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吃亏是福》第九页
第五章
在和方霄的接触中，李东坡感到了人生还是乐多于忧。
方霄生得仪表堂堂，一米七六的个头，五官都很周正，他在防疫站检验科工作。那时,他正在进行电视大学法律专业的学习。熊日生其实不是防疫站的人，他在建设局工作，搞工民建设计，在大学里学的就是设计专业。当时熊日生刚参加工作不久，租住在防疫站附近，加上防疫站有一个大食堂，熊日生在防疫站搭伙食吃饭，一来二去，和李东坡就结成了朋友。
在方霄这个干部后代面前，李东坡从来都没有显出过不自信的感觉.虽然他对方霄家庭条件特别是住房很是羡慕，但他认为这都是身外之物。
方霄除了在父母那儿有一个大房间以外，在防疫站还有一处四十多平米的住房。方霄的父母住在老干部楼，这是一个集中连片的楼群，一共住着二十多位离休干部。这是H县最理想的居住地，处在闹市而又并不嘈杂，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在每一栋楼的四周，栽种了葡萄和桂花，艳阳高照时，真正是赏心悦目的，那些爬满墙壁的绿色植物，代表着一段官场的或曰革命的历史。
李东坡告诉方霄,他从小就爱好文学,最喜欢的是说相声.方霄听了李东坡的话,一点也不信,心想:别逗了,就你,别看你在省城读过几年书,可是一来长得有点黑,二来老家在农村,要说你会说相声,那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吗?那不是公鸡要下蛋吗?那不是男人坐月子吗?一句话,说出大天来,方霄也不信李东坡会说相声.李东坡只得拿出一沓以前在J省卫生学校舞台上说相声的照片给他看.方霄看了不以为然地说:“这照片上真的是在你们学校拍的照吗?不会是你们村委会的祠堂里拍的吧？”李东坡听方霄这么说，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不等于是说李东坡在招摇撞骗吗,可以说长这么大,他从来没有骗过人啊.他想:要不是你方霄长得好,我凭什么要把照片给你看,想不到还让你一阵奚落.从方霄很不友好的话语中,李东坡想起了相声大师侯宝林的伟大的心胸.(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人们都说文人相轻,可是侯宝林在评价马三立时深情地说过:“当初活跃在天津舞台上的五档相声，现在就只剩下马三立和我这两档。马先生是相声世家，他的外祖父恩绪就是‘万人迷’的师傅，父亲、哥哥都说相声。马三立是个对相声艺术承上启下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虽然我们普通人不可能和大师那么伟大，可是也不至于没有原则地看不起人啊。不管怎么说，为了以后和方霄合作，他可以说什么都能忍受。一来，方霄在县城算是富家子弟，二来是人长得很英俊，尽管他的文化底蕴很可能不如以前李东坡的一些搭档，但李东坡的搭档中还末曾有过这么英俊的人。
应该说，从外貌上说，方霄是李东坡认为长得英俊的仅有的几个男子之一,方方正正的脸,就象电影明星唐国强。1989年的H县国庆节文艺晚会,李东坡和方霄在一起说相声,说的是牛群和冯巩说过的《小偷公司》，方霄开始以为李东坡能说相声不过是吹吹牛皮，没有想到这个来自外地农村的还真行，到底是在省城读过书的人就是不一样。不过再怎么样，也就那水平，凭他方霄的长相，他家的社会地位，李东坡根本不在他的话下，能和他说相声，方霄认为是看得起他，是给这个从农家到学校，从学校再到社会的知识分子的一次机会，他绝对没有想到，最后竟是这个其貌不扬的人在台上救了他的场，这是后话。可让人感到吃惊的是，在台下方霄神气活现，一到台上，紧张的不是李东坡，恰恰是彻头彻尾的城里人————干部子女方霄。再看李东坡根本没见一点拘束，李东坡只是觉得给这么不到一千的观众演出实在有些没劲，甚至可以说有些浪费感情.可这个话他不能说出口，一来这是他第一次在J县演出，如果稍不谦虚就会招致别人的反感，二来J县不管是人口还是土地面积都比李东坡的老家小，稍微口气大一点，会被人看作是外地人看不起本地人，这也就是所谓的逆反心理。
