国思想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轻女的舆论早就屡见不鲜。无论后人怎么揣摩，怎么评价，站远了看，撇开了看，她们无论为国为己都引领了一个时代，武后算是一位，慈禧算是一位。武后是一位颇具争议的女性，王夫之敢说其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有人则列出反驳的意见，女性称帝，在那个年代，是何等的魄力；立无字碑，功过让后人评说，这又是何等胸怀；排除异己，诛杀大臣，这是为了政治斗争和国家安定；男皇可以，女皇又怎可不许，哪个朝代不是这样？

至于对老佛爷的评价人人心头都清楚得很，反正在其统治期间，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加上传统的理学思想对于女性执政的偏见，过去对慈禧老佛爷的评价几乎是完全负面的。抛开了这些历史局限来看，皇太后还是帝制时代中国少数长期当政的女性，政治手腕堪称聪明干练，尤其擅长玩弄亲贵朝臣之间的权利平衡，以维系清廷的绝对权威。

但是来自中国西南腹地的一位“鬼方蛮女”立即以翘楚水西，蛰声华夏，彪炳千秋的巾帼姿态和他们遥相呼应。

贵州前些年在大方县城北造了一所小规模的宫殿，叫做贵州宣慰府，它是贵州宣慰使霭翠和奢香夫人及其后裔，即历代贵州宣慰使处理政务的官府。从城中步行最多半个小时就可以走到了。生于贵州的演员宁静还拍过一部叫做奢香夫人的电视剧,剧情大概是这样的：

她在豆蔻之年嫁夫，后来夫死其子尚幼，她便代夫行职，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版图的规整。

她看不惯封疆大吏指挥使马烨好事贪功，企图消灭贵州少数民族的地方势力，达到邀功朝廷，专横贵州之目的，她极为忿恨，斩断所配革带，带领水西子弟，开始了这场民族分裂的战争。

她，又颠覆了大家对女人的印象。无论是办汉学、修驿场、告马烨，都不失为一奇女子。有人分析了慈禧的一生，说上苍压根就没把慈禧当女人看待，少年丧父，青年丧夫，中年丧子，老年丧国。但是慈禧作为大清朝的当家人与她何其相似。

她，就是大明顺德夫人——奢香。

奢香身上很难看到像武后，慈禧一样强势的政治手腕，倒是从她的政治路上不断看到以进为退、宽大为怀的情絮。所以，贵州人的豪爽和宽容并不是一种强硬的政策和许诺，而是一种生命本能。

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只是呈现自己单方面的生命。可能曾经一度让贵州人感到欣慰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邓恩铭烈士；晚清名臣今贵州织金人丁宝桢；兴义人何应钦，不过史上对这位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的负面评价不少；还有当之无愧的黔东南歌后阿幼朵、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老干妈品牌的创始人陶华碧女士，演员宁静、聂远以及奥运冠军邹市明。

由此可以推想，假如他们在电视上看见很多名人说话带有贵州口音，就不会感到奇怪，不再觉得贵州口音比别的地方的话难听。

贵州人口语种类比较多，方言也分为很多种，因为贵州的民族种类较多，并且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也把语言划分为区域性的。一个贵州人说的话另一个贵州人并不一定听得懂，不过一听就能基本辨别出来是贵州哪里的口音，特别是靠近湖南地区和四川地区两个地方的尤为明显。同一个意思，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贵州人说话不像东北人那样简短明了，直接把要干的事情描述清楚就行了，他们说正事之前一般都会有一定的铺陈，聊的差不多了以后才会进入正题。不过，贵州人也很有礼貌，即使是不熟的人见面也会相互寒暄一下。

可能每个地方都有一部分人会觉得家乡话太难听，模仿外地人说外地话，这实在是不应该的。总的来说，贵州人的语言是比较个体观念的，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种观念低层次的呈现，也使得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薄。一个外地人说其实大部分的贵州话只要说得慢一点基本上都能够听懂，他说南方的贵州话比较接近普通话，只是声调不太准。这几年，贵州很多少数民族的语言，风俗生活方式都被汉族或者是外来人口同化了很多少数民族语言也就少了其该有的新鲜性和独创性。

