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吃亏是福》节选
第四章
李东坡毕业了,自从毕业的第一天,他就知道,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自己专业水平应该算是中等水平，但他更醉心于业余爱好。这倒不是说他做不好防疫部门的工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防疫战线,有精英,也有混饭吃的,某某县领导的亲戚,某某局长的七大姑八大姨,也冷不丁就人模狗样地在防疫站做着并不内行的工作.
话也得说回来,在这些人中,少数通过自己的努力,渐渐走上专业的道路的人也不是没有.更何况李东坡好歹也是正规的公共卫生专业的毕业生,可是,要从长远看,要在这一行业有所发展显然不是自己的理想,自己在人文方面的知识和卫生专业知识相比,那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李东坡想:自己终究是要改行的.但是刚毕业,虽然在公卫十四班没有人不佩服李东坡的文采,可是一个刚毕业的人,在社会上还是两眼一摸黑的,谁也不认识,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又能怎么样呢,还是先站住了脚再说.
这时候，原来和他同班的公卫十三班的同学们已经工作了半年了，公卫十三班有八个人留在J省的省会城市工作。如果李东坡没有这几年的蹉跎，说白了，如果没有这几年因为生病的事，他肯定早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了，那样的话，他一定也会和这些留在省城的同学们一样，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真叫做“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他现在和以前的同班同学有着很大的差别了。这是他自己不珍惜生活带来的后果，他谁也不能怪，只能怪他自己。不过从大的方面说,八十年代中期的省中专的确在分配上远远胜过一般的大专生,有句顺口溜说得好:省中专,金不换,分配工作轻松办,留在省城也不难.像J省卫生学校公共卫生专业毕业的学生,最次的也是在县城上班.而一些大专,无论是师专还是医专,竟然还有一小半在县城以下的乡镇上班,当时还流传的一句话就是:师专生,要吹灯,任你一身有万能。按照党和国家提倡的自然是：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可实际上，在城里工作和在基层工作就是不一样，因为起点就不一样嘛。
李东坡已经不想分配在老家，虽然他知道，只要他留在老家临鄱县，要不了几年，凭他的素质，他一定能很快在临鄱县家喻户晓。那样他也可以为老家渔池李的人民多做些事。可是他想起自己这几年来，在父母的指挥下，一会儿搞土迷信，一会儿搞洋迷信，搞得乌烟瘴气，虽然他自己一直是反对这些行为的，但毕竟这种反对不是很坚决，所以效果也就很有限。真是往事不堪回首，他想离开老家，去一块净土重新开拓他的事业。(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李田顺对李东坡说:“东坡，你想分配在外地，家里也不好说什么，可是你真的要冷静地考虑一下，俗话说：父母在，不远游。”
李东坡说：“爹，父母在不远游，只是一句古训，一般来说，古训到了新时代常常会得出相反的结果。以前你和我娘不是常常对我说：学得乖，莫上街。这句话现在看来实在有些愚蠢。无非是想让人家少上点街，少花点钱而已，可是一个过于俭省的人，绝对会是一个孤陋寡闻的井底之蛙。再有，农村里以前的近亲结婚，在乡下竟然长期被大家看成是亲上加亲，可是，这又是一个绝对错误的观念，近亲结婚生下的小孩虽然不能说个个都不好，但几乎没有一个会是智力超群的人。”
李田顺不服气地说：“你说的都是什么啊，那你看看我们家屋后的仁生家里，仁生两夫妻不是近亲结婚吗？可是他们的小孩不是个个都长得比仁生高大英俊吗？还个个都是男孩。”
