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第一步，你承载了我
——献给甘水井小学
我步入社会的人生第一步，甘水井小学，是你，承载了我。
我们村的中心，用上世纪实行公社、大队管理的体系来说，是我们大队的中心，在甘水井。其实，根据我们当地的发音，到底是“甘水井”，还是“干水井”，我也说不清。据我所知，那个村没有一口像样的井，夏天雨水充沛的时候，还比较方便，到了冬天的枯水季节，那地表的水井全都成了“干水井”，就要到进出都很艰难的山洞里去挑水，或者，晚上打着火把到我们寨子来挑，这“干水井”倒成了名富其实的称谓。可是，有谁愿意接受这样的满是困窘的说法呢？说那是“甘水井”，又没有一口与“甘”相称的井；可是，老百姓总得有希望吧？出于希望，把村子叫做“甘水井”，想来，是没有人能够找出理由反对的，就叫它“甘水井”吧。一个人要没了希望，怎么活？更何况一个已经地老天荒的村寨？我们寨子倒是有一口甘甜、冬暖夏凉而终年不会断流的水井的。
我们寨子离甘水井大约有一公里的路程。大队的民办小学，就办在甘水井。校舍原来是集体农庄时候的粮仓，房舍比普通农家的都好，盖着青瓦的五间房，保存得好的三间，柱头都立在高高的石礅上（原先为了防潮而不让木柱与泥土接触），全都用木板装了墙壁，还铺了木地板，那地板也离地高高的，要踩着两步石梯才上得去。也有两间既不是立在石礅上，也没有木板墙的，可以任由牛马穿过。房屋的前面，有着颇为倾斜但很宽阔的空地皮，那就是我们的操场，也是全大队开群众会的唯一场所。那有板墙的三间屋，有两间做了二年级和三年级的教室，一间做了老师的办公室。
我进入学校读书的时候，应该是一九六六年春，已记不清是谁带我去的了。当时学校就只有两位民办老师：教语文的冉老师，教算术的李老师。李老师也是我们大队另一个寨子的，而冉老师就是公社里其他大队来的了。学校只办到三年级。我们一年级的教室就在那没有板墙而可以任由牛马穿过的一间。三个年级全都只由那两位老师教，其间如果一位老师家中有事，那就全部由另一位老师三个班从早到晚什么语文算术、什么体育唱歌，全都顶完了。所以，在我的心目中，他们都是全材，我从内心深处敬佩他们。
老师们都是认真负责的，我们还是做了不少作业。记得一次我的语文作业本写完了，外公到县城赶场的时候，让外公给我买，他竞到书店花“高价”给买了一本耕读班的《语文》书，让我好久因没有本子而做不上语文作业，可那本耕读班教材，也就成了我专享的宝贝——我毕竟利用那本书，比别人多学了许多文字和知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其间发生过不少有趣的事，至今还依稀记得。
学校操场下面的玉米地靠路边的地方，有一块两米多高的大石头，有一次，我们中午回家吃饭返校晚了，迟到了，怕被老师批评（当时，按照规定，我们走在路上，看见老师，哪怕在老远的地方，也要肃立恭候，等老师走近了，向老师行礼，问候，然后让老师先走了，我们再走，所以，我们最听老师的话，也最怕老师批评。直到后来“批判师道尊严”，才废除了这一做法）；不上课回家早了，又怕老人们骂，所以，一帮跳皮鬼，就窝在那大石头跟脚，直躲到一下午的课上完，等其他同学放学走到我们身边了，就混在他们的队伍里一起回家，满以为这样可以瞒天过海蒙混过关，但还是被上课的同学举报了，一声“喽，有人逃课”的呼喊，让老师听到了，又把所有学生叫回，重新整队，让我们站在全校同学（按生产队站六七队也就三十来个人）的前面，承认错误。那就是我的第一次经历“大场面”，虽然并不光彩，但对于往后的人生，也是颇有意义的。
