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的回家路
每年的春运总是让我回忆起当年知青的回家和归队的路 ，这才是一条饱含心酸和充满泪花的路。
（一）
69年初，去黑龙江支边的杭州青年，几乎赶在过年前都大雁南飞跑回了家。
转眼就是阳春二月，阳光下的西湖旁已是杨柳新芽催绿，桃花含苞映红，可是，没有了户口的知青们，哪有心情留恋在西湖旁享受明媚的春光。因为那个时侯，国家对所有食品实行配给制，每个家庭都是按户口发供应票。没有了户口，什么票也没有了。尤其是粮票，那年头成人每月只有24斤粮票，由于没有猪肉吃，做菜也没有油，所以胃里空荡荡的干涩和难受。我们只好和家里人一起喝稀粥吃杂粮，一日三餐并两餐。那时家里难得吃一回红烧肉，几个兄弟都会死死盯住那碗肉，口水止不住流下来。粮食不够吃，父母亲就想着办法，不惜冒着被扣上投机倒把罪名的危险，半夜去黑市场买些高价米补贴一下。可是日子长了，对于大多数老百姓家庭，多了一俩个白吃的大小伙子就吃不消了。
其实，我们这些知青从在黑龙江虽然吃的是苞米和高粱，一年也吃不下几顿肉，做菜也没有什么油水。可是管你蹭饱，我们回到杭州的时候，亲人和邻居们都说我们胖了，吃着那些黏黏糊糊的杂粮还能长肉。
回去吧！西湖再美，已经不是我们知青的生存地了，唯有那片黑土地才是我们知青维系生命的家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从杭州到福利屯的火车慢车联票价33.24元，中途要在济南，三棵树和佳木斯三个城市中转。所化的时间三天四夜。知青们有钱没钱买的都是慢车票。
三月的一天，我们背上棉袄棉裤和棉大衣，自觉的走了。这一回，我们是用一条扁担肩挑行李手提包上路的。
（二）
70年代初，文革还在轰轰烈烈的进行着，城市和农村一样到处是乱糟糟的。那时的列车很不正常，说停就停说开就开，从杭州到济南走了三十多个小时，到济南已经是第二天的半夜。在杭州出发时，大家说好到济南转车顺便去看看天下名泉---趵突泉，因为杭州有天下名泉---虎跑泉。可是这半夜三更的去哪里找那个名泉。（两年后，我曾经去了趵突泉，可是那里什么也没有，就一个干涸的水泥池还是脏兮兮的。）济南车站好像比其他的车站更杂乱，因为站台上到处是等候列车的人，一个个拖儿带女，一个个肩扛和手提，还背着大包小包的，见了进站的列车就疯狂的往车门旁拥挤。铁路上的工作人员早被蜂拥的人群挤到角落里去喘大气了。
见这个乱哄哄的势态，我们也不敢出站了，就等着那列凌晨五点从济南开往三棵树的列车。我们这一行人中的父母多数在铁路工作，平常经常在铁路上混玩，加上在红卫兵大串联时，我们好多人就已经扒车周游全国的大城市了，其中也有几个和我一样去年就是一路扒车逃票回家的。所以，我们这些知青虽然没有铁道游击队那种在飞快的列车上跳上跳下的本领，可是也积累了抢在第一时间爬上列车的本事。还有，我们从杭州出发时，就了解了始发车进站前常规的停靠点，当时，我们还随身带了能打开火车车厢门的万能三角钥匙。在济南站台上，我们经过紧急商量，由我和两个男生，只带上轻便的行李沿铁轨去找那趟挂着“济南---三棵树”牌子的列车。果真不出我们的所料，那趟列车就停靠在离站台约一公里的济南车辆段大门不远的预行站台上。我们挨近那节离我们最近的尾车，车上已经有了暗淡的灯光，有一股呛人的浓烟夺窗而出立刻散发在晨曦中，车上已经已经有一名工作人员在生火烧水做杂事了。我们大大咧咧的迎上前去，发现那工作人员和我们几乎是一般大的年龄，这就方便了套近乎的机会。.......
