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风范
想起母亲总有想流泪的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觉得母亲真了不起：母亲这一生所做到的，我至今还没能做到。
上世纪20年代，母亲有幸作为中国最早的美术专科学校招收的首批四名女生之一被武昌美专录取，第二年因为与父亲恋爱的“桃色事件”被迫辍学，从此默无声息地相夫教子，辅佐父亲成为一名颇有影响的国画大家，把我们10个儿女拉扯成人。
莫大的安慰是在母亲晚年那些动荡的岁月里，我将母亲接到了身边，又朝夕相处了10余年，直到美术学院落实政策，重新为母亲分配了一个很不错的小房间。
断断续续听母亲提及过一些往事。说得最多的，是父亲年轻时在朋友中的魅力。这使我立即联想到从“反右斗争”、“灾荒年”到“文革”期间父亲的不修边幅，总是提个画箱却微弓着背缓慢而沉重的步履……明显失去了年轻时风流倜傥的派头。那时，我才小学到初中吧，总觉得有些丢面子。每当此时，母亲总是淡淡地对我们说：“你爸有心事…..”“你没看出你爸爸走路都总是在想心事吗？”母亲理解父亲，我们却很难，或许后来母亲常提及父亲年轻时魅力的含义，是要还我们一个她所认识的父亲。
母亲的社会身份，一直就是家庭主妇，我们填表，关于母亲，一直只有两个字：“理家”。
我们这个家庭因为子女太多，从我有记忆开始，一直相当贫困。于是母亲除了料理我们这一大群儿女的日常生活，还常年外出打工，所干的，大都是些体力粗活：我八九岁时，母亲带领全家去长江边“筛石子”，我和妹妹负责送饭。后来，又到美术学院“家属洗衣组”为学生洗衣服，那时洗衣全是手工，相当辛苦的，不过在我的记忆中学生们对我母亲非常尊重和爱戴，常在我们面前赞叹“钟师母真好”。(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在母亲的带领下，全家兄妹都养成了爱劳动的好习惯，我初中时一家子勤工俭学，又跟随母亲在美院唐坪村门口煤场打“蜂窝煤”。那也是个手工力气活，依稀记得当年打一个“蜂窝煤球”的收入只有四厘钱，于是在沙坪坝念大学的二哥和高中住读的三哥，不仅每个周末率先赶回来参加劳动，还画了一幅“为1000个蜂窝煤而奋斗”的宣传画贴在家里鼓动大家，那画面虽然非常业余却生动无比，至今仍是我们兄妹间的佳话，“劳动光荣”在我们家蔚然成风。
打煤球是个脏活，手上身上沾满黑煤渣，但收工后的母亲总是换得干干净净，认真梳理好她那讲究的发型。住在我家隔壁的张大千的女儿张心瑞女士不止一次对我们说：你们家那么多兄妹，还没一个超过了你们父母的形象和气质。二姐至今还提及一件往事：刚就业参加工作父母亲去看她时，第一印象是发现父母亲穿着平日的土布衣服却收拾得特别干净整洁地出现在同事面前，心里受到莫大的安慰。
母亲爱整洁，更爱环境卫生。她生前最后两年回到美术学院家属区，已接近80高龄，门前那块公共地段面积不小，那时没有环卫工人，我总是会看见满头银发的母亲拿着一把大“叉头扫把”在扫坝子。这个地段，一直就干干净净。
母亲写得一手好字，这让我还在读中学时就佩服和自豪得要命，并猜想母亲的画也一定画得不错，母亲只凝视前方回忆说：“我学过素描的”，便不再提及，只一如既往地引领着我们这群大小参差不齐的孩子。
偶然听母亲提及过一次与女作家谢冰心的交情：抗战期间在回四川的途中，冰心送过两本亲笔日记与她，可是因战乱等原因没能保存下来。这件事给我记忆很深，因为那时我已涉猎一些文化方面的事，知道这种情谊的分量，才发现自己对朝夕相处的母亲还并不真正了解，在与母亲共同生活的所有日子里，只感受到母亲的慈爱。这件事母亲以后再也没有提过，但却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说：“我是在外国人办的教堂里受过正式洗礼的，听过福音……”初中时我仅把它当做一件小往事来听，后来才明白这对母亲的一生何其重要。
除了永恒的慈爱，母亲更具有常人很难企及的宽容之心。每当我受到委屈或为某事愤愤不平时，母亲总是说：这是他不对，你原谅他！母亲这种从未动摇过的教诲，让我受益匪浅，既明白了不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又不曾丧失掉对善恶美丑的判断。
我大哥一生坎坷落魄，连自己的儿子也抚养困难，父母亲只好把我这个侄儿带到身边养了起来。父亲去世后母亲就把这侄儿带来与我住在一起。一直远离父母缺乏母爱的这个侄儿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给我惹了无数麻烦，我一直认为应该严加管教，常与母亲争执，母亲却毫不动摇一句话：要感化他。
在与母亲朝夕相处的十年间，这个争执一直没有断过，为此我常在母亲面前发火，母亲除了总是异常平静地提醒我不要这样生硬外，事后总是告诉邻居：“我不怪他。别看他有时脾气大，但他的心特别好。”平时与人聊天母亲也总是说：“我这儿心好”…..母亲，在时时在维护着儿子的形象。
