稚爱

夕阳渐渐西沉，忙碌了一天的汉子与婆娘们回到了自己的茅草屋里，洞庭湖畔农舍屋顶的烟囱中冒出了袅袅炊烟，灶膛里燃烧芦苇的噼啪声、女人们的吆喝声、老人孩子们的嬉笑与哭闹声，从没有任何隔音效果的薄薄的苇墙传了出来，农家的夜生活开始了。

农民们的居住处已经腾不出空地建房了，知青点的茅草屋搭建在生产队牛棚的附近，周围没有住户，距离最近的社员家也至少有一里多。我们的房屋与当地农家的风格和格局是相同的，用木头搭成屋子的框架，用干稻草铺盖屋顶，墙壁则是用芦苇扎好、糊上牛粪围成的。盖房时，全队的男劳力一般都会来，大家热火朝天地干上一天就能完成。

收工后的知青们回到住处，大家开始忙乱地准备着简单的晚餐，草草吃完，收拾妥当，夕阳在西边的地平线上只留下了一抹余晖。和往常大多数农闲之夜一样，知青点的其他同伴们相继出门，或到相交甚好的社员家，或到邻队的知青点串门去了。四周空旷、寂静的茅屋里，又只剩下了我。

我到屋前喘了口气，茫然地望了几眼，准备回房开始下乡一年多来孤独、苦闷的独处。这是1969年初春，收到第一封家书后形成的习惯。姐姐在信中告诉我，哥哥因文革中的所谓政治问题，错判成现行反革命，刑期十年。如五雷轰顶，十六岁的我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妹妹。

信是在早上收工时拿到的，比较厚，有点分量。回到知青点后，我没有吃早饭，打开信一看，哥哥出事了，看了几行就急忙收起来，不敢往下看了。在那个敏感的年代，担心被误解，我强忍悲愤，扛上锄头，带着还没看完的信，小心地躲到生产队的竹林中，边看边失声地痛哭起来。没过多久，生产队长吆喝出工的喇叭又很快地响起来了，来不及收拾慌乱的情绪，我急急地抹掉眼泪，懵懵懂懂地加入到了出工的人群中。

不管愿意与否，我已经成为现管、现关人员的家属，始料不及地进入了当时招工招生不予考虑的知青行列，陷入了深深的无望之中。除了拼命地干活外，我尽可能地选择独处，开始将自己封闭起来。我几乎提不起精神，也缺乏勇气去串门、交友，更不忍心回到长沙，无所事事地待在家中，给已经痛苦不堪的父母和姐妹雪上加霜。(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农村的夜晚，长得实在令人难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常常独自呆在黑暗中或昏暗的油灯下，极度地思念父母，牵挂体弱多病的姐姐与尚未成年的妹妹，更担心狱中的哥哥，也为自己的未来焦虑，想得头炸了、心裂了，但也只能苦苦地挣扎着，一天天地熬着。我默默地忍受着悲痛、委屈、孤独与无助的煎熬，任泪水长流，实在憋不住就蒙在被子里放声痛哭。

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沐浴着骄阳、明月的洞庭湖畔，湖水与岸柳交相辉映，藕塘与茅屋相互印衬，还真是妩媚、幽静无比！只是这样的美景，那时的我从未感知。记忆很深的是，湖区的冬夜要是遇到暴风雨的袭击，呼啸的湖风夹卷着瓢泼大雨，会时而撕裂般地发出阵阵怪叫，时而猛烈地撞击原本就不结实的苇墙与门板，知青点的草房像随时都有可能被掀翻。那年冬天我没有回长沙，在同伴们都离开后，竟遇到这样的气候，加之周围没有邻居，孤独与无望使自然界产生的恐怖强度成倍增长。毕竟，这之前我只是一个未经风霜的城市女孩，独自面对这样恶劣的环境时，自认为坚强的我，还是被恐惧击倒，浑身痉挛着紧缩成一团，无法喘息，精疲力尽，几乎崩溃。

慢慢地，我想起自己从小就酷爱阅读，期盼读书能多少带来一些心理的平静。于是，我开始到处找书看，但农村的书太少。因此，不管是新的、旧的，还是发黄的，甚至是各种教科书都行，都被我一一从社员那里求来了。读书虽然能暂时地忘却自己，但这种没有欲求、前途渺茫的阅读，放下书就没有了感觉。

下乡的第七个月就开始在知青中招工，我们中有一位幸运地去了一个省级单位。尽管我一直很努力，干部社员对我评价很好，他们推荐的也是我，但我知道这些与自已无缘。长期的精神压抑、心理焦虑与委屈不平，将心填得满满的像随时都可能爆炸，让血流得空空的像随时都可能死去，我被折磨得心力憔悴，不知瞪着眼睛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