我们几个牺牲了两盒大前门香烟，上的了列车，那工作人员让我们就选这尾车120号后的座位，因为那些座位是不卖的，仅预留给铁路内部人员乘坐。于是我们又派人赶紧跑回站台招呼把大批人马。就这样，我们稳稳的坐上了属于我们该坐的那趟列车。
现在，每到过年都会涌现全国的民工回乡潮，大批民工从沿海城市回西南或安徽和江西等家乡过年，过完年后又返回工作的城市。输送这些无法抗拒的往返人流，叫“春运”，这已经成为我国每年在春节前后必演的一场“天下第一大戏。”在这场大戏中不知有多少个快乐和悲伤的故事在不断的重复的讲述着。而当年，从60年代末开始，政府是有组织的把城市中的学生一股脑儿的送到了东北，西北，以及西南等贫困和偏远的山区，农村。因此，每到春节前后也有成万上亿的知青往返城市和乡村。可那时候，没有人来管这种事情。还有，从山东，河南，安徽举家老小闯关东的老乡特别多，他们几乎也是选择春节前后往返在铁道线上。所以，我们在济南车站上看见的那骇人的黑压压的候车人群，一点也不亚于现在广州火车站的民工潮流。每当我看着今天的节前节后的民工潮流时，就会回想起四十年前自己的故事，一样的苦和累，一样的痛和泪。但是，我们的累和泪是干涩的是无奈的。
在火车一路的行进中，每到一处的停靠站，我们随时都能听见喊天叫娘的惨叫声，也经常看见那些被挤倒在站台上，或被挤下铁轨。还有，那时的列车不供应水和食物；厕所过道和座位下、行李架上，只要有空隙能容纳人的地方，都是人挤人人压人，几乎没有一丝可以喘息的隙缝。而从济南到三棵树（哈尔滨）正常的运行是30多个小时，在那么长的时间中最让人难受的是撒尿和拉屎，厕所被人占领根本无法进去，列车员的任务就是每到一个车站去开门和关门，等车厢挤满了人。连车门也无法打开时，列车员的人影也不见了。而那时的慢车几乎一会儿就要停靠，列车停靠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车。幸亏我们坐在车厢尾。每当列车要停靠在比较大的车站前，我们就千方百计的挤到车门前，用早准备好的三角钥匙打开车门，然后就在车厢旁，相互帮助用大衣围成一个屏风，就那样简单地解决了该解决的问题。
两天后，当我们在哈尔滨车站下车时，每个人想到的第一桩事情就是找到一个可以“方便”的地方。人就是那样，在环境中被锻造，无须去埋怨，只应为此去适应。唯有如此，才会积极的想方设法去避免重蹈覆辙，也为此后的人生补添了几处插曲和几多浪花。从那次以后，我再也没有选择春节前回家。
（三）
哈尔滨到佳木斯，再到福利屯，这段旅程就舒服多了。那时，黑龙江的铁路是全国最发达的。老毛子（东北老乡对当时苏联人的称呼）为了掠夺东北的森林资源和煤炭资源，建设了错综复杂的铁道线。记得当时仅在黑龙江就有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两个铁路局的建制，而在我们南方的华东地区那么多的省市也就一个上海铁路局。
在哈尔滨和佳木斯倒车没有什么麻烦，我们选乘都是临时加班车，因为加班车虽然都是破旧的老式车厢，但车厢中间都有一个大油桶改成的炉子，谁高兴都可以把车厢角落里劈好的松材柈子塞进烧的通红通红的炉膛，在灼热的混浊中享受美美的睡梦。
七十年代，福利屯几乎是我国铁路线能通往的最东边的城市。一年前，我们一千多名的杭州知青在这里下车，谁都记忆犹新，因为半夜的突然停电，在黑暗中，在知青和知青间上演了一场打砸抢掳的悲剧。在这以前的几个月，我因为没钱，独自一人在这里爬上火车，开始了漫长的逃票回家的旅程。对这个边陲的小县城，我和同行的知青的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话语。但是我们都明白，当我们从这里离开，就意味着离开了城市，接下去的路，就是泥泞，就是荒野，就是大草甸，就是黑土地......在这个城市和乡村分界地，，我们知青的旅程还将反复多久......谁也不知道！
