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酒（修改稿）
尼格
十一岁那年，我目睹了家里烤酒的全过程。
大致说来，烤酒分为发酵和蒸馏两个阶段。发酵工作是由母亲一人完成的。母亲从粮柜里撮出了约五升玉米。接着将玉米洗净，浸泡，煮熟，晾冷。加上酒曲拌匀之后，装入一根麻布口袋，扎紧袋口，密封发酵。口袋外面盖上厚厚的旧棉絮什么的，还用石头等重物压在上面，这是为了避免玉米在发酵过程中漏气和散热。母亲每天照例去看一下发酵情况，用手摸摸口袋，看有没有发热。过几天后，母亲揭开口袋查看。袋口一揭开，一股热气从口袋里溢出，还带有浓浓的酒香。再看玉米粒，已经鼓胀起来了，用手轻轻一捏，玉米粒已经变软；再用点劲捏，散了。玉米粒已经转化成玉米酒糟。发酵成功！
接下来，就要进入蒸馏阶段了。此阶段难度系数似乎要大一些。操作手由父亲代替了母亲。我带着小孩的好奇心，站在一旁，观看父亲是怎样把酒“变”出来的。在家里的厨房内，父亲把玉米酒糟一瓢瓢舀进甑子里。舀完后，还在酒糟面上放了一个大碗。父亲说：“这碗拿来装烤出来的酒。”接着他把甑盖子盖好，就去点燃灶里的火。由此，蒸馏过程算正式开始。等到灶里的火旺了，烟子从中溢出，锅里的“甑脚水”也跟着蒸发起来。厨房面积本来不大，烧的又是产生烟雾的木柴。整个厨房笼罩在一片烟子和蒸汽混杂的雾霾之中，又热又湿又呛人。我身处其中，几乎睁不开眼睛，只好站在厨房门外看着。然而，厨房里的父亲，似乎干得充满意兴。一会儿到灶前传火，一会儿又给甑子掺水。没多少工夫，他的额头开始冒汗。他把头帕摘了下来。此时，我发现四十多岁的他，头发已经白了一半。汗依然流着，他不时用搭在肩上的毛巾擦汗。又过一会儿，实在太闷热了，他干脆把上衣脱掉。这下我才知道，原来父亲比较消瘦，突出的肋骨，走向清晰可见，腹部没有赘肉。他就这样赤着上身忙活着。工作间隙，就坐在厨房的门坎上，掏出烟杆，装上草烟；再掏出火镰、火石和火草。把火草用手指压在火石上，用火镰背使劲擦火石。嚓、嚓响两声后，擦出的火星点燃了火草，然后用冒烟的火草点烟。接着，伴随着啪嗒啪嗒拌嘴的声音，一团团青烟从他嘴里喷出，不时还要深吸一口。就是这时，他的目光也一直盯着锅上的甑子，从未移开。
过了两三个小时，想来酒已蒸馏得差不多了。该是父亲收获工作成果的时候了。他首先把灶里的火熄掉，然后舀两瓢冷水掺进锅里，把锅和甑子的温度降下来。接着打开甑盖。过了约莫五分钟，父亲看到甑子里不再冒气，心想，盛酒的碗也已该冷却了，就去端碗。因为厨房只有一尺半见方的窗子，照明全靠从这堵窗子射进来的自然光线，还有灶里衍出的火光，室内的光线比较暗淡，而甑子里面的光线就更不足了。父亲摸索着用双手去端碗。突然，我听到父亲“瓦子（彝语：烫着时的惊叫声），瓦子，卧布格呢（彝语：天老爷、天菩萨的意思。），卧布格呢……地直叫。原来，尽管锅里没冒气了，但甑子里面盛酒的碗温度仍然很高。父亲的手接触到碗，就被烫伤。祸不单行——不仅烫伤了手，而且烫伤的手又把碗里的酒也倾倒了，只剩下一小半。这是快到嘴里的琼浆啊！父亲把仅存的一小半酒，让它完全凉冷之后，端起来，不甘心地看了又看。喝上一口，自言自语道：“阿玛古，阿玛古(彝语：倒霉呀倒霉的意思)…….”看到父亲这般可怜兮兮的样子，我这十一岁老大不小的孩子，心里感到很不好受，可就是不知道该怎样来安慰一下他。之后差不多两个月里，父亲对此耿耿于怀，成天骂骂咧咧，还不时地冒出无名火。