四

中国在近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在很多阶层、地域、职业形成了许多不相传达的气圈，有的经过长年累月，有的只是形成雏形；有的通过精心构造，有的不过是无心插柳；有的来自于恩怨情仇，有的不过是外因调控；有的是自愿承认，有的被迫加入。这种气圈，无色透明，看似无形，实则有形，而且外壳非常坚硬，圈内已经形成固定的模式，圈外人一般难以破壳而入。气圈范围划分非常随意，可以根据人的意向来随意改变，大到某种现象譬如文化气圈，小到仅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划分的姓氏气圈。很多专家学者甚至是平头百姓，街边的贩夫走卒都喜欢给某个气圈上的人贴上标签作鉴别和区别之用。

贵州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人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即使他们知道这是一种令人讨厌的弊病，也有很多人总是喜欢管“闲事”。外地人眼中的贵州人比较散漫，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贵州人的表面形态看起来更多的是懒散，但是遇到真正事来绝对是不含糊的，一个外地人是绝对不敢指着某个贵州人的脊梁骂人，这种自由散漫的状态更多的是建立在宽容的基础上。在贵州有不少地方，与这种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与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

从外地来的或者是贵州从上层社会上来为官的人，他们一直都分不清到底哪一种是百姓的“闲事”，哪一种是自己该管的正事，在他们心目中，凡是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无关的都是闲事。贵州人很难在心里长久而又诚恳地臣服于某一个号令，崇拜某一个领导，过分地相信权威反而会使得他们不自在。很多下层百姓们不愿意让自己闲着，劳动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他们的手脚。孩子和老人，都是让人觉得舒心的生物。不过，农村孩子过不够娇生惯养的生活，父母往往迫于生计把他们抛在家里，这不是一种丢弃，这不是一种狠心，这叫做生活的一部分。

理智的人总是试图去适应这个世界，不理智的人试图让世界来适应自己，然而社会的进步往往取决于那些不理智的人。这几年贵州的发展全国都有目共睹，尽管精神上的改观可能还不明显，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了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有钱了他们也开始学会享受生活，包养情人成为了他们攀比财富和地位的一种方式，豪赌这个词也开始流行起来。

我曾经有幸听到开车的司机描述那些当官的赌钱的场景。他和另外一乘客闲聊时讲到当官的赌钱那可不得了，百姓赌钱再大也大不了哪儿去，官场的人赌钱那是相当阔绰。规则倒不繁琐，每人自备一个袋子，里面装的都是以摞为单位的红色大钞，然后约定好去老地方，选一种赌的方式，一局定胜负，赢了的就把袋子拿走。老百姓赌钱很少有这种豪爽，不过无论是哪种人，只要上了赌桌，不想方设法地输个精光是不会罢休的。

今天贵州人的人格结构，很多都是来自于百余年的超浓度贫穷以及不受重视中的遗留，贵州人的丑陋性，大多由此申发。直到今天，即使是很多贵州人中的佼佼者，很少有人会成为某个跨过公司的总裁，一群工人里面，包工头往往都是外地人，他们是不是甘于人下，不是！他们不愿意拿自己的前途轻易开玩笑，与得到相比，他们害怕得更多的是亏损和失去，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是一如既往的市侩性实干精神。他们是在等一个机会，一个可以彻底翻身脱掉贫困的机会。

五

看来贫穷近乎变成了贵州人的代名词，这个“桂冠”贵州人以后都拿不掉了吗？可能这个问题要由外地人来回答。

贵州人韧钢的天性不会因为这种看似放诞的生活和中性的评价而有所损害，“穷”看起来似乎成了无法摆脱的符咒，色、情、酒、黄、赌、毒也曾经占据过他们的心灵，也曾在一段让人看起来无法理解的岁月里狂妄过很久，也曾在他们的婚姻和家族之间来回挑拨离间，但是这些并没有穿过性格的核心，有节制的贵州人会在他们该狂欢的年纪之后就会完全避开了它们，然后迅速恢复自己该呈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和状态。

贵州人整体的进步和发展的走向是没有受到损害的，性格的坚韧和本质的弹性都保持着良好的状态。他们对一切事物的安排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处理方式，他们的“小资式”的江湖豪爽是外地人无可匹比的，不像东北人略显鲁莽的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豪爽，也赶不上江浙一带人的温文尔雅的生活风度，这种豪爽，敬畏的时候带着几分爽朗，交涉的时候带着几分大度，看起来不过分娇柔造作，坦荡自然。他们又可以在面对危急的突发事件时候能够同样镇定然后迅速团结起来，即使平时大多数人看起来更像一盘散沙，左邻右舍之间平时不相往来。