从福利屯到我们插队所在的富锦县城有定期的客车，但是从县城到我所在的公社和生产队是不通班车的。东北的三月天，早晨和晚上依旧是零下十几度，但是白天太阳一出来却是暖暖的。当地有句说三月气候的话：一早一晚搂紧大棉袄，正晌午光膀子啃西瓜。就因为这样的天气，晚上的冻土，到了白天就化成泥泞 。
我插队的那个生产大队在富锦县的最南面，如果走大道既公路需要走100多里路，如果走便道只有70多里地。冬天，冰冻三尺，我们坐马拉的爬犁或步行，只要认准了方向到处都能走，即使在松花江面上也能见到跑的溜快的汽车 。可是，到了冰雪开冻的春天，谁也不敢走小路，因为一望无际的草甸子，到处是融化雪水和泥泞的沼泽地 ，那里有看不见却随时可以把人和牲口吞噬的“暖哈”。
说是公路，其实就是一条从头到尾是坑坑洼洼的 ，一脚踩下去鞋子就陷入泥泞。这样的路，官称曰：国防公路。每年的六月，我们男女知青和其他壮劳力一起，也会被县上或公社抽调去修国防公路，就是一大堆人分列在道两旁的草甸子里，然后把连草带泥的土块一簸箕一簸箕往中间的路上填平压实，一条路修好也不见掺杂任何沙石和水泥等 。我们知青经常在疑问，这条路能行吗？现在，我们知青就要踩着这条自己修建的公路，一步一步走去。
（四）
从富锦县城出来，原来成群结队的知青各奔各的村各走各的路了。剩下继续往南走的还有我们七男七女14个齐整的挑着担子走路的知青。也许是我们离县城远，交通又不方便，平时连邮差也是十天半月也来不了一趟的地方。所以当初离开杭州的家，大家就想着多带些吃的和用的，现在几十斤重的担子压在自己的肩上，而且要一步一步的走回去，也是一肚子的苦水只有自己吞咽了。 （ 四 ）
离开富锦县城大约是过晌午了。在富锦县和同江县交界处有一个国营的七星农场，那里有很多的来自北京、天津和上海的知青，我们一行人核算好到那里去过夜。从县城到七星农场大约有50多里地，正常步行大约需要五、六个小时，而我们又身负那么多行李，所以大家没有在富锦县城恋步就匆匆就往前赶路。到七星农场那一段路也是国防公路，因为前面的同江县紧挨着苏联边境，常常有军事物资，粮食和煤炭等需要运输，在公路边上隔上几里路就设有修路的道班，那些修路工也不敢怠慢，时不时地把汽车轮子和马车轱辘压出来的两条深深的辙沟做稍稍填平。路平整些，我们走路也顺当些。一行人，挑着担子，背着行李，沿着公路往东北方向赶路。
一路上，公路两边的草甸子依然被灰白的冰雪褁的严严实实，时而，刮过一阵大风，把旷野中那些已经凝聚成晶莹的雪片，高高扬起在空中，然后，狠狠的打在我们的脸上；时而，从我们跟前驶过一辆辆运输车，把车道沟中的雪水和泥浆搅和成土坷垃，轻松的抛在后轮，然后，无情的洒在我们的身上。这一路，几十里地，行走几个小时，这样的遭遇是无法躲避的。有时，老远就能看见前面的天空突然变成灰暗色，知道又一阵大风将迎面吹袭而来，这一刻，我们自然会转身躲一下，或者用衣服把脸遮挡住。但是，从身后驶过的车辆，我们是无法躲避的，你只能眼看着那车轮下卷起的泥巴任意在我们身上飞扬。
那天，月亮没有升起， 黑暗的恐怖在傍晚4点多就已经笼罩在我们的头上了，北疆的三月，下午过四点就是黑夜，脚下这漫长的路上也没有一个路灯。没有月亮，没有星星，那天简直漆黑一片，偶尔有一辆大卡车开过，哪怕是把再多的泥浆洒在我们的身上和脸上，那一刹那的灯闪也成了我们所期望的奢侈。茫茫黑夜中，一行来自西湖畔的杭州知青，只能空着肚子，用干涩的嗓子大声喊着、叫着、吼着：“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那遥远的前方，沿着这条小路”六十年代的少男少女们，只能在这寂静的旷野，放声嚎唱当时还被禁唱的苏联民歌，作为自己心底怨恨的发泄。......