也难怪父亲，这样冒火，说来情有可原。(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那时正直1970年代。在我老家那个村子里，一年下来，绝大多数人家粮食都不够吃。要说酒，更是成了一种奢侈品。平时除了农忙季节和节日里，供销社供应人平二两以外，基本无酒可买。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里，父亲很想喝酒的时候，总是想办法，弄点来喝。
比起父亲这样的高山彝胞来，矮山的汉人大多数似乎不甚好酒，或者说他们更为理智一些。他们有的把每次供销社供应的酒积攒下来，再以高价卖出去；或者搞物物交换，按一定比例，用酒换回他们想要的东西。父亲若是酒瘾发作了，有时到矮山汉人处买点高价酒。有时用家里的东西，如蜂蜜、兽皮、药材、黄豆等来换酒。要不就用布票换。反正家里人多，没那么多钱来买布，多余的布票也没用。总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要能换来酒，在所不惜。如果能够吃上货真价实的酒，那就不错了。可是，有些时候弄回的就呈乳白色，明眼人一看便知道这是兑过水的酒。这样的水兑酒，吃起来就没有那么痛快了。
偶尔，也有人给父亲找来些医用酒精。父亲把这酒精用水勾兑着喝。他也许压根儿不知道酒精的副作用；也许知道，但全然顾不上这些。因为父亲许多年以前就离开了我，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这个疑惑已变得无从考证。
问题还在于，有些时候，即使你有钱，或者有能换酒的东西，也找不到酒来供买供换。再说，就是带有副作用的酒精，绝大多数时间是碰不上的。
实在找不到酒的时候，父母亲就在家里自己动手做各式各样的酒了。醪糟，杆杆酒的做工比较简单。好像每年家里都在做。烤酒相对要费力得多。在我的印象中，我家就只烤过上面说的那一次。烤酒所用的粮食，用农家土话来说，是从牙齿缝缝里面挤出来的。说来，烤酒实在是淘神、费力、费粮。正因为如此，父亲遭遇了上面所说的，酒都快要出锅了，居然不慎弄倒，只剩下一小半这样的倒霉事情，究竟有多冒火，可想而知。
可能有人要问，在粮食都不怎么够吃的困难岁月，你父亲还想法弄酒喝，是不是自私了点，过分了点？他为啥不能克制一下酒瘾呢？
这话问得有道理。可是，说来父亲有如此酒瘾，其来有自。
新中国成立前，父亲佩有“三枪”。步枪、手枪和烟枪。步枪、手枪出于打猎和安全的需要配置。“烟枪”指的是吸食鸦片用的烟具。父亲在旧中国是吸食鸦片的。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一枪”不剩。因治安需要，不准私拥枪支，步枪和手枪全数上缴。不准吸食鸦片，烟枪就失去了价值。先被小孩当玩具，后来成破玩艺儿甩了。
失去相伴多年的步枪和手枪，父亲有些舍不得。这可只是心理方面的。但要让父亲失去烟枪，他就得承受心理和生理两方面的反应，更难受了。毕竟，吸食了近八年的鸦片，成了瘾，父亲要戒掉它的难度可以想象。政令如山倒。纵有天大的难度也得戒。怎么戒呢？借用别人的经验，喝酒戒烟！
父亲吸食鸦片的时候，整天以烟枪为伴，成天喷云吐雾，哪管天踏下来。为了家里老小生计，母亲疲于奔命。家里家外诸事，不管是该女人干的，还是该男人干的，统统由母亲一人担当。