我们刚上学的时候，与邻县相通的公路还没有修，我们都从那满是石块铺成的又弯又陡的老路走，后来从半山开山炸石修了新马路，弯少了，路尽管陡，还是比先前的好得大多，只不过全是大石块和新石沙，走起来高一脚低一脚，在清早本来就没有吃任何东西上完课饿极了回家的时候，爬那样的坡，脚瘫手软，浑身无力，总觉得还是那么艰难；尤其在鞋破了还来不及补充的时候，光脚板走那样的路，稍不小心，脚板就被锋利的石块划破。但是我们走在那样的路上，一次次看着高坎下面那一路的“栽秧猛”（一种多年生木本的野“草莓”，果实乌黑，通常在插秧的时节成熟，故名），看着那各种各样的树木，有一次不知是谁突发奇想，首先“号”了一棵小树：“那棵树是我的。”大家也都默认了。接着，哪一蓬柴是谁的，就都先后有了自己的“主”，走了一段，我眼快，指着一蓬长势良好的野桃树：“那蓬桃子是我的！”就这样，那五百来米难走的新公路，我们一边搜寻一边“号”着树木，就不知不觉地走完了。当时的“号”，也不过是孩子们的一种游戏，但我们都还是很认可的，别人“号”了的柴，在砍柴的时候，得留着，不能夺了主人的权砍下来，甚至不能独自一人先去偷偷先砍了，那样做，是对伙伴权利的“侵犯”， 一旦事后被查出来，大家都要“共得而诛之”的。
到了插秧的季节，那“栽秧猛”从青涩到鲜红晶亮，再从鲜红晶亮到紫黑直到乌黑，就熟透了。成熟得少的时候，我们摘下就吃了；成熟多了，吃不完，在回家的路上，早早地摘下足够的油桐叶，再用小树枝把油桐叶插成小荷包，一边吃一边装，装满一包，把油桐叶包好了，用小树枝插上封好，又摘第二包第三包，走完那一段路，在刺林中一边穿来穿去一边摘着，除了吃饱之外，还提了四五包“栽秧猛”回家，再和哥哥姐姐、外公外婆他们分享。记得有一次吃得太多了，以致午饭竟然少吃了一两碗，在我们本来粮食就不够吃的家庭，那可是太难得，也太宝贵了啊！
后来我“号”的那一蓬桃树，竟结了很多果，个大，白嫩的细柔毛上浮着一层迷人的艳红，我们上学期间，不知分多少批多少次从那上边通过，但直到成熟，竟没有人去摘那桃子。放学的时候，走到我的桃树边了，还是我慢慢从两米多高的石坎下去，一个一个摘了递给伙伴们，大家一起分享，香甜、滋润、解渴、充饥，确实太难得了。
到了冬天，有一次，老师看我们确实太冷了，就一改常规做法，让我们到学校旁边那座小山上，自己去找干柴。说实话，我们全是农村的孩子，哪怕年龄再小，可到山上找干柴的能力还是足够的，经验也是丰富的，不会受到什么伤害，没多久，都各自拖着一大抱干柴从山上汗汽蒸腾地下来，笑着向老师报告，老师让我们把部分干柴在操场上聚成一堆，烧起火，老师和我们围成一圈，才讲课，柴燃完了又添，一直到把下午的课上完。尽管在嗖嗖的寒风中，后背直觉得冰凉，但是，前面烤着熊熊燃烧的柴火，在火光的照耀下，在老师的教诲中，一张张稚气的脸，尽是令人久久不能忘怀的微笑。
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我们就不再学课本，而是读《毛主席语录》，老师要求全文背下来，还专门强调：走在路上，碰见大人，尤其是领导干部，要让他们背，他们要背不出来，就背给他们听。我一向胆小，在寨子里，曾经有两位长辈用能否让我开口打赌，倡议的人拿出一天的工分作赌注，前提是让我说话，最起码是叫我我能答应，最终，那工分不仅没有输出去，反而白赚了回应者一天的工分。我还算听老师的话。正好凑巧，一次，我独自一人刚走到那公路上，就遇上了公社里当时的书记，是真正的“我们家人”，既姓杨，又是苗族，因为母亲也在公社工作，到过我们家几次，经常和母亲、外公外婆他们用苗语谈得很开心的。本来，有了书记相伴，可以彻底扫除我独自一人走在那段路上的内心恐惧，在极其胆小的我，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可是，我内心还是充满了新的恐惧，一直在琢磨让书记背语录的问题：让书记背语录吧，一个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竟敢让堂堂公社书记背语录？那岂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不让书记背语录吧，作为学生，竟敢置老师的谆谆教诲于不顾？