大约在晚上的7点多，我们看见了前面成片的灯光，那就是七星农场的场部。
七星农场的场部离富锦和同江县的交界处不远，这里因为生活着来自几个大城市的知青，所以到了晚上，在马路上，在场部广场上，人来人往不断。我们从黑暗的公路上下来，走进这片显得有人气的光明之中，大家的心情也敞亮好多。虽然从这里离我们的生产队还有好长一段路，但是毕竟是走过了一大截路程。......
当时，七星农场被称为建设兵团，场部挂的大木牌子显示的是某某团部，因此，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三五个、穿着和我们一样的黄棉袄裤，身上却斜挎着钢枪的知青在路上走来走去。好几次，从我们身边走过，用一种警惕的眼光打量着我们。之前，我们就知道下放在兵团和农场的知青虽然也是下地干农活，但是他们每月有工资，住的是红砖墙水泥房，吃的是白面馍馍。现在瞧他们那副昂首挺胸的得意样，好像是有意在我们这批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知青面前闪耀自己。
在我们这一行人中，有一位知青的爸爸是前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因为文革，省委书记成了走资派被打倒，但是强悍威驰的铁血基因还是流淌在曾经是公子哥儿的身上。那老兄从腰间拔出一把银光闪闪的匕首，在惨淡的路灯下，只见他用明亮的刀在空中不停的来回舞动，划出一个个闪烁的弧形。狠狠地说，去你马拉个吧子的，背个没子弹的烧火棒得瑟个鸡巴。然后，他把匕首使劲的插入一个五彩肉罐头，......。
（五）
进得七星农场，最引人注目的是公路边排列着的整齐的白杨树，还有一幢幢红砖瓦房，齐刷刷的冒着歪歪扭扭的黑烟。路边有一溜平房，门口东倒西歪地竖着的一块木牌上写着“招待所”。说是招待所，其实就是东西两个很大的屋，屋里的南北各是长长的一排大炕，东屋的门帘上写着一个“男”，西屋的门帘上写一个“女”。（北方农村房子的内屋都是那样，没有门，就挂一块布帘。）中间那屋摆一张简易的桌子，桌子旁是一个大铁桶，从铁桶里往外冒着的烈烈火焰钻进一个白铁皮管子，然后通向东西两屋。桌子的后面也挂着一块布帘，里面放着一口大水缸，地上搁着几个脏兮兮的脸盘，那是给住客洗涮用的。
下乡一年，也经常去县城或公社给生产队或给自己办点事，但是，我们每逢外出，如当天回生产队不赶趟了，就在附近的杭州知青点住一宿。那些年头，知青们都是那样，饿了渴了，走路累了，晚上天黑了，谁也不会想到去吃馆子住旅馆，知青们相互间你来我往也成了习惯。 在距七星农场前十多里地处，有个叫“二龙山”的村庄 ，那里也住有杭州知青。当我们路过“二龙山“那一会，天已经是黑了，有人建议去知青点找住宿。可是，立刻有女生发出大声的尖叫，说：我宁可被狼叼走 ，被黑瞎子（大黑熊）一巴掌拍死，也不去那鬼地方。一年前，我们从杭州来富锦插队的知青专列上发生了血腥的斗殴事件；在停靠福利屯车站时，仅仅几分钟的停电时间内，又发生了打砸抢掠事件。事后，知道有几个干坏事的男生被分配在了“二龙山”。现在，我们挑着担子背着行李，带着好吃好用的，岂不是送上门去给自己找事添乱吗？所以大家好歹撑持着也要去招待所过夜。
自打来到黑龙江后，我们就再也没有睡过一天的床，在生产队睡的是用土坯垒的土炕，盖的是自己的被子，几个杭州人睡一条炕说笑打闹也习惯了。招待所的炕是用砖砌的，长长的一大溜足有几十米长，炕头高高的码放着给旅客盖的被褥，老远看过去就是黑油油闪着亮光，还生发出一股子说不上的味道。那南北的炕上已经零零落落的睡着几十个人。相互间交叉发出杂乱的鼾声，并且夹着浓浓的酒臭和大葱味，从屋里袅袅飘拂出外屋，几个女生进屋后就连忙用手忙着塞耳朵、捂鼻子、捂嘴巴，紧锁眉头，但不知所措......