第三个节目就是相声《小偷公司》，仅仅说了两分钟，方霄竟然说不下去了，李东坡知道他一定是忘记台词了，这可怎么办啊？方霄如果接不上，李东坡不可能一个人自顾自地往下说，说相声得两个人配合着来，其他的办法也不可能有，也不能说这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两个演员鞠躬下台了事,如果真要是那样,那得丢多大的人啊.这事在李东坡五年以来的演出史上是没有过的。
方霄下不来台,李东坡也有些紧张起来,总不能责备对方吧,这个场面虽然比以往李东坡见过的场面要小些,可好歹也是一千多人在台下看着呢.观众席上好象出现了一些不满的情绪,有个别人竟发出了嘘声.只见方霄的脸上沁出了一点汗.李东坡开始往前捋一捋台词,尽可能帮方霄想出来.但是如果完全从开场的台词往前捋显然来不及，因为观众要是再等下去就会更烦躁。李东坡只得往前三句想了想，谢天谢地，他总算把方霄的台词给想起来了。于是转了个身，把头凑近了方霄的耳朵，对他轻轻地说出他的台词，方霄马上就接过去了。
大约十分钟后，一个很成功的相声表演节目宣告完成,那中间因为方霄的原故有一点卡壳只能算是白璧微瑕.
这个节目在一个县城来说无疑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直到19年之后的2007年全县文代会上,还有人提到这个节目.
下台后，李东坡以为方霄会因为他帮助记住台词而感激他，至少会对他说声谢谢，可是没有，三分钟后没有，三天后也没有，三个星期也没有，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关系，李东坡当时给他救急本来就没有想到要人家回报，就像一位艺术家说的那样:人家帮自己的忙，一定要记住，自己帮人家的忙不要老是记在心里。
两个月后，李东坡自己创作了一个相声段子，再次和方霄搭档。因为上次观众们为李东坡他们的相声所吸引，这次听说又有相声节目，县城里的人为了看难得一见的相声表演，一时万人空巷。剧场里座无虚席，连过道里也站满了人。在元旦文艺晚会上出尽了风头，李东坡和方霄赢得了H县两千多观众的热烈掌声。
又是十个月过去了，1990年的国庆文艺晚会上，人们再也没有看见李东坡的身影。
国庆节文艺晚会让李东坡惊得目瞪口呆：方霄又找别人做搭档。这是他始料未及的，这不但让他郁闷，简直可以说让他非常气愤。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如今是人是鬼都往他李东坡头上扣屎盆子，这方霄要不是老干部的后代，李东坡是一百个看不起他的，一个住在城里的青年，连个干部编制都没有，他算什么呀。你这小子只顾自己出名，就不管别人的死活了。李东坡以前很喜欢看黄梅戏，特别是严凤英演的黄梅戏。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母亲和严凤英同年同月出生，更主要的是他老家的方言和黄梅戏的腔调很接近。这时他想起了严凤英说过的一句话：“演员再好，没有观众等于零！以后要像医生随访那样，和观众保持密切联系，多交一些观众朋友！”李东坡虽然不是专业演员，可是相声是他的生命的一部分，他越来越认识到相声是中华民族的一颗瑰宝。虽然他的专业不是这个，他从来没有因为业余爱好耽误过工作，能够给人民群众带来快乐岂不是好事。远的不说，在中国现代以来，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并不少见，鲁迅原来是学医的，最后成了一代文豪；郭沫若最早也不是学文学的，他原先的专业甚至和文学毫无关系，但是他却成了继鲁迅之后的文学巨人，尽管李东坡并不想成为艺术上的什么拔尖人物，但是在专业之外能够为社会更好地服务，这不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吗？
现在，李东坡被迫离开舞台，想和观众交朋友只能成为泡影，这段时间他十分沮丧。
就在这时候,李东坡意外地收到一封J省卫生学校同学袁飞虎的来信,他忙打开信一看,只,见信上写着:
亲爱的李东坡同学:
您好!我是袁飞虎,一年多没有见面,十分想念您.这一年多来,我常常想着您为我们表演的相声,也更加思念我们在卫生学校求学的日子.下个月二十一日是我结婚的日子,我本来打算去您那儿把您请来喝杯喜酒,可是我又得忙婚事,无法抽空前去,所以诚挚地请您来我们的婚宴捧场,请别误会,我们不敢让您做陪衬,是真心拜您为上宾而请您顺便助兴的.
