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学历
父亲的学历
小时候，看父亲的履历表上文化程度一栏里，填的是“高小”，我不懂，不知道这是什么学校。到大了一些时，知道了那不过就是小学而已。尽管我当时也在读小学，但丝毫不影响对父亲的崇拜。我知道，他敬重文化，敬重书籍，敬重有知识的人。他常感叹自己小时家里穷，念不起书，文化知识太少。我说：您都念到“高小”了，还少？再多念，岂不是要到“国高”了！我知道，那时候有“国高”学历的人，是不得了的，是大知识分子。
在我心目中，父亲懂得的东西，一点不比那些念过“国高”的人少。但这种崇拜，到了“文革”初期，便在一夜之间轰然坍塌。因为在父亲的档案里，记载一条今日看来十分可笑的“历史问题”，所以运动一开始，“造反派”就让他没完没了地写交待材料。不管父亲怎么写，就那么点事，翻来覆去也写不满几页纸。“造反派”不满意，就用鞭痕在父亲身上找齐。实在忍受不了的父亲，终于想起他对我的培养到了可以派上用场的时候。于是，在一天夜里，他把已经睡着的我喊了起来。
懵懵瞪瞪的我坐在父亲对面，很是惊讶。父亲递给我一个湿毛巾，让我擦擦脸，清醒清醒；再递给我一支烟，让我抽几口，精神精神。那年我刚上初二，虽然也和同学在外面偷偷抽烟，但毕竟是偷偷摸摸的。现在，我竟然可以在父亲面前公然地抽起烟来。可是，我看到父亲凄楚的面容，心里酸酸的。我把抽了两口的烟还给父亲，装作被呛得咳嗽了，说：还是您来吧，精精神神的！让我写，您得先讲不是！
于是，父亲第一次对他的儿子，极不情愿地却也甘心地，讲述他的历史问题。但我真正感兴趣的，却是与他的“高小”学历有关的事情。
父亲共兄弟八人，他排在第六。大伯、二伯没念过书，都给地主扛活。三伯据说念过书，算盘尤其打得好，在一个金矿当账房先生；后来，跟着老板到朝鲜去了。四伯、五伯有时回家，有时在外面跑，不知干什么。父亲从六、七岁起，就给地主家放猪。七叔、八叔还小，在家里。(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那年，父亲在离家十几里的霸王村，给一个地主家放猪。村子前面临着从长白山里流出的浑江，村后则是绵亘无际的群山。父亲每天把猪赶上后山，寻一草木茂盛之地，将猪觅好。然后便到山下村后的小学堂，扒着后窗，听里面的先生讲课。
先生姓刘，兼行中医，是一极善之人。刘先生授课之时，常见后窗露一小脑袋，日子久了，知道是村中的小猪倌在偷听。他深为这孩子的好学所感动，一日，便把他叫进房间。刘先生说：你想读书，这很好。从明天起，你上午安心放猪，午后学堂放学，你把猪安顿好，再到学堂来。他指着桌上一个大酒葫芦，又接着说：拿着这个葫芦过江，帮我到对面镇上打满酒。回来后，我单独为你授课。如何？
从那天起，父亲每隔两天过一趟江，帮先生打酒。回来后，在先生住处，听他一边喝酒一边讲课。不过江的时候，就随便帮他做点零活，先生自己做饭，饭好了，也是一边喝一边讲。刘先生最大的嗜好，就是喝这口酒，但从来不喝醉，适可而止。
父亲的启蒙课上到了冬天，猪不能再放了，就扛着东家按工钱结算的半袋粮食，回家了。第二年春天再回来时，刘先生已不在这里开馆授课了，不知去了哪里。但他和父亲的情谊却没有断，几年后再相遇时，他竟做主把自己的妻侄女嫁给了父亲。所以，他后来就成了我的姑姥爷。我小时常爱去他家里玩，我喜欢这个白白胖胖的一脸和善的老头，喜欢听他慢声慢语的说话声。