在我们这一行人中，有省委书记的儿子，有大资本家的女儿，有普通百姓的子女，在那个年代，在那个环境 ，又有谁能摆阔撒娇？又有谁能埋怨？既然一起走到了这个远离家乡的地方，在这个夜深幽静的晚上，我们谁也别无选择。
招待所内值班的是两个和我们一般年龄的，穿黄棉袄的北京女知青。原本想，同是知青总会客气些，我们中的一位还自以为挺高见的说：一路上钱用完了，能不能给个照顾，让我们俩人付一人的炕位费。谁知，一下子涌进那么一大帮人，大概是搅乱了她们刚才正唠嗑的兴致，其中一个显得很不耐烦地冲着我们就嚷嚷：哪里来的，介绍信，一人一铺，想拼铺的没门！
这见鬼的事情，我们插队落户的知青，从杭州探亲回乡，哪来的介绍信啊！霎时，把我们推进了云里雾里。见我们相互张望，不见有人掏出介绍信，那俩女子就不让我们呆在屋子里，要捻我们出去。这下可把我们搞懵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半夜三更了，让我们上哪里去？在我们的人围中，已经有人发出呜呜的哭泣声……。
如果说，现在讲述当年的故事，很多年轻人不会相信，只有当年的老知青体会到这样的尴尬和无奈。正当我们限于为难之中，我们中有个绰号叫“扁头”的知青，突然挤到人围的前面，他个子长得高，右臂上高高举着一本当时最时兴的《毛主席语录》，嘴里不停地背诵：我们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从五湖四海来到这里……，读完，并在俩北京女知青的面前来回晃着那个红皮子的语录本说：这就是我们的介绍信！这时，不知谁起了个头，大家同声唱起了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年纪稍长些的男人，看模样是当官的。那男人不知是被歌声感染，还是见情所触动，竟然也和我们同声唱起了歌。......
非常的时期，是毛主席的语录替代了我们的住宿介绍信。
拖着疲沓的身子，钻进肮脏的被窝，一切都抛在了九霄云外。
（ 六 ）
大家一躺下就稀里糊涂的进入了梦乡，唯有阿波还在捣弄一个机器，我们俩挨着睡一头，看见他看的那么认真的样子，我也凑过脑袋去看看，原来小机器里面都是正在建设中的南京长江大桥的图片。 在70年代初，南京长江大桥正在建造中，所以南来北往的火车都是通过轮渡过江的。两节车厢一组，十多节车厢分几组有序的固定在一个庞大的渡船上，如果所坐的车厢夹杂在中间一组，车厢内的旅客就无法看见两边正建设中的宏伟大桥，也无法看见波涛滚滚的长江。那天，我坐的那节车厢正好排列在中间，所以两边的车厢就完全挡住了观赏长江的视线。阿波说这个是他爸爸送给他的纪念，说着，他又从包里拿出一个照相机说，里面有好多在轮渡船上拍下的长江大桥的照片，等以后把照片冲洗出来，让我去他的生产队看。这下正好弥补了我在火车上的没有看见大桥的遗憾。
小波和我聊了一会他的爸爸，浙江省的文革运动一开始，他爸爸作为浙江省委书记处的几个书记中，是最早被打倒的，也是最早被戴高帽子游街的走资派，现在不知关在哪里。我说我的爸爸仅仅是个普通百姓，也被说成是特务关进了监狱。小波和我年纪一般大小，那会也就十六七岁，他挺能安慰人的，说等他爸爸出来又当书记了，一定帮助把我爸解救出来。......我听他那么一说，激动的差点流下泪水，心想这个朋友值的交啊！（而从那次分开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小波。几年后，小波的爸爸在一直辖市当上了市委书记。）
我们正聊着，突然从外屋冲进十几个手握钢枪的知青，嘴巴里凶狠的嚷嚷着：杭州的，赶紧起来。我们这里是七个男生，其他熟睡中的五个是被钢枪敲打着吓醒的，我和小波已经坐了起来，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像是被撵赶着的羊群，也像是被押解的犯人，在钢枪的威逼下，我们迅速整理好自己的行李，被押持着出了东屋。