李东坡看完信,十分激动.他知道, 所谓捧场，所谓助兴，很明显是想请他说相声。袁飞虎同学是想请他去他的婚宴上说相声,怕引起误会,言辞竟然是那么恳切.全班的同学几十个人，为什么要请他这么远的老同学参加呢？虽然不太现实，但是从这信里，他看出了同学对他的一片真情。
要是在平时,虽然说相声不太可能,这相隔六七百里的路呢,上哪儿找搭档?但是他仍然可能会赴同学的婚宴,目的当然不是出风头,而是真心向同学表示祝贺.可是现在,他竟然在这个鬼地方让别人给甩了,这对他的打击很大,他现在不想用“越挫越奋”来安慰自己,他现在需要的是好好保养好自己，再也没有心思去给同学捧场了，面对同学的热情，他只能在内心里说一声对不起了。
一边是被别人无情地抛弃，一边是同学的真情邀请，竟然这么凑巧地出现在同一时间，这可是他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问题啊，还真是老革命碰上了新问题。
可李东坡转念一想，和方霄的关系难道哪儿还有什么没有处理好的地方？自己哪儿得罪了方霄呢？不然的话他怎么会舍弃他李东坡而另找别人呢？李东坡百思不得其解。李东坡有时候实在受不了没有相声可说的日子，有时候，他会一个人跑到城郊，找一块比平地略高的土台子，想像一下土台子下坐着很多观众，他就这样一个人对着前方说开了对口相声，他一个人扮演两个角色。
1991年的夏天，星期天，酷爱游泳的李东坡和把游泳看成第二生命的熊日生在岑山水库不期而遇，他们一边游泳，进行着一番长时间的畅谈。
李东坡把方霄甩开他另找搭档的事和熊日生说了，并讲明了自己对此事的万分不理解。熊日生告诉李东坡：“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拿不准，不过作为朋友，我可以分析给你听听，你如果觉得对，你就作一个参考，说得不对，就当我没说，好不好？”
李东坡见熊日生和自己这么好的关系还要那么慎重地说这么一件在他看来并不大的事，就打趣地说：“只许对，不许错，如果说错了，我可要跟方霄说你在讲他的坏话”说罢大笑起来。熊日生故意装作很严肃地说：“要这么说，那我就不说了，让你自己去猜吧。”
李东坡看他那严肃的样子，就说：“你还当真了，你看你那样子。”熊日生:“好了，好了，我刚刚是逗你玩，逗你玩。”熊日生哈哈大笑起来，说：“亏你还是说相声的人，相声大师马三立没有教过你吗？‘逗你玩’，哈、哈、哈……”李东坡吃惊地说：“你不但知道马三立是相声大师，还知道他说过的相声段子，不简单不简单。”熊日生说：“什么呀，这就算不简单啊？你也太小看我们了吧，真是门缝里瞧人。不要以为你能说相声，别人连最基本的曲艺知识都不懂。”
李东坡看他把话说到这份上，知道熊日生真的不高兴了，但他和方霄都是李东坡最要好的朋友，他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继续问：“你再说说，你知道相声界的侯、马、姜吗？”熊日生说：“侯、马、姜，这个容易，候、马、姜就是侯耀文、马季和姜昆嘛。”李东坡说：“有一个不对，我说的侯不是侯耀文，而是侯宝林.”熊日生说：“候—宝—林，我怎么没有听说过，他是不是候耀文的兄弟。”李东坡说：“什么啊，候宝林不是候耀文的兄弟，是他的父亲。”接着，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李东坡想起这次和熊日生交谈的主要话题，就说：“你看，我差点把正事忘记了，你说方霄为什么要那么对待我，我明明是帮了他的忙啊，人家说救场如救火，我可以说是救了他的命啊！我也没有想要他道射，可他怎么也不该倒打一耙吧，仅仅过了几个月，就把我抛开而另外找人演出呢？我救他的命，他拆我的台，这是人做的事吗？李东坡也听说过旧社会有砸场子的，可那都是地痞流氓，真没有想到老干部的后代竟然是这么忘恩负义。”熊日生开门见山地说：“说白了，他这就是明着欺负你。”李东坡不解地问：“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啊？”
