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勇者的风度/唐达成
苏轼在《留侯论》中，研究分析了张良辅佐刘邦的生平和他前后的作为，区分出了两种勇敢，一种是逞强斗狠的匹夫之勇，另一种则是大勇。这种大勇者，按他的说法是：“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就是说，具有大勇者风度的雄伟非常之人，由于气节自高，胸怀浩然，世俗庸见不能使之屈合，淫威暴力不能使其曲躬，而以磊落坦荡的所作所为成就一代风范，这才可称之为大勇。
中外史籍上，记载了不少这样的“大勇者”，但这样有过人之节的豪杰之士，由于所处人生际遇与历史背景的不同，表现出的风度又是各有不同的。
比如近代史上，坚决主张变法的谭嗣同的一生，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悲剧。可以说在当时具有维新变法思想的仁人志士中，他所达到的民主意识的高度，已远远超出了同代人之上，他在《仁学》一文中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在他看来，所谓“圣明天子”，无非是共举“为民办事者”，既然共举之，自然也“可共废之”。在封建专制如层层磐石重压之下，谭嗣同竟有这样犀利透辟的思想，真可谓石破天惊，如黄钟大吕，震聋发聩。因此他在变法之举中，比同辈人更为坚决、更为果敢，这是和他“挟持甚大”，“其志甚远”密不可分的。但不幸，由于袁世凯阴险叛卖，风云骤变，变法之举终于面临败局。但令人感动的是当时他本来还是有机会逃亡的，甚至日本友人也曾劝他东渡，他却断然拒绝，并以决绝的态度，说了这样一席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几句掷地有声的话，气贯长虹，而沉痛悲愤之情，更是溢于言外。他的“猝然临之而不惊”的大勇者风度，是决心要以自己的血震惊依然麻木的世人，擦亮依然昏浊的万千双眼睛，他正是以自己的慷慨殉志，表现了大勇者的风度。
明末十七岁的少年夏完淳则又不同，他从十四岁即随父亲起兵抗清，兵败后父亲殉难。他秉承父志，继续投身抗清运动，新婚才三个月，即不幸被捕，押解到南京受审，面对洪承畴，他无畏无惧，痛斥洪的无耻叛卖，终于被凌迟处死。在狱中他给新婚妻子与母亲各写了一封绝笔书，两信都情致宛转凄侧，对妻子与母亲的关切感念之情，更是如丝如缕，如泣如诉，字字血泪，但是舍身取义的豪宕之气，依然汹涌于字里行间。他在《上母书》中写道：“……兵戈天地，淳死后，乱且未有定期，双慈善保玉体，无以淳为忘。二十年后，淳且与先文忠为北塞之举矣！勿悲勿悲!……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父得为忠臣，子得为孝子，含笑归太虚，了我分内事。大道本无生，视生若敝屣，但为气所激，缘悟天人理，噩梦十七年，报仇在来世，神游天地，可以无愧矣。”少年英豪，倾吐肺腑，语撼天地，完全是大勇者的风度，数百年后，读此绝笔，仍不能不令人为之感慨动容。
现代著名散文家陆蠡，在日军入侵上海后，留守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后来遭到日军搜查，并运走两大卡车书籍。当时陆蠡正外出，本是可以躲避的，但他认为书店既由他负责，他有责任去捕房问个究竟，结果，被引渡到日本宪兵部。据一位曾与他同关狱中的难友说：“一次日本人把陆蠡提出去问口供：‘你爱国不爱国?’他不能违背良心，自然说：‘爱国。’又问：‘你赞成不赞成南京政府?’(指汉奸汪精卫政府)他说：‘不赞成。’又问：‘依你看，日本人能不能把中国征服。’他断然回答：‘绝对不能征服。’日本人恨他态度顽强，诬他一定有政治背景，给上了酷刑，几次提审，他决不改口，终于因受酷刑吐血而亡。”
刘西渭(即李健吾)先生在论及此事时，曾深刻地指出：“他可以撒谎，然而诚实是他的天性，他的勇敢不含丝毫矫情。为什么我们能够最后保持胜利?正因为这个老大民族忽然迸出了这些信心坚定视死如归的年轻人。古代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在被判死以前，曾为自己这样申诉：‘我宁可照我的样式说话而死，也不照你们的样式说话而生。’”(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据说陆蠡是个口齿钝拙，情感深敛，甚至有几分羞怯的老实人，他天真而朴实，但在事关大节面前，他竟是如此镇静从容，义无返顾，毫不含糊，一个年轻而才华横溢的散文家，就这样惨死于日军屠刀之下，但从他身上迸射闪耀的，正是大勇者不灭的光辉。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生命因爱而精彩，人生因爱而完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