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来时忆母恩
刻下下列字，作我墓志铭：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
------济慈
清明时节抵临，想起母亲，想起她短暂而多苦多难的命运，多少往事涌上心头。
母亲在我的印像里是个急性子，说话做事风风火火的，脾气劈里啪啦的像一串鞭炮一点就着，是一个典型的辣妹子。小名细妮仔，大名桂英，本是当地大户家的小女儿。可惜命运不济，八岁就家道破败，成了孤儿。外婆迫于生计改嫁后，她就被送到别人家当养女，后来还做过童养媳。可是，母亲天生性拗，老是从养父母家跑出来，死缠着改嫁后家境困窘的外婆，闹得惊天动地的不安生，闹得母女俩几乎成了一辈子的冤家。母亲的一生就这样和哭闹结缘，哭闹成了她这辈子的悲剧。
母亲苦了一辈子，几乎没过上几天安生的日子。母亲也常对着幼小的我叹息，和我讲一些过去的事，是是非非的一大堆，然后用一种期许的目光看着我，也许是想得到我的同情或什么的。而我也在这目光里常感到母亲刚烈的性子里的温和与哀愁，明白了一些本来以我的年纪难以理解的事理曲折，母亲的个性也在我的心里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不幸的人也许对幸福有一种天然的渴望，母亲命苦而性拗，心性又高，所以做什么事都不甘示弱，爱面子，争强好胜，当然也能吃苦耐劳。为了生活，什么粗活累活只要能挣钱都抢着干。长期的体力劳动，年轻时的母亲身体强健，长脸大眼浓眉，皮肤偏黑而黄，脸上还有点瘢痕。母亲看见别的妇女脸上白嫩光鲜，有点不自在，就偷偷笑着对我说：光面屁股肉，麻脸金子肉。还拍拍我的屁股笑着问我懂吗，脸上果然还泛出少见的容光，那时在我的眼里，母亲还真的是一位少有的美人儿。母亲的自尊心也很强，家里穷，但她嘴里常念叨：人穷志不穷。据说我三岁那年，母亲叮嘱我，看见别人家吃东西不能看。有一天我在邻居小孩疤子家玩，疤子娘叫疤子吃番薯，我听到后马上闭上眼睛摸着回家。闭着眼睛喊：“妈，疤子家吃番薯，我没看。”母亲欣喜地抱起我连声夸赞，并向我保证，明年家里也种番薯。第二年，我和弟弟果然吃上了自家种的番薯。(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可是，母亲的好强并不能得到父亲的肯定和理解。两个同样命运的人之间好像有条天然的不能沟通的坎，这样家里每一件事都少不了母亲的吵闹，而父亲总是闷声不吭，还常常甩手不管不问，这也就更加激起了母亲的愤恨。父亲不是本地人，读过一点书，家里出身成份不好，读书毕业后分配到阳都来工作。父亲天性懦弱，加上当时的社会环境，更是凡事不敢出头，老老实实做人，是个”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的老好人。父亲说，他来到阳都后本不打算成亲的，他在老家读书时曾有过一个对像，对方家长嫌父亲家庭出身不好，结果分手了，也许这样的打击让本来懦弱的他对生活更加的悲观。他和母亲的婚姻其实是外婆一手撮合而成的。当时正值文革初期，母亲如不嫁人就要下放到农村去，外婆就张罗着给母亲找对像。那天，父亲其实是陪同单位的一个同事刘矮佬去外婆家相亲的。刘矮佬名如其人，又矮又黑，说话粗声大气，三十好几还没娶亲，外婆一看也是眉头一皱，不禁叹气。母亲躲在里屋，偷偷地看了一眼，急红了眼睛，泪水漱漱地流着。毕竟是母女连心，外婆偷偷地指着站在外面的父亲让母亲看看，母亲低头不语。那时的父亲人才不算出众，但也文文雅雅的，又老实本分，看起来是个靠谱的人。外婆很满意，以母亲家的条件，也算是门当户对了。第二天，父亲单位的领导就找他谈话，父亲支支吾吾地说：“我没钱啊，家里穷，哪里讨得起媳妇!领导拍着他的肩膀，大笑起来，说道:“算你小子运气，人家不要钱，明天准你下乡拉一车柴伙回来送上门去，这事就算定了，老子等着喝你的喜酒呢!”