在这样一个基本和谐的环境中若说贵州人的某种成分特别突出的话，那便是一个贵州人处于最贫困阶段时候的淳朴。农村人进城买菜都少不了和人家斤斤计较，害怕买的东西缺斤少两，害怕买的东西不实用，货比三家。他们清楚，赚钱不易养家难，一次省一点，省下来的钱没准够给正在上初高中的孩子当作资料费，没准能寄给外省的女儿作为一个月的生活费；他们用着老一辈的方式爱着自己的儿女，即便是这种嘘寒问暖在儿女看来有点赘余；他们当然是热情好客的，因为热情好客本来就是他们的天性，三两个亲朋好友来家里拜访，他们会把家里最能拿得出手的东西拿出来招待客人，平时却不舍得怎么吃。看到匆忙的赶路者来家里讨口水喝他们也会欣然给予。

像所有的“逆来顺受”者一样，他们也有自己的信仰，企图通过佛教，基督教，甚至是在街巷之间摆摊设位卜卦的方外人士找到一种解决那些他们解决不了的事情，获得心灵上暂时的慰藉，无论是自己早就知道不可取还是一味信任高人指点的心态，比如，久病医治不愈、丈夫最近时运不济、儿女能否高中，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总比没有希望好。

很多下层人民也很爱贪小便宜，逛街的时候买一件衣服要和人家砍价很久，即使那些衣服本来就不是很贵。或者是看见有人宣传，说是遵照上面的政策进行某某下乡，买了之后觉得实用帮他们企业宣传一下就可以退款，刚开始买的时候人们半信半疑，等到上一波人拿着收据来退款的时候，看到不仅可以得到东西而且真的可以退钱，顾客们就蜂拥而至，可是货物卖完以后，店铺就关门走人了，这些下层人民不会通过法律渠道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想到自己拿到东西了，虽然不值那么多钱，但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然后这件事就终了。

不过，即便是贫穷，他们在孩子上学的花费方面总是尽可能做到更好。确实，没有不爱儿女的父母，即使有的在方式上看起来有点异于常人，这些年受到现代文明和空间时间差异的冲击而出现了一系列的怪象：正处于叛逆期的孩子实在难以管教父母会用打骂的方式而不是叫孩子坐下来和气解决；小孩子走路难免磕磕碰碰，正常的教育方式是教导他要自己克服困难然后勇敢地爬起来而不只是去责怪绊倒的石头；可能你在菜市场看见穿着平常并热衷于讨价还价的农民其实是百万富翁；可能看见穿着光鲜的父母常常游历于风月场所以为家财万贯却没想到家里的儿女和父母还为柴米油盐感到发愁。

这些年，贵州人开始变得不安稳，精明比不上上海人，赚钱比不上温州人，打架又比不过新疆人。很多外地的厂商和老板都腰囊鼓鼓地走进贵州，贵州人也就是傻傻的看着他们，并没有自惭形秽，他们大概是受不了外地人的颐指气使，也开始勤奋起来，他们更加不想戴上贫困这顶高帽。于是，随处可见左邻右舍在某家门口玩麻将打发时间，或者就是一群各年龄段的女人们每天六七点去跳广场舞，经济条件再不的也想把日子过得滋润一些，不过滋润的同时应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孩子的教育和成长上面。

有的人就开始变得无法理解，农村人里面市侩小民的形态和城市人的骄奢淫逸是不是在慢慢的磨合中画上等号，是不是我们大多数人所操守的文化和继承的传统会被这种风气所打破。其实不是，贵州始终都是朝着一个多民族的文化融合方向发展的，那些风气始终抵挡不了发展的趋势，在前进的路途上不过是螳臂当车。

贵州这么多个民族，遇到过的事情太多了，究竟是一种什么契机，撞击出了这种传统的文明？它已紧缠着我们走了好一程，会不会继续联接着贵州人的命脉走到每一辈人生命的尽头？

如果，人们能从地理的走向上面深入了解时间的走向，那么你就会理解：失落了夜郎古国的文明就会失掉中国文明构成的一个部分，失落了贵州人多民族一体化的价值，那将会是全民族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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