竟敢违抗师命？那极其矛盾的两种想法哦，就像两支势均力敌的队伍，摆开了阵势，猛烈地拼杀着而又难分胜负。或者，就像两只狼奔豕突的小兔子，在我的心田乱窜，而始终窜不出牢牢的刺篱笆。又或者，就像一个在母腹中孕育得太久了的婴儿，躁动着，急于冲出母体，去一探外面的世界，至于那冲出的过程，带给母体的到底是痛苦还是幸福，就全然顾不得了。不知寻思了好久，我最终还是鼓足勇气，让那婴儿冲了出去，怯怯而又毕恭毕敬地对着那位一向令我尊敬的“我们家人”：“杨书记，请你背语录。”我没敢抬头看老书记的面容，但从静走几步后听到语塞的回答想象，老书记困窘了：“我……背不出来……要不……你背给我听听？”“好吧，我背给你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一气把那《毛主席语录》的第一单元背完。谢天谢地，那段一公里左右的路，那天仿佛是那样的漫长，而终于走完了，我和书记分手，走向学校。后来这故事传得让外公知道了，外公竟是那么的高兴，仿佛看到了他从未想象过的未来。
到农忙的时候，我们也要放农忙假。老师要回家帮忙收割，大的同学也可以帮助家里做些活。我们一二年级的才七八岁，做不了什么，但没有老师上课，也放了。有一次，还是在老师的统一安排下，分组到附近寨子参加秋收。我们组正好参加我们寨子的，大人们看我们太小了，就让我们做那花不了多少力气的“缮包谷”，所谓“缮”，就是搜寻大人们遗漏的，一般都只在边头角脑才会有一个两个，我们还是搜寻到不少，交给大人们，大人们都很高兴，生产队还给我们统一安排伙食，专门用当年的新鲜黄豆为我们做了渣豆腐，没有肉，只用菜油炒青辣椒烩了，再加上我们自己扯的苦蒜，那味道可是到现在都没有忘怀，也许是我们第一次过集体生活第一次得到大人们认可和尊重的缘故吧——那也算是正规参加集体劳动啊！若干年后，我曾多次尝试着做那样的渣豆腐，始终找不回那样的感觉。
记得有一次，公社学校的王老师路过我们学校，应我们老师的邀请，特地教我们唱歌，我们总觉得，王老师是从公社的大学校来的，更了不起，从内心里充满敬佩。果然，王老师一开口，那纯正而轻颤的嗓音格外清脆悠扬，一下子就让我们着了迷。仅那一次，只三五遍，《我们走在大路上》就全学会了，至今不忘，美中不足的是那“披荆斩棘（cì）”的不正确发音，竟让我们过了好久才改正过来。
到了二年级的秋季，搞“复课闹革命”，我们“复”了一个学期的课，又把二年级上学期的内容再学了一遍，从那时起，也就改成了秋季入学。至于“闹”什么“革命”，我们可是狗屁都不懂的。再后来，文革的“大好形势”也冲进了那所大队民办学校，柱头上有了学生用火炭歪歪扭扭写的“打倒李某某”“火烧冉某某”的字迹，我们才产生了危机感，觉得那已经不再是我们可以“深造”的学校，到秋季进入三年级的时候，我就转到公社学校去了。
后来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本可以再到这个学校去，当一名令人羡慕的“民办教师”的，但因为有的长辈要让我好好锻炼，也就未能为它出力，只在大队开群众会的时候，几次回到那里。再后来，我参加了工作，又远离家乡，就只能在回家的时候，一次次从公路上老远看它发生的变化，累积起来，到今天，也算得翻天覆地了。
老实说，开始的那一两年，在那样的学校，那样水平并不怎么高的老师，我们学了什么知识，培养了什么技能，和现在相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但那毕竟是我步入社会的人生第一步，是那样的学校承载了我；在那里，老师为我开启了人类知识宝库的大门，那意义，自然是非同寻常的。
2015年12月13日于花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