三天后的婚礼办的也算热闹喜庆，外婆一家欢天喜地，父亲老实懂事，会开车还是个国家正式工人，在小小的城镇里也算是有脸面的。单位还给了住房，母亲也可以到单位上去做临时工，不用下放到农村去种田。在别人眼里，真是太美满不过了。
那时正值文革运动高潮掀起，远在新余的二伯来信，说已下放农场，提醒父亲千万小心，不能惹事，父亲更加沉闷不安了。可是性情直爽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听说文化革命还以为是要让大家都有文化了，高兴得不得了，闹着父亲教她识字。母亲的性格也容易得罪人，常让父亲感到头痛。而且母亲出身地主反革命家庭成份是路人皆知的，一不小心就会被别人纠辫子打击报复的，可是大大咧咧的母亲却不以为意，有时还会大声地与人家争辩。可是你越争辩，人家就越纠着你不放。母亲受的委屈就越多，稍长以后的我就多次亲眼见过他人大骂母亲是反革命的女儿的场景，刚烈的母亲毫无惧色，每每针锋相对，毫不退让。
这样的事后，母亲往往有气无处发泄，只有抱着我痛哭。有时也责备父亲的无能，两人的感情的裂痕就越来越深。最后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
性格的强烈反差，生活的苦难压抑终于使两者彻底走向了两个极端。
没有文化的母亲，生性聪颖敏锐，口齿伶俐，刀子嘴锋利异常。
识文断字的父亲，秉性老实忠厚，木讷无言，但骨子里倔强难当。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很少在家，出差回来打个照面就出去溜达，当年是很少人有出门散步的习惯的，可父亲是个例外。母亲一人操持着里里外外，忙个不停。打鸡骂狗的事不少，脾气也越来越坏。生活把母亲磨砺成一个男人婆，有人说十个男人也难当她一个。母亲到处打零工，在工地上挑砖头，到河里捞沙石，到水泥场扛水泥，给公家打扫卫生，在食堂里帮工做饭，哪里要人她就去哪，有时还要和别人争事做，求人照顾帮忙，有时也低三下四，母亲的性格也有坚忍得一面。做完工，天黑以后，母亲还带着我挑着水桶到里家很远的自留地里浇菜。母亲很重视对儿女的教育，经常边做事边讲故事给我和弟弟听。讲过去的苦，让我们懂得珍惜生活，好好读书。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母亲讲她小时候在乡下给别人当养女的经历，母亲也讲得最为动情：母亲八岁时在城郊七里村当养女，养父母年老多病，没有子女，家里的果园和菜地都由母亲照看，她说，那时的果园是一片望不到边的桃林，桃子熟的时候，她就一个人去看守，村子里的玩童们就到果园里来捣乱，母亲就拿着竹子拼命的追赶，丢了果子，母亲回家后就要受养父母的责罚，不让吃饭，还要挨打。我和弟弟听了，都流下了同情的眼泪。弟弟说，不吃饭，饿了就吃果子呗!母亲慈爱地夸弟弟真聪明。母亲说，果子熟了，村里的小孩来吃果子是可以的。不过果子没熟，就来摘，那是糟蹋了。大人是要打人的。以后你也不能这样顽皮啊。我和弟弟都赶紧地点头说好。母亲还说，在农村，最难挨的日子是夏天和冬天。夏天，烈日如火，好几天不下雨，菜地里的菜就要枯死。冬天，天寒地冻，缺衣少食。可以想见，母亲是在苦水里泡大的。因为受过太多的苦，所以她特别关心儿女们的衣食，为此不辞劳苦地操劳着，不管有多难，从来不让我们饿着冻着。有母亲的日子真是福啊。
但是，在我的记忆里，慈爱的母亲又是严苛的。母亲溺爱弟弟，弟弟从小就是个淘气包，母亲偏偏喜欢他，弟弟八岁时还在母亲的手里抱着上街，而且是我强烈的抗议才引起她的注意，原来弟弟是大了，不再是娃了。而我呢，在母亲的眼里，三岁就是小大人。我四岁就曾经带着两岁的弟弟去几华里外的番薯地里挖番薯。当焦急万分的母亲找到我兄弟俩时，真是又惊又喜，然后，还是拉下脸来，狠狠地责罚了我一顿。生活的劳累，母亲早早地把照看弟弟的重担放在我身上，做老大的就得懂事，这是母亲的逻辑。但也因为这一点，造成了母亲人生中的一大憾事。在我六岁的那年，我的母亲失去了她的第三个儿子。