听着李东坡的话，熊日生无奈地摇了摇头，心想，李东坡也太文人气了，不过有文人气的人至少不会是坏人，想到这儿，熊日生说：“过什么分啊，你可不知道，方霄老家是东北的。”
李东坡若有所思地说：“东北的，东北哪儿的？”
熊日生说：“东北吉林省的，他父母是南下干部。”
李东坡忍不住插上一句说：“南下干部的子女就该欺负人吗？”熊日生有点不耐烦地说：“你急什么啊，听我慢慢跟你说嘛。”
熊日生故意停了停，说：“从他父母到我们这南方来也不过几十年的历史。文化大革命中期，方霄才五、六岁，他哥哥才十一、二岁，一些造反派对方霄父母的历史问题缠着不放。”
李东坡问：“噢，方霄的父母还有历史问题？”
熊日生说：“什么历史问题，挺好的一对老革命，不可能有历史问题。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这个我看有两点原因，一来是这两位北方干部都是心直口快的人，二来是不是本地人呗。”
李东坡若有所思地说：“那么说方霄父母纯粹是受了不白之冤了？”
熊日生说：“冤不冤的，我也说不好。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李东坡一听来了精神，星期天闲得无聊，正好听听故事解解闷，就说：“好，你说说，你说说。”
熊日生说：“方霄的父亲可以说是身经百战，南下之后他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有一次，他所在的部队未能突出重围，被俘的大约有1000人。这其中就有方霄的父亲，那时他是一个营长。本来他是不会被俘的。突围的时候他跟他的团长一起走，发现一个小树林里躺着一百名伤员，他想看个究竟，伤员们看到他，都叫喊着‘方营长，带我们走吧，方营长面对一百多双关切的眼睛，很难过。他知道，凭他和身边的一个警卫战士，是无法带走这些战友的。他也想过找个理由安慰一下他们就走，可是他的政治责任感时刻提醒他不能抛下同志们。最后，他坚定地留下来和伤员们一起突围。他后来被俘，也受尽了美国人的折磨，直到朝鲜停战交换战俘才回到中国。其实当时政府对这些被俘人员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除发现这些人绝大部分有伤病之外都表现得很勇敢，组织上决定迅速治好他们的伤痛。当时H县有一个志愿军后方医院，就这样，方霄的父母就来到了H县。可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造反派公报私仇，就根据过去的事捕风捉影，捏造罪名，然后就是没完没了的批斗。有时候这些天杀的造反派又不敢当方霄父母的面来出气，就拿小孩出气，方霄和他哥哥三天两头被人骂，有的时间还要被人打，这一口气他都忍了二十多年了，正好，你是刚来不到两年的外地人，他不拿你出气他拿谁出气呢？要他给你一个道理，以前那么多骂过他甚至打过他的人，谁给他一个道理呢？”真是一席话惊醒梦中人，李东坡如醍醐灌顶，顿时醒悟。
熊日生说：“这事儿啊，你说他不讲义气，不过也有人说是你害了他。”
李东坡十分惊愕地说：“什么？我害他？本来我听了方霄父亲的经历，我对他由愤怒到理解。可是你说我害他，我怎么害他？你说我怎么害他！”
熊日生说：“别急啊，人家说可能是你打乱了台词的次序，让他无法往下接下去。”
李东坡说：“天地良心啊!你说我害他对我有什么好处，他说不下去，我一个人能说下去吗？这也不知是谁会这样不讲良心。”
熊日生说：“你可别怪方霄，他不和你搭档，这可能是他不对，不过这个话我可从没有听他说过啊。”
听完熊日生的回答，李东坡似乎对方霄的怨气消下去了很多，看来这件事不能完全怪方霄，只能怪自己是个外地人，多么可笑的逻辑.可是外地人难道就是拿来让人欺负的吗？