“蓉阿姨”，我漠然地准备转身进屋时，一声清脆、稚嫩的呼喊传入耳中。伴随着喊声，在凹凸不平的泥路上，踉踉跄跄地跑来了一个小男孩。男孩跑到眼前停下，借着披在他幼小身躯的一缕淡淡的金红色晚霞，我看清了他那可爱的模样，原来他是生产队会记的刚满五岁的儿子。我在极少去会计家中时认识了他，他的名字叫振国，家里家外的人都叫他“国伢子”。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长相端正的小汉子，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小男孩。

深秋的黄昏，天气已有点儿凉意了。我弯腰下去仔细看，他的额头渗出了点点汗珠，嘴巴边好像还粘着点什么东西没来得及擦掉，应该是吃完晚饭就匆匆赶来了。我拿出手绢，一边替他擦着，一边问：“国伢子，是妈妈让你来玩的吗？”他看着我，摇摇头说：“是我自己想要来的。”

国伢子和我一起走进屋。进门后，房子的中间是堂屋，正面墙上贴了一张毛主席的标准像，屋中除了摆放着一张不大的四方桌，就只有几把老式的农家木椅了。进门右侧低矮的偏屋是厨房，另一侧较高的偏屋是两间睡房，小小的茅厕在屋子的后面。知青点正好三男三女，男知青的睡房是前面的一间，我和另外两位女知青住在后面。在我们共用的睡房中，简陋的家具都没有上漆，窗下是一张仅有三个抽屉、摆着一盏小煤油灯的简易书桌和一条长凳，靠着墙“U”字形摆着三张单人床。房间里唯一能彰显个性的地方，只有单人床上摆放的衣被等个人物品，但都很简单，且总有些凌乱。

初次来访的国伢子，饶有兴趣地一边在房间里东看看西看看，一边不停地问这问那。我的床正好靠着书桌，他懂事地想爬到那条长凳上去坐，我想让他坐得舒服一点，就指着我的床告诉他可以坐那里。床垫得有点高，他高兴地蹦上去坐在床边，两腿悬着，脚还撑不到地面，我坐在他对面的条凳上。

坐定后，我一时还没有想好做什么，国伢子主动和我聊起他认为有趣的各种事情。他稚声稚气地讲起，跟着爸爸一起用自制的“排针扎”在水田里扎泥鳅、逗妹妹玩耍时的趣事等等。末了，耍娇似的央求我讲故事，那种惹人庝爱的表情，应该没有人能够拒绝，更何况他是我喜欢的小客人，我希望满足他。他认真地听着，不时插上几句，偶尔还趴在书桌上，或是侧过头来盯着我。煤油灯前，他那扑闪扑闪的大眼睛总是注视着我，像要把我看得很透很透，目光中除了天真无邪，还带着几分稚嫩的关爱。

送走国伢子后，我感到心情比以往轻快，好像可以重新活过来似的。但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轻松是在与国伢子平和温暖、没有负担与压力的交流中，不知不觉地放松了心理防线，不经意地卸下了一些超负的心理载荷而获得的。当时，我还在忍不住地想：他还真会找人玩！

第二天，第三天，……，除了下雨他都会在那个时候出现，我心中萌生出一些不解。半月后的一天，在送他回家的半路上，我蹲下来问他：“国伢子，这些天你为什么总会来找蓉阿姨玩？”，“耶，你不是跟我妈妈说，其他叔叔阿姨晚上出去后，你会一个人在家里哭吗？”他一本正经地回答，其神情俨然是个小大人。哦，原来他听到了前些天他妈妈和我的交谈。顿时，我不知所措地呆愣着；随即，我如惊梦般地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心灵震撼，一股暖流直奔心底，浑身微微颤动，泪水夺眶而出。

我伸出双臂，紧紧地拥抱着我的天使，将埋在他稚嫩左肩的头向外转过去，任眼泪无声地流淌。他实在还太小，面对着他，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感激他，更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他理解所发生的这一切。月光下，国伢子一直站着，任我这样搂着，没有说一句话。良久，我松开手臂，蹲在原地转过身去，默默地背起他，悉心地将他送回家中。

稚爱如雪中送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救赎着身处情感与前程谷底的我。

四十多年过去了，每每静静地独处时，我总是会想起他，想起那个有着大人般神情的小男孩，想起油灯下那注视着我的大眼睛，想起说话时那清亮的童声……，仿佛他又来到了我的身边。

后来，我回过生产队两次，听说他去部队当兵了，没有遇到。我一直想告诉他，在那些痛苦、孤独、无助的傍晚，有他的陪伴，有他给予的那份稚嫩的关爱真好，真的很温暖。

作者：史绍蓉

创作于：201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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