这个争执一直持续到母亲去世才不了了之。时过境迁，如今这个侄儿年已50，虽然至今过得窝囊，但我们兄妹一直预料和担心他会违法乱纪给全家惹大祸的事压根儿没发生。我心里尤其明白的是：我实施在他身上的所有“严管”措施，在当时一件也没有奏效，到后来也不曾起过任何作用，倒是母亲的慈爱与感化，使他良知终未泯灭，过得再窝囊也不去干违法乱记的事。前不久他甚至来告诉我：他独自去了爷爷婆婆墓地，为二老清扫了坟墓，还请人安装了一对石狮子……他过得如此窘迫还能有这样的举动，是在难能可贵。掂量了很久，我终于感悟到：爱，才是这个世界最伟大的力量——这个信念在我不曾动摇，应该归功于我有一个具有博大爱心的母亲。
我和母亲共同生活过的几个环境，都是周边人的生存状态落差特别大的地方，母亲与那些被世俗社会认为社会地位很低下的人相处十分平易融洽，于是，钟妈妈的和蔼、钟妈妈的慈爱有口皆碑。在我的记忆中，母亲走到哪里，就把慈爱与和睦带到哪里，这样的情况早已融入进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点滴. 我侄女最近告诉我一件往事：在南泉居住时，有人找母亲借钱，我母亲当时虽拿不出多余的钱来，还是没拒绝对方，只特意不迟辛劳乘车去了我三姐（这位侄女的母亲）家，请三姐设法帮忙。三姐很是诧异，问：“你自己拿不出钱来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她呢？”，母亲说：“人家要开口找你借钱，也是很难的事。如果拒绝别人，别人心里一定会更难过。”就这样，母亲把从三姐那里借来的钱借给了对方。
我三哥最也近提及到解放初期的两件往事：
快解放时，一群国民党的队伍开进成都二中，驻扎下来，住在学校教职员工宿舍“知行院”的外边。士兵中不乏刚刚从农村强行抓来的“壮丁”。这天，一位30来岁的士兵悄悄找到母亲，说他是在十几天前上田种地时被抓的，家里有父母、老婆、孩子，央求母亲能给他一套老百姓的便装，以便能逃脱送命的战争。母亲知道事情重大，立即与父亲商量，得到父亲的认同后，不顾帮助逃兵将带来的风险，二话没说，就把大哥的衣物拿了出来，偷偷的给了那位壮丁。
也是在那个年代，一个漆黑的夜晚，“知行院”内突然传来了一阵吵闹声，“抓偷儿…”的嘲杂动静把我从梦中惊醒，等我走出家门，看见一群人正围着一个被绑在柱子上的偷儿，喊着：“打，打……”他不声不响地低着头。看着他憔悴的面容，褴褛的衣衫，母亲说道：别打了，别打了……人们终于安静下来。一会，母亲手里拿着一个装着大米的小碗，递给了那个小偷：“回家做点饭吃吧，千万不要再偷东西了。”而那些米，是我们家也很紧张的的口粮啊！
这，就是我母亲的风范。
母亲的胆囊结石被误诊为黄疸型肝炎导致病情恶化，每次病重，母亲都对我说：“我不拍死，但也不想死。”这样的生死态度，看似简单，其实很难。我们兄妹在积极为母亲治疗的过程中，母亲也在平静中替子女们释却着压力。
因胆囊破裂医治无效，母亲于1987年4月12日与世长辞，享年81岁。临终前，在重庆的所有儿女都在身边，那时，这一大家子已发展到了四十余人，生活条件已彻底好转，人人自立，家家平安，这，当是对母亲的最大慰藉吧？
母亲去世的消息我们不想惊动任何人，决定只在美院那间小屋设个灵堂供家人吊唁，但一位常来玩的美院学生发现了这事，立即邀约另一个常来我家的学生送了两个花圈放在小屋门前，这个举动使母亲去世的消息不胫而走。我们谁也没料到，不到一天的时间，一个接一个的花圈被自发而来的人们送来，以致那层楼的整个过道已摆放不下，一直延伸到了楼下的大门外……又一件意外的事是，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叶毓山先生突然来到小屋吊唁，静默了许久，只语重心长说了一句话：“钟妈妈德高望重……”
后来我们又看到了由美院工会发出的讣告，接到学院将派专车运送前去殡仪馆参加追悼会人士的通知。
说到这里，还得提及一下母亲当年的打工经历中，除了“筛石子”、“打煤球”外，还代过课、去罐头厂做过小工、在美院做过模特儿。母亲作模特那段时期依然受人敬重和爱戴：还记得当年付若云老师在课堂上为母亲画过一幅特别成功的素描头像，专门送上门来给我们作纪念，这幅作品完全画出了母亲的风范，技法也无懈可击，全家都十分欣赏，特意装了个画框一直挂在墙上。可惜父亲去世后搬了一次家，我当知青回来后，再也没能找到这幅画。
在母亲带领我们全家打工期间，一心只想着父亲和儿女，全然没有“画家夫人”、“大学家属”的概念，这是一种气度，是母亲的胸怀，也是母亲的风范。
待会儿就要去上坟了，我亲自为父母物色的那块合葬墓地，总是草木茂盛，空气清新。从去年起全家已形成一个共识：不再烧纸，只送鲜花，因为鲜花，最能般配父母的的风范。
2011年4月4日凌晨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