看着李东坡一脸迷惘的的样子，熊日生说：“在我们这儿，有个顺口溜是这样说的：地头蛇，人人怕，面貌丑陋心毒辣，千年古训要记下，强龙难斗地头蛇。不过你也不要难过，我送一句话给你，这是画家李苦禅说的话。李苦禅经常对儿子说：‘人，必先有人格，尔后才有画格；人无品格，下笔无方。秦桧并非无才，他书法相当不错，只因人格恶劣，遂令百代世人切齿痛恨，见其手迹无不撕碎如厕或立时焚之。据说留其书不祥，会招祸殃，实则是憎恶其人，自不会美其作品了’。任何艺术都是相通的，画画是这个理，说相声也是这个理。一个搞艺术的人如果没有人格，他是不可能受人尊敬的。”这些话无异是替李东坡在责怪方霄。李东坡感到这个朋友真的很深奥，不简单啊。
看到李东坡似乎不再那么严肃了,熊日生干脆送佛送上天,再开导开导他:“你知道电影导演谢晋吗?”李东坡说:”谢晋,那何止是知道,我太崇拜他了,他拍的《芙蓉镇》《女篮五号》《牧马人》《天云山传奇》《高山下的花环》等等我都喜欢看.”熊日生又问:“那么谢晋说过的一句话,你可能不知道.”李东坡说:“什么话?”
熊日生说:“这话就是对你说的啊.”李东坡说:“你别逗了,说正经的吧.”熊日生说:“开个玩笑,其实他是对一个和你有同样经历的人说的,这个人是在文化大革命时被赶下舞台的.谢晋说：‘被赶下舞台、被夺去话筒没有关系，只要活在世上就可以继续地战斗，你脚下的大地就是你的舞台，你面前的人群就是你的观众。’你说这话对不对呢？”
李东坡听了熊日生这一番话，觉得他是第一次认识这个交往已经两年多的好朋友，以前只知道他善良，没有想到他竟然能说出这么深刻的道理来，他激动地取下眼镜，认真地擦了擦，然后又戴上仔细地看了看面前这位朋友，像是看他十分爱恋的情人。现在他觉得能日生不只是深奥，还称得上睿智。
熊日生知道他的心情好多了，就打趣地说：“这件事啊，你要怪还是怪文化大革命吧。”李东坡在熊日生的背上重重地捶了一拳,大笑着说：“我上哪儿去怪文化大革命去啊？还是你让我打两下出出气吧。”熊日生说:“你还真应该怪文化大革命。”
李东坡看见熊日生说话的认真劲，也开始认真起来，他说：“这些事我们只能就事论事，怎么能动不动推到文化大革命的头上。”熊日生说：“你这个说法可和现在的大好形势有些不相称，据说中央马上就要召开会议，目的就是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你这话和现在的形势可不对头啊。”
李东坡说：“我最讨厌的就是上纲上线的做法，对，就算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我们更要实事求是，我们刚刚谈的不过是一些老百姓之间的小事，你也不必硬往政治上扯。”见李东坡说得头头是道，熊日生开始妥协，说：“这么说你的话也有些道理。”李东坡并没有就此打住，继续说：“我们有些人……”他怕熊日生会误会，特地停了停说：“别误会，我可不是说你，有些人最爱走极端，有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闹得很凶的人现在倒摇身一变，成了当下紧跟形势的红人。”
熊日生说：“误会我肯定是不会有的，你想想,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才半岁，我上那儿闹去，不过你谈的这些都是大道理，有点玄，我们都是平头百姓还管那么多干吗？”
李东坡说：“你这话我不同意，我们也不唱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调，这就随便聊聊天有什么不可以？”
熊日生说：“好，好，好，我的大哥，你姑妄言之，我姑妄听之。”
李东坡又说：“那我就不客气了，对，文化大革命是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可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一无是处啊，你听说了吗，现在有些大城市连按摩都有了.”