李东坡说：“你也不看看仁生的老婆有多漂亮，他如果没有一个高大漂亮的老婆能有生得出这几个孩子吗？再说他们也仅仅是男性而已，有一个学习成绩好的吗？”李田顺不说话了。李东坡觉得还没有说完，他想：男孩又怎样，新社会，男孩女孩都一样，父亲竟然这样地重男轻女，真的是无法沟通了。他像是总结似地对李田顺说：“爹，有些理我一时半会也跟你说不清楚，反正有两条理由：一是人挪活，树挪死，就说那个我们隔壁村的、考上清华大学的吴民正吧，如果不是在远离家乡的武汉工作，现在不一定能当上省委书记吧，据说他还可能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呢。清华大学毕业的人何止千千万，可是他能成就这样一番事业，我认为和他在外地工作有很大关系。当然，我声明一句，我绝对不是说自己要到外地就一定能当上什么大干部，但是在外地也绝对不会像你说的那样不好，何况人是需要在外面经风雨见世面的。再说，就在一年前，四千里之外的北京我都去过了，现在要去四百里之外的地方拿工资还有什么不敢的呢？”
李东坡太了解他的父亲了，李田顺是一个一生都难见大世面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只是在送大儿子参军时到过一次广州，另外就是在给二女儿治腿疾时在省城住过五个月，所以他故意把工作说成是拿工资，免得父亲担惊受怕。
李田顺问：“树挪死，人挪活。这就算是你说的一条理由，另外一个理由呢？”
李东坡说：“这二嘛,就是你和妈不肯放弃信奉上帝的立场.”
李田顺说:“你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信上帝还要受你干涉？”
李东坡说：“你信上帝我真的很不好受啊，你知道吗，作为一个医学生，本来是要宣传医学知识，你们这样做对我是一种莫大的污辱。”
李田顺又气愤又伤心地说：“儿啊，说话得凭良心，当初要不是你得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病，我们何至于去信上帝，这可全都是为了你啊，你那时医又医不好，不医又糟糕，你叫我们怎么办？”李东坡让他父亲的顺口溜逗乐了，他内心深处还是在为父亲的思维灵活而高兴的。
李田顺接着说：“你现在身体也好了，没有指望你去感谢上帝，但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你这不是过河拆桥吗？你这不是卸磨杀驴吗？”
李东坡一阵惊喜，平时口拙的父亲竟然能说出这么几句成语，并且用得如此的恰到好处————尽管他不同意他父亲的观点。他调侃似地说：“爹，想不到你的口才越来越好了，你这是从哪儿学来的啊？教教我吧？”
李田顺说：“我这可都是在教堂里学来的，是人家传道讲给我听的，基督耶稣教育人不能忘恩负义。”
李东坡听他这么一说，心里又凉了一截，在他父亲心里，他成了忘恩负义的人了，真是不可思议啊，再说自己的身体还只能怪自己，根本和上帝一点关系也没有。可是现在父亲竟然对上帝的教义奉若神明了，真是一个大大的悲剧，这不光是他父亲一个人的悲剧，是所有信奉上帝的人的悲剧。
李东坡任凭他父亲说得口干舌燥，也无动于衷。等他父亲说累了，李东坡就说：“爹，就算你和妈不信上帝，我想到外边去闯荡闯荡也不是不可以吧？但看在你们的养育之恩上，特别是这几年为我的身体奔波劳累的份上，只要你们答应不再信上帝，我就留在你们身边，行不行？”
李田顺看看劝说没有什么效果，也就反过来想：这小子几年来也算是见过一些世面，说不定还真的能闯出点什么名堂呢！再说要让自己两口子放弃这信了两年的上帝，那等于是要了他们的命。于是他换了一种轻松的口气说：“嘻嘻，你不是开玩笑吧，这上帝我可不能不信，你要去外边闯荡闯荡也是好事，我也不拦你。以后你自己注意一下就行了。”李东坡终于和他父亲统一了意见，他轻松多了。
要不是李东坡实在讨厌那些信上帝的人，他是不会离开老家的，因为他还没有报父母的恩呢。李田顺虽然有时对儿子要求严了些，但是李东坡完全理解他父亲。有一次，是高考前那几天，他父亲对他说，快要高考了，就不要迷着那收音机了。李东坡照着做了，可是，一次，李东坡发现李田顺在听收音机，就说：“既然不让我听，你也不要听，你这样听，也影响我学习呢。”李田顺说：“东坡，你忘记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今天是你的数学总复习的一天，我怕误了你上学的时间，听收音机报时，然后把时间告诉你呢。”李东坡为他父亲的一片望子成龙的心情而感动。