又过了两年，父亲大概十三、四岁时，三伯从朝鲜捎来口信，说他在那边混得挺好，如果家里日子不好过，可以去找他。家里商量一阵，没人能去，可家里的日子实在难过，能走出去一个也好。最后，我爷爷说：小六去吧，这家里也就你还能出去闯一闯了！父亲就去了。后来我常想，我愿意四处游荡，肯定是受父亲的基因遗传所致。
其实，从我们那里去朝鲜很方便的。冬天时，鸭绿江冻得硬硬实实，人在上面溜达着就过去了。那时，我们老家的村子里，有一半是朝鲜族人，几乎所有的人都会两种语言。所以，父亲过了江，按三伯给的地址，一路打听着找到了他。三伯混得的确不错，仍跟着那个老板，在他的金矿当账房先生，工钱很高。可是，据父亲后来讲，他不太着调，一个人胡花乱造，还抽大烟。是不是成了家，有没有孩子，记不准了。我那时一是太小，二是听得也不认真，好多事情都忘记了。现在，想问问清楚，也不可能了。父亲已去了天国，我去不了，也没法问。好多事情，也就只好糊涂着了。
父亲在朝鲜那边呆了几个月，因为老是和三伯拧着，过得也不愉快。父亲决定要回家了。老板给开了几个月的工钱，三伯也给了一些钱，这在当时，也算一笔不小的数目。临走时，老板又把一个木头匣子交给父亲，让带给辑安县城里的一个亲戚。老板当面打开匣子，里面是几棵高丽参，还有一封封着口的信。
父亲回到辑安城，把东西交给老板的亲戚。那人是辑安高小的校长，很高兴地和父亲聊起来。他问父亲回来后有什么打算。父亲说：想念书。那人说：那好办，我来给你安排一下。父亲很高兴，找到一家大车店住下，等他的消息。哪知第二天，那人把父亲找去，铁青着脸说：你这小小年纪，怎么能做出这种事？父亲楞了，忙问：什么事？那人拿出一封信说：我的亲戚信中说，托你带回的木匣中有十个金戒指，你告诉我，戒指在哪里？父亲也纳闷，老板曾当面打开过木匣，里面除了参和信，并没有金戒指啊！难道他想栽赃陷害不成？父亲气得用力把匣子摔在地上，匣子破了，里面骨碌碌滚出一串金灿灿的东西来。
原来是那个老板怕丢或者出现什么差错，在匣底的木板上，刻出同戒指一样大小的凹槽，戒指镶嵌进去后，又用腻子填平抹光，刷过漆后根本看不出来。可他在信里只说了匣里有戒指，却忘了说怎么取。害得父亲白白受了一场冤枉。不过，事情弄清楚了，那人倒对父亲高看一眼。他说：你到学校去当杂役，管吃、管住，还给发一套服装，闲暇时，你就可以旁听。
就这样，父亲在辑安高小边做杂役边旁听。父亲还跑到照相馆照了张照片。可是那张照片却让我很是疑惑，我怎么看，那都像是军服，特别是那顶帽子。我曾问过父亲，他说那是学生们的校服，是日本人发的。我明白了，其实，是可以作为日本侵华的佐证的。但是，在“文革”中吃尽苦头的父亲，很怕“造反派”看到这张照片。那会成为他更大的罪证，任你怎样说都无法解释得清。
父亲让我把它丢进灶坑烧掉。可我觉得那张照片很好看，父亲很精神，像一个小八路。于是，我悄悄藏起那张照片，对父亲谎说烧了。事后想想，那是很冒风险的举动，弄不好会害了父亲的。
父亲在那所学校里呆了半年，家里人听说了，捎信让他回去。父亲只得辞去杂役，收拾回家。半路上，他把从朝鲜带回的钱买了三头猪，一路吆赶着回家。从那以后，父亲再也没走进过校门。
细算下来，父亲的真正学历，只有一年多二年不到。而且，还没有经过正规注册。但到他填写履历表时所具有的水平，用今天的眼光看，说“高小”水平绝不为过。
现在，父亲已走了二十年了，我也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父亲那张在辑安高小当杂役的照片一直还在，虽说那不是一个小八路的照片，但是能看看父亲少年时的摸样，心里也挺熨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