熊日生说：“什么按摩？我怎么听都没有听说过啊。”
李东坡说：“世界这么大，有些事别说我们现在没听说过，可能我们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听说。其实，还不只是按摩，听说还有公开搞三陪的呢。”
熊日生说：“你说说，怎么个三陪法？”
李东坡说：“就是女的陪男的，陪聊天，陪着玩，还陪着睡觉呢。”
熊日生说：“啧、啧、啧，这也太、太、太那什么了，这个世界也变得太快了一点啊。不过，我看也不是坏事。你刚才说有些事别说是现在没有听说过，一辈子都没有听说过，还真是这么回事。就说我父亲，今年都快七十岁了，就算他再活十几年，他呆在乡下，要是没有人跟他说，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这些事。”
李东坡说：“我刚才说到哪儿啊？”熊日生说：“你说到按摩，我说这按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李东坡又说：“这按摩啊就是专门有一个店，店里有专门给男人提供服务的一整套设施，有特制的按摩床，男人只要交按摩费，就有一些年轻漂亮的女人为他们进行全身按摩。你说这些污七八糟的东西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吗？”熊日生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没有这些，但也不能因为这就说文化大革命是好的,那只不过是那个时代还不够开放,人还不够聪明.”
李东坡说：“算了吧，别拿肉麻当有趣，这是什么聪明，要说这是一种聪明，解放以前，这种聪明早就有了，北京的许多大街小巷哪儿没有窑子,你看过电影《骆驼祥子》吗？”
熊日生说：“《骆驼祥子》怎么没看过，那不是老舍先生的作品吗，好像是张丰毅主演的吧？”
李东坡说：“对对对，就是那个，是张丰毅和斯琴高娃一起演的。那里不是有个小福子吗？那就是妓女，要说还不光是在中华民国的时候有妓女，甚至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就有这种所谓的聪明。”
熊日生说：“你这是什么时候意思？”
李东坡说：“我是说，过去的烟花女子也就是现在说的三陪女，并不是现在的发明创造，在唐朝时就有了，这能说是聪明吗？要我说这就是严重有伤社会风化的问题。”
熊日生说：“要我说啊，这按摩也不是什么坏事，至少对男人不是什么坏事。人啊，不能一辈子苦了自己，该放松的时候就放松。”
李东坡说：“你这叫什么话，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一股正气，到处都是歪风邪气，我看经济再发达也没有什么意思。”
熊日生说：“看不出来，你还一本正经呢。”
李东坡说：“我们都是同龄人，文化大革命时候的社会你还不知道吗，那时候也不是没有婚外恋的，可当时的社会对这方面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谁要是有作风问题，重则枪毙，轻则判刑。你说，有不正当男女关系都这样了，谁还敢去公开按摩，更别说什么三陪了。”
熊日生说：“依着你说，对生活作风的严格是社会的进步，否则就是社会的倒退了？”
李东坡说：“不错，我还是喜欢毛主席的那句老话‘人还是要有点精神的。’在过去的岁月里，不但没有按摩，也没有吸毒贩毒的，也没有放高利贷的，那是因为那时候打击得很厉害。你再看看现在，这些事都有了苗头了，也不太有人管。”
熊日生说：“你这话可有点危险啊，你这意思还真是为文化大革命唱赞歌呢？”
李东坡说：“你这太危言耸听了吧，什么叫为文化大革命唱赞歌啊？请你别转移话题好不好？我刚刚并不是说文化大革命好,恰恰在言论自由方面，现在就比文化大革命时期要好得多。文化大革命时期，稍稍说错一句话就要负责，有的还要判刑。我的意思是说什么事都要实事求是,是好的就是好的,是不好的就不能说好,不能指鹿为马,不能颠倒黑白.”熊日生见他这么口若悬河的一大套，听得有些吃力，就说：“大哥，你别说这么玄好不好，我是学工科的，对这些人文知识也不是很了解,请你说通俗些好吗？”
李东坡似乎发现了自己有些过于激动，就用较为平静的口气说：“我的意思是说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虽然不能说好，但也不坏，就说那时候的生活作风吧，我觉得还是需要保持那种干净的社会风气好，如果真的那些按摩的风气传到我们这些小地方，社会将会变得很复杂。有了按摩，以后就还不知道会有更过分的事呢？”熊日生说：“经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个理，如果说社会一旦没有道德标准，那只有老实人吃亏。”