在李东坡的分配这件事上,何牡丹是完全支持儿子的,她听见李田顺总在劝李东坡不要去外地,听得她都有点烦,从来不发脾气的何牡丹也大吼起来:“儿子都这么大了，你还想管到什么时候，我看，真的要成大器，还是让他到外边去闯荡一下！”何牡丹的这两句话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李东坡知道，妈妈也是没文化的人,从来都不多嘴多舌，这次和父亲吵起来，她真的是为自己的儿子着想。
何牡丹是一个在村里口碑很好的人，她年轻时心灵手巧，会农活，也会织布，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整个生产大队的布几乎全是她织的。人们都说：东坡妈太善良了,心里总是装着别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在李东坡刚读一年级的头几天，一天，李东坡刚放学回家，在路上看见村子中间很热闹，就凑过去看，原来是在斗四类分子，所谓四类分子就是地主、富农、反动分子、右派分子。他看见几个四类分子的脖子上挂着一个粪桶，头上戴着下部大、上部尖的高帽子。这几个四类分子一个个把头埋得低低的，加上脸上东一点西一点地被人涂上了墨汁，他根本认不出那些人到底是谁。他正想看个究竟时，何牡丹在她身后狠命地拉着他的手就往人群的外面走，一边走一边骂：“兔崽子，回去，这有什么好看的。”年幼的李东坡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平时妈从来没骂过自己啊，今天这是怎么了，当走到家时，不等李东坡问，何牡丹对着李东坡的耳朵说：“孩子，这么个斗法，谁受得了，再说，有些人已经不是坏人了，你再去看别人的笑话，你这不是造孽吗？”
李东坡来到H县,这是一个比较小的县份,全县人口只有三十万，和他的老家相比那是明显小了不少，李东坡的老家临鄱县的人口为七十八万。李东坡初来乍到,只是感到新鲜和好奇.由于对环境很陌生,凡是没到过的地方都觉得很远很远.比如从汽车站到H县防疫站,虽然只有步行五分钟的路程,因为陌生,他感觉到走了好久,所以他觉得H县似乎比老家还要大,这只是一种错觉,等他熟悉了环境,觉得H县还不如老家大而不想留在H县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对于H县和老家的最大区别，用李东坡的话说就是：其他倒还区别不大，最大的区别就是听到的死讯迥然不同，在李东坡的老家，如果是非正常死亡，那就是在河内淹死的人多，因为临鄱县河网港汊太多；而在H县，非正常死亡则多半是煤矿的瓦斯爆炸,因为H县丘陵多煤矿多。
这时的李东坡对H县的印象很好,在H县,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就有8400多人，可以说是一块洒满烈士鲜血的地方。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时H县全县人口只有九万，这就意味着每十一个人中就有一个烈士。李东坡想：这个有着很多烈士的地方，一定会是一个很好相处的地方，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并不尽然，甚至出乎意料之外。
H县的主街上，还有一个和李东坡老家的电影院一样大的剧场.此时此刻,有个亮相的舞台,正是他所期盼的.他有一个转折亲戚,据说住在H县一中,可等他去找那个亲戚的时候,他却发现那个亲戚十年前就已举家迁往上海去了.虽然没有找到亲戚,可就在H县一中,李东坡有一个十分惊喜的发现:H县一中的后面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水库,这对于爱好游泳的李东坡来说,简直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真的,那个水库不要说在整个J省,就是在整个华东地区也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游泳佳境.毛主席曾因仰慕一座名山而题诗曰“天生一个仙人洞”，那么如果毛主席来到这个水库看过，一定会欣然题诗。水库不但水清见底，离县城又近在咫尺,十分方便.四边山上一年四季开着各种各样的花，李东坡是个有诗人气质的人，爱水如命。他想：以后如果在这个环境生活，不就可以在鲜花的怀抱中游泳吗？那是多么令人舒心的事啊，可是人生并不仅仅是游泳和说相声，尽管他在今后的岁月中偿够了酸苦辣咸，唯独少有甜，可这时候，李东坡二十三岁，还有很多世事不懂呢。