这下当局要禁烟，母亲自然成了政策的坚定支持者。毕竟，这给改变母亲和家庭的处境带来了些许希望。“用酒戒烟！不就是买点酒喝吗？那好，买就是了！”母亲心里这样思量着，嘴里也这样讲。而且母亲言行一致，用实际行动支持父亲戒烟。只要家里的酒快喝完时，母亲就背起坛子上街打酒，一回要打上十几斤。平时比较抠门的母亲，在为父亲买酒戒烟之时，也显得格外大方。只要是为买酒，不，为戒烟，卖鸡、卖猪，甚至卖羊，母亲都非常乐意。
其实，在戒鸦片之前，父亲只“烟”不酒，酒基本不沾。为了戒烟，或者说减轻戒烟带来的难受，父亲用酒精麻醉自己。一旦鸦片瘾发作，就抱着酒瓶喝。这样坚持整整一年，父亲终于把鸦片戒掉了！
把鸦片戒掉之后，父亲也实实在在地担当起了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职责。不论农村的粗活还是细活，基本上没有能难得住他的。而且他一干起活来，生龙活虎的，很是买力。他不光成了家里名副其实的顶梁柱，还是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往日的烟鬼，有如此大的转变，最高兴的当然要算母亲。因为这样的转变，她从中最是受益。
鸦片戒掉了！酒成瘾了。尽管如此，毕竟比起鸦片来——酒，不知要好多少倍。
父亲喝酒是把握着分寸的。出远门时不喝醉；有活路要干，不影响干活；家里有重要活动，要保持清醒，不过量。喝酒不影响干活，不误事，仅就这点来说，对力主戒鸦片的人，母亲，就是一个莫大地安慰。
父亲喝醉了酒，总爱说些幽默搞笑的俏皮话。因此总是招来不少的人一起耍。其中有酒朋友，还有不喝酒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也来听他讲笑话。
不喝酒时的父亲，显得冷峻，严肃，令人窘迫。弄得子女们不敢正视他的脸。子女们只要做错了事，他要给予训斥。喝酒之后的他，判若两人。非但不骂人，还和子女们开玩笑，长幼之间的距离顿然拉近。这时，我们也显得很轻松，也自然而然地和他开起玩笑，不再怕他了。
在农村，酒后扯皮打架斗殴之类的事，实属屡见不鲜。但是，父亲酒后从未发生过这类事情。
在父亲看来，酒是一种好东西。既然好，就得和大家一起分享。有酒喝时，他从来不搞独吞，总要把邻里朋友三四叫来一块喝。有时，连小孩他也要劝喝一点。从我十岁起，每到逢年过节，大人们喝酒时，父亲就把酒碗递给我，要我也学着喝一点。
当然，酒后的父亲并非完美，也有他的毛病。
有时喝多了，话比较多。就是我们子女们把他扶上床后，还要自言自语。好在持续时间不超过十五分钟，就进入梦乡，无言无语了。久而久之，家里的人也对此习以为常，把这看成是他醉酒后的“必经程序”，并不感到厌烦。
父亲的酒喝高时，还显得太过慷慨。有一次醉了，竟把一件彝人的披毡斗篷——也是给他自个准备的寿衣套件的重要组件，送给了一位酒朋友。第二天酒醒后，他感到有些后悔和哭笑不得。但不送已经送了，还总得认帐！这位连寿衣都舍得赠给别人的人，慷慨大方的＂典范＂，父亲，就为此事，被家人嘲弄了好一阵子。
当下，已是二十一世纪十年代，与上面谈的那个年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酒，已经充斥于市。要想喝，俯拾即是，用不着自己动手酿造了。然而，每当想起十九年前离世的父亲，想起他的酒情结，我就会产生一种冲动：像他那样，也自酿一坛酒，品尝品尝。
2014年11月6日初稿于老鸦漩
2015年4月11日修改初稿于老鸦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