李东坡说：“对，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至少在这点上文化大革命是好的。”熊日生说：“大哥，我还是那句话,你这话真的和当前的形势有点不对头啊，以后还是少说一些好。你可别忘了，前两年我们国家一直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你可要小心滑向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深渊噢。”
李东坡说：“你多虑了，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很开明，哪儿像文化大革命那样一点言论自由都没有，说错一句话，重则叛刑，轻则拘留。”熊日生说：“看看，看看刚才还在说文化大革命的好话，不到三分钟又说文化大革命的坏话，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李东坡一听有些生气了，他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他加重了“你”字的音，反问道，“我说过凡事都要实事求事，我们谁都不能以偏概全，社会问题是很复杂的问题，不跟你说了，另外，说了这么半天，连矿泉水你都没给我买一瓶，这就叫李东坡说古———白费口舌。”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
熊日生知道他虽然是开玩笑的口气,也不无道理,在和李东坡的交谈中,自己的确学到了一些东西,就说:“早餐我请你吃炒粉怎么样？”李东坡说：“好，我也得礼尚往来，晚上我请你吃螺丝壳好吧？”熊日生说:“那太好了，马上就要过立夏节了，你要回老家过节吗？”李东坡说：“你们H县的人节日也太多了，连立夏也要过节，还有什么这个节那个节，有些节日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来，在我老家立夏是根本不过节的。”熊日生说：“那正好，你去我家帮我家干点农活，顺便偿偿我妈妈做的立夏果。”
李东坡说：“立夏果是不是也叫灯盏果？”熊日生说：“立夏果是立夏果，灯盏果是灯盏果，立夏果是立夏的时候用青蒿伴一点大米做的，灯盏果是一年四季都能吃上的、那种外形像灯盏的食物。哎，东坡兄，从你们老家到咱们这里也就是五百多里路程，你怎么会连这个都分不清呢？”李东坡说：“奇怪吗？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这就叫‘十里不同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各地的风俗习惯，这也好比我们南方的方言，那真是县县不同，甚至是乡乡不同啊。”熊日生说：“你整天南方南方的，有比较才有鉴别啊，你一定是到过北方吧。”李东坡点了点头说;“是的，我在五年前就到过北京。”
熊日生没有想到这李东坡还真不简单，在这H县年轻人中，不要说是去北京，有些人连省城都是难得一去的啊，他不禁惊讶地说:“真的呀，你不会是开玩笑吧？”
李东坡平静地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去一趟北京吗，要是有签证，哪个国家发达，我就敢去哪儿。”
熊日生听了，觉得这样活着的人才能算是真正的潇洒，才能算是彻底的活得明白。
李东坡说：“据说你这里的七月半节很有意思，都喜欢在外边过，不喜欢在自己家里过。”
熊日生说：“你还真知道得不少，是这样的，七月半节又叫鬼节，在家里过不太吉利，只有在外边过才会更吉利。”
李东坡说：“你们这儿的人讲究还真多。”
熊日生听他这么说:“你们这儿你们这儿，看样子，你以后就不想在这个地方呆下去了？”
李东坡说：“我也没有那意思，也许过一年半载我就会改口的，你也太认真了吧，说一个‘你们这儿’，怎么就那么不高兴呢。”
熊日生说：“我也没有不高兴啊，作为朋友，我倒是很想你早点入乡随俗。”李东坡说：“既然你有这么一番好意，我肯定会如你所愿，不是有句话叫‘好男儿志在四方’吗，是不是好男儿，我自己不好说，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随着我们国家的交通、电讯等各方面事业的迅速发展，地球正越变越小，长期离开老家工作的人成千上万，久而久之，我就是其中之一。”