在H县第一中学旁边，有一座水库，人们都把它叫做一中水库，水库的后面,有一个叫岑山洞的地方,四面青山环绕,景色也不错,虽然洞并不很大,只能容得下七八百人聚集,但内有滴水洞,长年水滴不断,据说那里的滴水如果用得好可以治病,特别是治眼病有很好的效果,李东坡也不知真假,但他看过这个山洞以后很兴奋,因为在这个山洞的旁边有两个世上很少并存的场所,一处是和尚庙,一处是尼姑庵,虽然这两个香烟缭绕之地比较小巧,但.看起来让人赏心悦目.想起了南宋辛弃疾曾在这个地方写就了一首《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溪上清清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是小儿无奈，溪头卧剥莲蓬。还有王驾的《社日》：“鹅湖山下稻梁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啊，这真是个好地方。尽管不久以后李东坡也曾对这个地方讨厌过，可此时此刻，他真的被眼前的景色感染着。
面对着这美丽的景色，李东坡写下了一首《清平乐。岑山洞》：
词曰：
草木葱茏，雅名岑山洞,当年曾经隐蛟龙,志敏(指闽浙皖赣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黄道(指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三巨头之一、新四军驻赣主任黄道)相从。
一池碧水山前，恰似少女腼腆，山回路转连绵，奇思妙想万千。
H县是和李东坡的家乡临鄱县属同一个地区————饶州地区管辖，只不过比他的家乡要小一些。虽然这两个县只是相隔二百七十公里的路程，可地方风貌迥然不同。临鄱县绝大部分是水乡，只有诸如前文提到的马鞍山之类的极少的丘陵；H县是个以丘陵为主，以少量山地为辅的县份，这在J省这个很少有高山的省份来说，H县应该算是一个山区县了。
李东坡分配在H县卫生防疫站,在这里,他最早接触三个人是:杨太见、方霄、熊日生。杨太见是H县防疫站卫生科副科长，方霄是H县卫生防疫站检验科化验员。至于熊日生，虽然不在防疫站上班，但他是和李东坡一样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因为家在农村，他租住的地方就在防疫站的隔壁，所以就在防疫站搭膳，和李东坡算上饭桌上的朋友。
李东坡第一次接触了一个十分歹毒的人, 就是那个杨太见,也是J省卫生学校公共卫生专业毕业.是H县卫生防疫站卫生科副科长。初次见面,李东坡觉得这个比自己矮五公分的杨太见说话的口气好像是卫生局的局长.之所以会这样,有两个原因,一是李东坡不是本地人,另一个就是杨太见虽然人品不好,或者说有欺生的坏品德,可是在业务水平上,他确实是不错的,这一点连李东坡也不得不承认——————尽管杨太见这个名字会让人想起太监这个词。因为业务上比较精通，杨太见对李东坡这个新兵蛋子是一百个看不起.可是,李东坡只是专业水平相对差一些,别说他比杨太见长得高大英俊些,就是要论人文知识,杨太见和他也是无法匹敌的.
按理,同是J省卫生学校的同一专业毕业的人.本来,作为校友,李东坡以为这个杨太见会对他友好的,可是他错了,这个杨太见长得其貌不扬,矮矬矬的,并且是个早就死了亲娘的人.人说“孩子没娘，六月也凉”，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在今后的岁月中,常常拿李东坡开涮.李东坡怎么也想不明白,杨太见到底是因为什么和他作对 :不知道是因为他自己长得矮矬矬而妒忌李东坡还是因为李东坡太老实了,还是别的什么.从一开始杨太见就对李东坡充满敌意.
