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还是“数学”

教“语文”还是“数学”，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我曾经花五、六秒钟的时间思考过。答案是，或者语文，或者数学。像我这样的师范生就是一个垃圾桶，里面什么货都有，什么都可以拿出手，又什么都不精通。所以，这不是个问题。

这里的一切又是这么熟悉。在我过去的二十年时间里，五分之三的时间献给了这里，五分之一点二五的时间是和我最亲爱的父母渡过的，还剩下五分之零点七五的时间交给了专门培养像我这样的“垃圾桶”的“垃圾桶”培养学校。

我曾经为这里的桂花树浇水。那时候这些树跟我的手指一样粗。现在，它们已经长成了碗口粗，而我的手指依旧那样粗。

我曾经和我的同学为这里的某一幢楼抬小石头，用来浇筑地面。那时候这幢楼还只是一个空壳。现在，它似乎成了一个历经沧桑的老头，身上的一道道“裂痕”，诉说着它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现在，我站在这个可怜的“老头”旁边——一幢陌生的新楼里。这里曾经是一块水田。记忆中的水田种水稻、茭白，还种些蔬菜。不过，我最喜欢的是种西瓜。这里的西瓜只有我两个拳头那么大，隔了一堵墙，静静地躺在那里。

这些西瓜是这么可爱。以至于我每次看见它们就会对我的同学说，“嘿，你看，它们这么安静地躺着，是不是在等我们给它们带去一点‘刺激’？”(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同学说，“哦，是的。”

于是，我们就想，肯定是这样的。

于是，我们就在那个静静的夜里，在那片似水柔的月光下，和这些西瓜们上演了一出抗战大剧——“西瓜地里抓汉奸”。

我们把抓来的“汉奸”豪不留情地“胃劳”了，彻底、干脆，一扫而光。

然后，同学跟我说，“嘿，你看，是它们叫我们去的。”

我说，“哦，是的。”

于是，我们擦干净嘴巴，借着似水柔的月光走了……

第二天，当人们谈论这些西瓜的“生死”时，我们说，也许它们去了它们该去的地方。

于是，第三天，水田里大大小小的西瓜都去了它们该去的地方。

后来，水田也去了该去的地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我站着的这幢楼。

此刻，和我站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我熟悉的人。他是我同学的父亲，是我小学时候的老师。不久之后他将成为我的同事，成为我的领导。他姓车，“汽车”的“车”——车老师。其实，车老师一直是这个学校的领导，从我读小学开始，从我认识他开始。

不过，我对两件事情的概念一直是比较模糊的。一个是车老师的年纪。我读小学时，他是这个模样、在这里教书，那时我只有八岁。现在，我二十岁了，从学生变成了老师，从小孩变成了大人，他还是这个模样，还是在这里教书。于是，我错误地以为车老师的年纪应该很大了，大概快退休了吧。其实，他也就四十零岁，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时，可是我把他老龄化了。这或许是极不应该的。

还有一个就是车老师的身份。我错误地以为在学校里除了学生就是老师，每一个老师都是一样的。其实，学校里的老师也是分三六九等的，如果你不把土豆当粮食的话，那你就错了，后果你是懂的。当然，这些都是我后来才领悟到的。

我和车老师和谐地扒在栏杆上，和谐地望着那座永远都是这个样子大山，和谐地谈着。

“小纪，你就要在这里工作了，你是喜欢教语文呢，还是数学？”

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现在却成了一个问题。我真没有认真想过我是喜欢教语文多一点，还是数学多一点，也不知道现在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回答这个我一直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

最终，我决定好好思考一下，好好去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这将是影响我教书生涯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将决定我的一生。

于是，我极其认真又极其负责地回答：“语文！”

“哦，”车老师微笑着点点头，“那你是喜欢教高段，还是低段？”

这又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我再一次极其认真又极其负责地回答：“高段！”

“哦，很好。”车老师又微笑着点点头。临走前，他很领导范地伸出那只我印象当中的大手，很领导范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我也微笑着，充满感激地目送车老师离开，直至不见。

两天后，学校开始了开学前的准备工作。我也非常“荣幸”地在车老师那里领到了我作为老师的第一本教本——“二年级数学”。

于是，我在我的母校正式开始了教书生涯。我想，这也不会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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