打我记事起，我们的四口之家住在城北门外的亭子岭脑。一条新开的大马路从岭脑上直通阳都老城，过了龙边溪上的阳都桥，就算进了城。马路东边是机械厂和桥北村，西边是农机厂,老客运站和县车队，再往西边走就是下廖村。下廖村西边五华里外就是阳都著名的翠微峰景区。顺着大马路北一直往北走就是刘坑乡的麻里排和七里村。亭子岭脑是进入阳都北门的必经之路，据说解放前是一片乱葬岗，常常有打短棍的人出没。我家就在大马路西边路坎上的平房里，左邻右舍大多是附近厂里的职工。在小孩子的眼里，生活总是那么的平静而美好的。隔壁的疤子娘林妈，机米厂工人秀女，商品店女店员章秀，弟弟的奶娘桥北的真宝太太一家和母亲的关系都很密切。母亲常带着我和弟弟去串门，谈天说地，逗孩子，家长里短叹息唏嘘，有无穷的乐趣。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母亲的脸上时时显出满意的笑容。但是，事实上完全不是那回事。
其实，我家起初是住在城里的西门。单位分的房子虽小，新婚的父母没钱置办东西但生活也还算安逸。母亲漂亮，勤奋，性格开朗，把小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单位的同事领导都夸赞不绝。父亲在工作上也是有声有色，顺顺当当。刘矮佬也常来玩，他本来就是父亲的同学好友，不过他是阳都本地人。刘矮佬爱开玩笑，老是当着母亲的面说我父亲捡了他的便宜，随和的父亲也不介意。而性情泼辣的母亲却不依不饶，见一回就骂一回，本来对他就没好感。
一天，刘矮佬垂头喪气地来找我父亲说事，原来按照政策，他家要下放了。他家老老小小一大堆，啥时回来很难说，有朝一日回来了，住房被公家收回了就连安身的地方也没有了。他对父亲说:”老同学啊，我看你的住房也不太合意，太小了，要有小孩了，恐怕打个转身都难。不然，你就先般到我家去住，空着也是空着，也不用便宜了别人。”刘矮佬人矮心活，巧舌如簧，说得合情合理，说得一贯老实巴交的父亲不答应都不行。精明过人的母亲却抢白他道：“刘矮佬，太阳啥时从西边出来了，晓得关照老同学啦!哪个知道你黄鼠狼安的是什么好心。”说得刘矮佬急得差点跳起来。父亲看话不投机，也急了，不多考虑，就说这事就这么定了，拉着刘矮佬就走。也不知道刘矮佬给父亲吃了什么药，晚上回来，一向平和的父亲和母亲大吵了一架。父亲毕竟是男人，爱面子，下不了台，竟把怀有身孕的母亲打了一顿。这一回，母亲屈服了。可是更激烈的争吵和打闹在夫妻之间只是一个开头，几个月后，刘矮佬一家通过关系通融，竟奇迹般的从乡下返城了，仗着人多势众，强行把我家的东西丢到外面，非要立刻给他们腾地方不可。父亲倒好，蹲在一边一声不吭，好像一点儿事也没有一样。那时我刚呱呱坠地，母亲正坐月子，刘矮佬一家翻脸不认人，母亲彻底的激怒了，发了疯一般……“那是一个下雨天的傍晚，我和他们拼了！”母亲说。
那确实是一个野蛮的年代，一个疯狂的年代，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而且是最鸡毛蒜皮的小事，尽管在母亲的眼里那就是天。当然，那也是个有组织的年代，事情当然也是由组织出面解决了。母亲是个没文化的人，她只会意气用事，任意而为，快意恩仇。她能接受组织的劝解和批评，但不能理解，这就是她的命。父亲回忆这段往事时，只是说一句，我叫她不要与人家争，她就是不听。
不听的结果当然是悲剧。
父亲是个有组织的人，他当然懂得凡事都不能与别人争这个理。母亲的泼辣的个性在单位上影响很不好，父亲也觉着在原单位难以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无奈地提出调动。刚好北门的农机厂要技术工人，父亲是共大技校毕业的也算对口，于是我们家从城里般到北门来了，一切又重新开始了。接着，母亲生下了比我小两岁的弟弟。