看到杨太见那很不友好的眼光,李东坡就想,但愿不要分配在和这个杨太见同一个科室,可是,越是怕鬼就越是要遇见鬼,他分配在食品卫生科,杨太见算是成了他的领导.对于这个领导,李东坡虽然从心内并不怎么看得起,可是,李东坡是从来不以貌取人的人,他对杨太见的娴熟的业务还是发自内心的尊敬的,可是,这种尊敬却换来了杨太见一连串的打击.
在李东坡在防疫站工作的的第十天,李东坡和杨太见一道下乡,几个人骑自行车去的,走到半路上,杨太见故意将自行车一歪,骑在后面的李东坡猝不及防,他的车撞在了杨太见的自行车车尾上,接着又重重地摔在了硬梆梆的水泥地上,加上那是一个炎炎的夏日,李东坡只穿了一件单薄的衬衫,衬衫被擦破了一大块,鲜血马上从手臂上的破损处流了出来,杨太见见状,不但不给予安慰和问候,反而高兴得像是过年似的.在一旁哈哈大笑起来。
李东坡刚来H县不久,就听见一个口头禅叫做“心不杀，家不发”，心杀是当地的一句方言，心杀也就是心毒、心狠的意思。他想不到人生中竟然有这么一条定律：要想自己发家竟然要用对待别人心毒、心狠来取得，这是他在老家二十多年来所从来没有听见过的呀。原来他想：说是说，做是做，如果H县的人都是这样的，那么多忠心耿耿的烈士又是怎么来的呢？所以他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这句话的真实性。但是从杨太见身上，他似乎又看出了这句话的真谛。
李东坡这个气呀，他心想: 要不是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你别说是幸灾乐祸，就是你故意绊倒同事，就是忍无可忍的。自己虽然是个外地人，可是想当初也曾是J省卫生学校响当当的人啊，当自己所在的那个班级的一些比较优秀的同学分配在省城时，自己分在最基层的县城不说，还要受这般欺负，而欺负自己的不是别人，竟还是自己的所谓校友，并且是一个长得矮矬矬的人。要是换个环境，他这个“太监”还能这么肆无忌惮吗？李东坡这时隐隐约约地感到分配到这个鬼地方是一种错误，可是大错已经铸成，很难再有其他的办法，他这时虽然还没有转正，还在一年的实习期内，他听别人说，要是有关系，有后台，可以退档，可以重新分配，但是他的老家有的是在重点高中读书的未来大学生,能够立马派上用场的社会关系一点也没有, 他的四叔也不过是一个农村学校的校长,根本不能解决他调动的问题.