熊日生一听李东坡这样说,觉得亲切多了,想起这次李东坡特地来找他谈心,他觉得有必要鼓励鼓励这个老朋友,就说:“关于你和方霄之间的事，我想再说几句，你听我一句劝，‘是金子，它总是要发光的’，不是吗？”李东坡明显不同意他这句话，说：“说是这么说，可是人和金子毕竟不一样啊，金子在土里埋上一千年、埋上一万年，它挖出来还是金子，人哪儿经得起那么折腾。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埋没二十年，他就过了不惑之年，埋没三十年，他就快退休了，你让他到哪儿去发光呢？”
熊日生觉得和李东坡讨论的问题似乎太大了一点,他不想就这个问题继续说下去,想换个话题,就说:“听说你在诗歌创作上很内行，是真的吗？”
李东坡想，自己前不久在饶州地区古体诗创作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如果一味地谦虚，可能会给朋友留下虚伪的印象，于是他就很认真地说：“还行吧。”
熊日生说：“写古体诗有那些要注意的呢？”
李东坡笑笑说：“怎么，你这个同济大学的函授生，学的是土木建筑，你也对古体诗感兴趣吗？”
熊日生说：“这也是很正常的嘛，你在卫生防疫部门，其实也是理工科的嘛。现在的社会，越来越需要综合型的人才，所以我觉得多学点东西只能有好处，可以提高个人的品味，总比一下班只是知道打打麻将看看电视强吧？”
李东坡觉得熊日生的话很在理，他为自己有一位这么谈得来的朋友感到很高兴，就说：“写古体诗，关键在于多写多研究。”
熊日生觉得李东坡的这个看法很一般化，他想进一步摸清古体诗的规律因为他自己也想动笔写一写古体诗，他以请教的口气问：“写古体诗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吗？”
李东坡说：“最主要的是要押韵，这可是古体诗最基本的原则。”
熊日生说：“押韵，我听说过，这和汉语拼音有关系。是不是指声母和声母相同啊。”
李东坡说：“押韵不是声母和声母相同，而是要求韵母和韵母相同，并且是句子的最后一个字。这里讲究的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就是说诗歌的第一句、第三句、第五句，也就是单数句可以不押韵，而第二句、第四句、第六句等等双数句一定要押韵，否则诗歌就没有了韵律美。”
熊日生说：“你这样说是不是有些抽象，你还是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吧！”
李东坡说：“就拿毛主席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为例吧。”说着李东坡信口吟起来了：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他说：“这里第二句、第四句、第六句、第八句的最后一个字分别是江、慷、王、桑，这四个字在读音上的共同特点就是韵母相同，都是ang（昂），就是说这四句必须押韵。”
熊日生点点头，又似有不解地说：“要那么说，第一句的最后一个字‘黄’，它的韵母不也是ang（昂）吗？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李东坡说：“请注意，我只是说第一句可以不押韵，并不是说一定要不押韵，它也是可以押韵的，只是不要求押韵而已。在中国长期的古体诗歌历史中，第一句押韵的也很多，比如王驾的描绘你家乡的诗《社日》：鹅湖山下稻粱肥， 豚栅鸡栖半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 家家扶得醉人归。这里面，肥字就是第一句的最后一个字，它的韵母和后面几句是一样的。
熊日生说：“你说得这么详细，现在我明白了，谢谢你啊！”
李东坡想：我们这是谁跟谁啊，还用说谢谢吗？当初我刚来H县，要不是你姓熊的，我结婚打家俱用的木料就会被扣在木材检查站出不来呢。于是，他就故意开玩笑地说：“谢我，怎么谢？是不是再帮我买两车木料做房子啊。”熊日生用力挥起拳头，然而又轻轻的捶在李东坡那胖胖的肩膀上，笑着说：“再买木料我是帮不了忙了。”
李东坡说：“怎么，是不是刚结了婚就不要朋友了？”
熊日生笑笑说：“哪儿啊，我那个在木材检查站当站长的同学调离我匀H县了，不过，你信不信，三天之内我写一首诗送给你看看好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