生下弟弟后，母亲就在厂里做家属工。那时候刚好是全国搞“抓革命促生产”运动，造反派夺了厂党委的权，生产大干快上，文斗武斗也照样进行。父亲是出了名的老实人，又有点文化，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父亲说，他们叫我写什么字，我就写什么字。武斗时，他们叫他动手打，他就说好，但是就是不动。多年后，那些被批斗的领导看到他，都主动的和父亲握手，说：你是好人哪，你是好人哪!而母亲呢，刚好相反，她是个一根竹杆子能直捅到心窝子里去的人。她是一个惯于在逆境中争生活的人，她只知道有一个家要维持，为了生活，不争，不抢，不斗，是不行的。她鄙视一切的软弱和妥协，她的行为和思想永远不能和她的丈夫达成和平的谅解。她用自己的一套标准去衡量是非，并果断地做决断，她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家庭主妇，不知不觉中，她变成了家庭的顶梁柱。
当三弟出生的时候，父亲又调到城西的化肥厂去了，全家又跟了过去，母亲把我们三兄弟丢在家里，到厂里做工，早出晚归，没有多少时间打理家里的事。白天，整个家属区几乎找不到几个大人，都是一些孩子在家。当时，不像现在一样到处都是幼儿园，不到八周岁的孩子都在家里，不上学，也难得有人照看。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母亲给我们留下一些食物就出工了。不久，二弟和我耐不住对外面的新奇，从门底下爬到外面去玩冰凌，渐渐地跑得远了，忘记了时间。猛然回头，看见家的那边冒起了浓烟，有大人的喊叫声。我和二弟就拼命地往回跑。耳里只听见母亲的哭喊声，一大群人围在一起，纷纷地议论着。朦胧中看见母亲抱着三弟的被子上了救护车。
母亲和三弟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我和二弟留在外婆家。母亲一个人来接我们时，说三弟走了，母亲的眼睛呆呆的，失了神，脸色苍白得吓人。
很快，我们家离开了龙边溪西头的那片原野。母亲张罗起我读书的事，带我去小学里逛，她说:”新阳啊，要有出息，好好读书。妈妈没文化，命苦哦!”不久，母亲开始信命信鬼神了。经常点香烛，口里念念有辞，求神保佑。还多次到河边去喊魂，说三弟回来找她了。那时，还没有计划生育，但母亲决定不再要孩子了。她更加的溺爱二弟了，好像他永远是个娃，抱在手里，舍不得放下。还问他，想不想吃奶奶啊，搞得旁人都大笑起来。母亲也笑，眼里闪着光。母亲的性子温和起来了。
满了八岁，我开始上学了，学校离家不远。母亲常常偷空来学校看我，看到我安静地坐在明静整洁的教室里，就像放下了一桩极大的心事一般，轻手轻脚的离开，并不叫我发现。老师和同学悄悄地议论着，还不时地指指点点，而我总是装着一点也没有察觉，把头脑深埋在书本里用心读书，我不敢忘了母亲的叮嘱。
夏日傍晚，吃过晚饭，我赶紧搬着小桌小凳到小院子的路灯下写字。母亲欢天喜地的在厨房里忙这忙那，还不时探出身来大声说，看，我家新阳多好，真像个读书郎。母亲把读书搞成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小院子里立刻热闹起来。淘气的弟弟也赶忙跑来凑热闹，抢铅笔，撕本子，母亲从厨房里抽出一支苕竹条，劈头盖脸的打过来，弟弟哭爹喊娘的连忙一溜烟地往院子外逃。我高兴起来，拍着手笑道：打得好打得妙，打得鬼子呱呱叫。弟弟也不示弱，回敬道：读书郎，吊叮当，叮当吊不住，变成一头猪。母亲气急，骂道：短命赖子，你有本事不要归来。弟弟出去野了，母亲端条凳子坐下来在我旁边仔细的看我写字，四周静悄悄的，我几乎能听到母亲咚咚的心跳声。母亲摇着手里的蒲扇，还不时擦拭着我头上冒出的细汗。