李东坡以为，杨太见是本单位的业务骨干，拿别人来抬高自己的身价也许是社会上的一些老油子的惯用手法，只要自己忍一忍也就过去了，正所谓：忍得一时气，免得百日忧。可是他又错了，这个杨太见并没有就此罢休，接二连三的打击又来了。
李东坡和另个一个刚分配来的大学生住在防疫站家属楼的四楼，杨太见住在三楼，正好住在李东坡的楼下，杨太见早三年来，独住一小套房子这很正常。可是，杨太见要找李东坡的茬。那时候那个年轻的大学生只留下很多用具在这儿，他已经停薪留职去外地了，暂时楼上也就李东坡一人住。一天，杨太见带着他的一个朋友来到楼上，李东坡自然很客气。可是杨太见说是他的楼下天花板上漏水，李东坡只得跑到他家看，还真的漏得不轻，李东坡心想：这可怎么办呢？不要说是他是管着我的头头，就是一般的邻居，那也不能不管，于是，他愣是在他自己对着杨尚昆太见家漏水的寺方请石匠好好地补了一番，这一补，用去了一百元钱，那可是半个月的工资呢。
三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天，杨太见又和他的那个朋友在他的办公室玩,聊着聊着,就谈到那次李东坡补漏的事.杨太见对他那个朋友说:“李东坡真是个笨蛋，我家根本不漏水，那是我泼的水.你知道吗？别看泼水，你要是不懂行还不一定泼得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那可是一门学问，我刚泼上去，它根本不理你，马上就干了，非得我泼上个十遍八遍不行。这不，就我这一忙活几分钟，够李东坡这小子忙活半天的，你说他是不是大笨蛋啊？”他的那个朋友说:“也不能说他笨,就你做的那个事,连我都看不出来。”说罢两人大笑起来，他的那个朋友说：“小声点，小心让别人听见。”这时李东坡就在门外，他们的话刚好让他听见。杨太见怎么也不会想到，星期天还会有人和他一样往办公室跑，李东坡悄悄地离开了办公室，他心想：想不到这家伙是这么坏的人，他真的想冲上去打杨太见一个耳光，可是，事情过去了又不是一天两天，真把事搞大了，对方要是抵赖，也真不好对付；再说自己连个女朋友都还没有找，万一和这个邻居搞僵了，他处处设置障碍，也不是一个办法。以后有机会再跟他算账吧！
在食品卫生科，最多的工作就是和食品从业人员打交道，发放卫生许可证，成了食品卫生科的主要内容。一般的工作程序,卫生许可证一年一换,在发放新的卫生许可证之前,旧的卫生许可证要换下或直接撕毁,李东坡对食品卫生检查之类的工作,没有很大的热情.因为对于他的知识结构来说,在县委或县政府的机关内写写材料才是最能发挥他的作用的.让他特别不能理解的是:有些防疫站的工作人员对于小小的南货店店主之类的食品从业人员,如临大敌似的,吆五喝六的,好像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就操纵在工作人员的手上.李东坡想:从事食品加工或销售,固然要按卫生程序操作,可是对于只有蝇头小利的从业人员,他同情都还同情不过来,更别说是吃拿卡要了.可是,这种工作态度是不可能得到领导的赏识的,杨太见看出了李东坡对从业人员的心慈手软.他要给李东坡一点颜色看看.
发许可证的日子到了,卫生科总共才四个人,李东坡肯定是要去的.除了卫生科的四个人之外,还从其他科室借用了一些人来,一共是九个人,分成三个小组,李东坡和杨太见在一个小组。
李东坡不愿意和杨太见在一个科室,但既然是防疫站分好了工的,他也不好说什么.可是,这对李东坡来说又是一个错误,李东坡为了这次的发证弄得十分窝心.
发证的第三天,杨太见改以往的回收旧的卫生许可证为当众撕毁卫生许可证,并且指定李东坡做这事,李东坡是一千个不理解,一万个不理解,他心想,这回收旧的卫生许可证是多么妥贴的工作方式,至少不会激化卫生部门和食品从业人员的矛盾,可怎么搞得好好的又要改成撕毁旧的卫生许可证呢?这正是杨太见要让李东坡难堪的心机所在。
在一家食品厂吃饱喝足之后,三人发证小组在衣履歪斜的杨太见的领导下,向一家小小的南货店走去.这是一个专卖饮料的店,店主叫李勇奇,和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主人翁同名同姓，不但如此，他和戏中的人物的经历也相似，戏中的李勇奇是闯关东时到的东北，在当地算是个外地人，开店的李勇奇是浙江人，文化大革命时期，浙江因为人多地少，生活水平远远不如J省，李勇奇就是从浙江迁到J省的外地人。大凡外地人，一般有两个极端，要么老实得出奇，要么逞强斗狠。这个老李属于前者，后来他的儿子围攻李东坡这个国家工作人员，那是属于另一个范畴----免子急了也咬人啊，李东坡深深理解这一点。