穿过被西北风紧紧裹着的场部广场，在黑暗和寒冷中，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被押解到了一个木屋里，进屋我们才发现那七个女生已经先我们一步，蜷缩在门口那个小房间的角落里，有几个还在不停的抽搐呜咽着。我们男生被押解到里面的一个比较大的房间，房间内没有火炉，深更半夜，从热乎乎的被窝里出来，冷不丁在一个冰凉的房间内，而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面前又被黑洞洞的钢枪指着，我能感觉到其他几个和我一样，是寒冷，也是害怕！大家都禁不住在不停的哆嗦。
“唱吧，你们不是要下定决心去牺牲吗？”一个几乎是在叫嚣着的沙哑嗓子，把我们几个从朦胧中惊醒过来，说话这个男人就是傍晚在招待所帮我们圆场并和我们一起唱语录歌的领导。“你们这帮狗崽子，不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想跑苏修老毛子那里叛国投敌”。他连珠炮似的发出一连串的责问，让我们刹那间坠入雾里云里。
在离开杭州前，我们各自都准备了一样必备的物品，既“敌敌畏”。在近一年的黑龙江农村生活中，吃的住的以及干活儿都逐渐习惯了，而让我们杭州人最头痛最难熬最无奈的被当地老乡称为“三宝”的臭虫，跳蚤和虱子。这些害虫无时无刻在欺负我们这些细皮嫩肉的的外来人，几个女孩子被折磨的神经都快崩断了。后来，有一个当地的回乡插队知青，用从家里带来的敌敌畏喷洒在我们住的地方，还用蘸了“敌敌畏”的棉花塞在我们的衣服里，这样，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些。所以，我们从杭州回来前，每个人都带了一大瓶“敌敌畏”。
当我们的行李被打开时，七个人的包里都有那么一瓶同样的药水，在我们跟前那张桌子上已经摆着从七个女生那里搜查出来的药水。十四个人，每人携带一瓶毒药。那男人说：你们想的聪明，投敌叛国不成就一起自杀，没门！小波的照相机和那个能放幻灯片的小机器，成为我们投靠“苏修”的铁的罪证。70年代，有几个人能随身携带照相机和幻灯机那样的新家什，而且里还有南京长江大桥那么重要的工程图片和照片。还有，小波曾经在大众广庭之下用匕首开罐头；还有“扁头”曾要求14个人拼铺，也就是说7个男的和个女的拼铺；还有，我们还带了些杭州的特产山核桃，这一粒粒黑黜黜硬绷绷的小东西，也成了说不清的罪证。这一切，让我们百般辩白也无法说清。
就这样，我们十四个人，被关押在两间屋子，站着或蹲着，一直熬到天亮。
早晨，大约有九点多了，小屋的门被打开，进来一个三十多岁带眼镜的女人，她自我介绍说是农场革委会的的，并且很轻松的对我们说，你们的身份搞清楚了，可以走了。说着她让跟随的人把一大包“罪证”还给我们。山核桃，敌敌畏等物品还在，小波的照相机和幻灯机没有了，说是要凭富锦县公安局的证明才能取回。
屋外的太阳已经高高的爬上了马路旁两排整整齐齐的白桦树顶上，从树梢上泻下的阳光闪耀着一片银色的碎片，撒在我们脚下那片还在沉睡的黑土地上，也笼罩着我们身后那个低矮的略显暗红色的小木屋。然而，和谐温暖的阳光并没有振作我们这些人的精神，因为，经历了四天四夜多的旅途，我们都累了，我们都困了！我们需要的是黑暗，因为只有在黑夜中，才能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带着尚是孩提的羞涩进入一个属于自己的梦。
然而，我们前面还有好长好长的路，前面的路更泥泞更坎坷，我们还需一步一个脚印不停地往前走，因为那里有我们的家。
这就是我们知青探亲归来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