正如母亲说的那样，我打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我认真地读书，是为了母亲。我知道，母亲没有文化，才这样的受苦受累，甚至经常受到别人无端的欺辱。母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领工钱的时候还要请别人代签。我把肖桂英三个字工工整整的写在纸上，让母亲一遍一遍地摹写，她最终学会了，尽管写起字来母亲的手抖得厉害。
但是，父母的感情并没有随时光的流逝变得和美起来。家不断地在搬迁，从南到北，从北到西，然后又从西一年又一年地往东，最后是一点点的北移，穷家值万贯，很多破碎的东西难再修复。母亲苦心经营着这份家业，希望有自己的房子的愿望日益强烈。母亲是一个实干的人，哪怕再难，看准的事情都一定会风风火火的去做，当我们的家再次安到下廖村的路边的时候，小屋旁已堆满了层层叠叠一点点积攒起来的砖石和木材，母亲的梦在一次次的哭闹一次次的挣扎一次次的破灭中一点点和美起来，母亲消瘦的脸也竟然一天天丰满润泽起来，远远看去，母亲其实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
改革开放的春天结束了一个时代，也解开了思想的重负。母亲最后一次和他的丈夫我的父亲争吵后，母亲最终鼓起了分开过的勇气，她说不再信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那一套了，要去做自己的事了，父亲当然是欣然接受，也许这一天的到来他更是等待已久。眼看着孩子的长大了，父母亲决定放开手脚，走属于自己的路。一个家散了，会有两个家。这就是命，母亲说。
后来，母亲经营起了一份生意，拾起了一份尘封的感情，圆了自己的一个梦。
但这个梦来得快，破灭得更快。残酷的现实始终不肯给这个不幸的女人一丁点的幸福，母亲对婚姻彻底失望了。她只能把对生活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女身上。但是做儿女的又有几人能懂得呢！
母亲始终是要强的，一不如意，自然少不了哭闹，身心劳累血压增高，身体也就垮了下来。天不假其年，母亲49岁，遽然撒手西去。留下三男一女，最小的妹妹不满六岁。那一年我就要大学毕业了，突闻噩耗，泪涌如泉。正是子欲养而亲不在，其痛乎哉，其命乎哉!
母亲的丧事，是作为长子的我一手操办的。坟地选在母亲的老家会同河边的山冈上，先火化，后墓葬。我说不清楚为何要这样做，当时的我也没有时间冷静下来思考。那是一个初夏的上午，我捧着母亲的骨灰，在四弟弟和亲戚们的陪同下，为母亲送葬，一行人默不出声，只有吹打声在前头肆意的喧闹着死亡的音调，路边草丛里受惊的鸟雀儿扑啦啦的飞走，远远地看见岔道口上，一个年老的妇人挣扎起来，拼命地嘶喊，那是外婆在嚎哭。
多年以后，年老的外婆传来口信，说母亲托梦给她了。母亲说，她已成仙了。叫孩子们不用再烧纸钱给她了。我突然明白：
也许只有烈火的焚烧才能配得上母亲刚烈的性格，让她不屈的灵魂真正超越苦痛的肉体和尘世的污垢，超越她所说的命。让一切往事如烟而散，让她自由的灵魂在天国安息。可是尘归尘土归土，落叶归根，母亲是故乡山山水水孕育的一颗卑贱的野草，化成灰还是故乡的生灵。只有在这里，她才不会孤单和寂寞，热热闹闹才是母亲的秉性。母亲是坐不住的人，她肯定要回来看看。她的新家高大而气派，青石如磐，风雨不动，千年不化，香火绵延，子子孙孙，顶礼膜拜，母亲一定会满意的。
唯有经历卑贱，才能成就尊贵。
公元 2015年2月14日春节前写于赣州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