杨太见一行三人走进小店，没有等坐稳就指着老李家那个挂在墙上的卫生许可证说：“小李……”，李东坡听得很不得劲，心想：你不就是比我大几岁吗，可我个头比你大不少啊，我凭什么小李小李地让你叫，你有必要充功卖老吗？我要不是因为休学几个月，一定在省城呆着，比你要强多了。他很想回敬他一下，可又想想，还是忍了，他想到吃亏是福的古训。杨太见接着说：“小李，去，你、你去把那个许……许可证给摘……摘下来。”杨太见的话语中已有一些醉意。李东坡万不得已，把许可证摘下来了，放在一边。这时李东坡已经看见店主老李十分委屈的样子，老李说：“你们行行好吧，我这个店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这个许可证还是两年换一次吧？”杨太见不容分说，吼道：“撕了，把它撕了。”李东坡说：“算了吧，把它作废不也是一样吗？”他知道要是再这样下去肯定会激化矛盾，所以不得不说出这句话来。
杨太见想：李东坡啊李东坡，你这是什么立场， 怎么能替对方说话呢。于是他以命令的口气说：“李东坡，是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怎么半天了还不撕呢？要是大家都求情，我们的工作还怎么做？”李东坡不得已把许可证撕了。他为了平和地处理这事，只是把许可证撕成了两截，他不想和以前的一些人一样把它撕得粉碎，尽管杨太见用眼神狠狠地瞪了他一下，可他已经管不了这个官不大架子很大的人在这儿颐指气使。撕完卫生许可证，自然是要花上七十多元钱再换新的许可证，老李觉得这钱是多花掉的，有些心疼。
见代表着执业权利的卫生许可证被撕，老李对着李东坡竟然哭了起来。李东坡这时真是打掉牙往肚里咽，一是老李有轻微残疾，就是特殊照顾一下也未偿不可，二是自己也是个外地人，至于同不同姓倒无所谓，工作上是来不得意气用事的。可自己竟然做起这等事来，他心里很不舒服。不一会儿，李勇奇的儿子带着三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走进了小店，看来是要来闹事的。老李的儿子问：“你们谁撕了卫生许可证？”这时杨太见不但不做解释工作，反而用眼睛瞟了瞟李东坡，这无异于是告诉对方撕许可证的是李东坡。这几个小伙子马上就想冲到李东坡的面前去。杨太见面对这个局面，中午喝的酒也醒了许多，说：“大……大……大家不要激动，这样吧，你们这个地方离县城有五公里，我们也不可能不吃晚饭就回县城，有什么不理解的问题，我们吃完晚饭，大家坐下来一起协商解决，好不好？”老李听他这么一说，以为至少会得到什么安慰之类的话。
可是，杨太见刚一吃完饭就对一起来的两个人说：今天大家辛苦了，早一点回去吧。李东坡刚想说，不是说好了要解决刚才的冲突吗。可不等他张嘴，杨太见已经骑上自行车走在前头。这无异于是火上浇油，前面就有冲突的迹象，做为小集体的头头，杨太见不但不加以解决，反而开出这空头支票，老李的儿子觉得受骗上当，就带着那两个小伙子追上来了。知道有人追来了，杨太见也不停车，继续朝前骑，李东坡也不得不骑上车往前走，有道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李东坡明明知道后面有几个人追来了，可是他不想骑得太快，要是骑得快，对方不可能追得上他。因为他想：自己好歹还是一个国家干部，又没有做错什么，凭什么要跟逃跑似的，那不是太狼狈了吗？没有多久，他们就追到了李东坡的跟前，李东坡不得不下车，他知道，自己已经被人暗算了，暗算他的人不是别人，就是卫生防疫站的杨太见。
那几个人跟上来,不管青红皂白,对着李东坡就准备好一顿猛揍.李东坡这时浑身气得打抖,他心想,自己这几年是怎么了.仅仅在几个月前,自己还是J省卫生学校的有些传奇色彩的人,如今他放弃说了二十多年的家乡话,来到这个举目无亲的地方,不但没有得到半点关心和爱护,竟然在这个荒郊野外受到这样的围攻,这是多么大的反差啊。他不禁悲从中来,心想:我这是造了那辈子的孽啊.
这样想着,李东坡情不自禁地用家乡话大吼了一声:“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就是这一句,让几个围过来的人一点也听不懂,这几个毛头小伙竟有些害怕了,再加上这几句话意外地招来了李东坡的三个老乡.杨太见没有对围过来的人有半点制止的表示,倒是李东坡突然闻讯赶来的老乡帮了他的忙,解了李东坡的围.在这最难堪的时候竟然是一句家乡话帮了李东坡的忙，使他免受羞辱。
对方三个小子本身就是抱着莽撞的心理来闹事的，他们自己也不敢过分嚣张，一见又来了三个人，也搞不清他们是干什么的，看到李东坡和他们十分亲热的样子，知道捡不到什么便宜，竟然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就悄悄地走了。这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那几个老乡说：“你这个老乡真的太有个性了，别人在这个时候生怕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外地人，你可倒好，还喊起家乡话来了，不过作为老乡，我们当然是很高兴的，交个朋友吧。”于是，他们就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了。这真叫做:久后逢甘霖,他乡遇故知,人生地不熟,相帮危难时.
虽然没有挨打,可是,自己一个刚刚毕业的人在远离家乡的地方,除了老站长两夫妻对李东坡很客气之外,没有得到过任何一个人的关心和爱护,甚至还不只是杨太见一个人在捉弄他。这次事件的第二天,李东坡又接到家里的一个长途电话,说他母亲得了重病住进了老家的县医院,李东坡几乎都快要崩溃了.他怎么就这么倒霉呢?
这时候，李东坡最大的心理安慰就是翻看以前的书信和毕业留念本。从1984年考入J省卫生学校到现在，他手头保留下来的信件不下一百多封，李东坡真是一个生活的有心人。那些信件，有的已经五六年了，可是还和新的一样。那些信件有亲人们美好的祝福，有同学们热烈的夸赞，也有老师殷切的嘱托。这些平时看起来没有多少价值的文字，成了李东坡此时此刻极好的精神抚慰剂。翻看着毕业时同学们留给自己的毕业留言，李东坡心里真是感慨万千，自己在同学们的心中那是多么好的印象，想不到来到这个屁大的小县竟然连连遭到打击，他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想着自己家那接待来客一百七十多人的谢师宴，想着刚去省城读书时六七十人的送行队伍，想着在J省卫生学校舞台上俯视两千观众的气势，想着自己在省城和侯宝林的弟子几次的交流，想着在北京时出入出版社时那种自由和潇洒，再想想今天这个场面，李东坡不禁十分伤心。一边是如雷的的掌声,一边是差点让人打的尴尬局面;一边是人见人爱的点头微笑,一边是被人暗算而不得申明.两个世界两重天，这才隔开四百里的距离，怎么会是这样呢？
李东坡想：自己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啊，怎么就会这样呢？是不是人还真有一个上辈子，是不是自己上辈子做了什么不道德的事，可是既然没有什么上帝，没有什么神仙，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上一辈子；要是自己不分配在这样一个地方，不可能连连让人暗算，可是自己为什么会分配在这样一个地方呢？还不是因为父母信奉那该死的上帝教。可是父母为什么会信奉上帝呢？还不是为了李东坡的身体。如果自己的身体好的话，父母能无缘无故地信奉什么上帝吗？要怪就怪自己生了这一场病。要不是生病，可能在省卫样时就入党了，不但不会让父母牵着鼻子走，很有可能在省城工作了，能来一下小城走一走就算是视察工作了，那是多么的风光。可是自己是为什么生病的呢？还不是为了陪老许去省城找他住院的儿子。此时，他对老许有太多的埋怨。自己帮老许，明明是做好事啊，做好事的人为什么要得一个这样的结果呢？李东坡百思不得其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