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念父亲——写在父亲去世100天
100天来父亲的音容笑貌无时无刻浮现在我的脑海，父亲的咳嗽声和拐杖叩地声仿佛回响在我的耳畔，父亲所经历的大事小情一幕幕的像电影般的展现在我的眼前。我感觉到父亲并没有远离我，他仍然住在陕北老家那个让他依恋、让他不舍的窑洞里。
父亲的去世时间是2014年8月14日12时10分，当时我还在千里之隔的西安上班。嫂子打电话让我回家，并没有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我，但我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下午三点驱车从西安出发，零点多才到家。看到迎接我的大哥二哥穿着孝服，我一切都明白了，冲进窑洞，跪在父亲的遗体前恸哭不已……
七天之后正式下葬，很多亲戚都是从外地特意赶回来，我的发小玉平专程从太原赶回，村里95%的人家都派来代表参加，另外还有一些外村的人也来参加，这就是父亲的人缘啊！
父亲出生于一九四四年，当时抗战还没有胜利。刚刚抗战结束又进行了三年的解放战争，当时老百姓的生活相当艰难，父亲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他是伴随着饥饿和恐惧度过童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把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父亲的梦想彻底粉碎，父亲不得不背着铺盖卷从中学回到生产队，从此过上牛马一样的生活。
打我能记事起，父亲总是和别的农民不一样，他总是想着法子改变家里的经济状况，这一点我特别佩服他。
我最早的记忆就是父亲过黄河去山西收羊皮。他带着刚刚初中毕业的哥哥步行到山西的石楼、永和、柳林等地收各种皮子，以羊皮为主，一张羊皮能挣三四块。一个人背二十多张，从山西背到家，再背到绥德去买，几百里路，他们通常天不亮就出发，有时晚上了还走不到有人家的地方。有一次八月十五，石楼一户人家蒸了一锅包子，父亲和哥哥就去了那户人家家里歇脚，一整天都没有吃到东西的父子俩闻到了包子散发出来的香味，饥肠辘辘，直咽口水，主人就是不揭锅。父亲说，咱们走吧，另找个地方休息。哥哥说，不走，我就不信吃不了这顿饭。在哥哥的坚持下，他们最终吃了包子。我经常听哥哥说起这个故事，既为父亲能吃到这顿饭而感到高兴，但更多的是感到心酸、难过。(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后来我上小学了，父亲买了一台手摇爆米花机。每年一过完年，父亲就该出门爆米花去了。正月初七，先在我们村里支起炉灶，地点当然在我家院子里。每当这天，我家就是整个村子里最热闹的地方。大人们一只手里端着小簸箕，里面大概有二三斤玉米，另一只手里还要提上石炭，来给孩子们爆玉米花。
这一天父亲忙的不亦乐乎，一大早就把准备工作做好，炉子泥好，支架固定牢靠。吃完饭先给我爆。往往第一锅爆的不是最好，他把不好的留给自己的孩子。一般一锅收两毛钱，有的人家两锅他会收一锅的钱，三锅收两锅的钱。
到晚上结束了是最开心的时候，我和哥哥们把放钱的那个大茶缸里的硬币、毛票倒在炕上数钱，硬币一分的、二分的、五分的分开一摞一摞的摞起来，看谁的硬币摞的最高。父亲也因势利导，让我做算术题，问一分的钱有多少，二分的有多少，五分的有多少，一共多少钱。茶缸里的钱有七八块，在当时来说真不少啊！父亲满脸都是黑，特别是眼圈就像熊猫一样，看着特别滑稽，就这样的脏活累活父亲从未喊累，他甚至会说“累的真舒服”！
正月初八，父亲就该出门了，肩上担着爆花机、木制风箱、炉子从家里出发了。这些设备加起来有六七十斤，父亲踽踽独行在山路上，从这个村到下一个村往往要走十多里路，汗水在额头密密匝匝的聚着，越聚越多，终于一颗汗珠从脸颊滚落下来，滴在地上，父亲顾不得擦，继续赶路，因为他不敢耽误时间。他继续走着，慢慢地，身体发热了，棉袄棉裤捂得不透一丝风，汗水开始浸湿了他的线衣，逐渐渗到了棉衣上，不一会棉衣也湿漉漉的。他的腿像是灌了铅，实在迈不开步子，把担子放下，坐在路边的枯草上，抽一锅烟。一阵风刮来，他才觉得湿透了的衣服穿在身上真冷，于是再担起担子向前走。
到了村里先要找一户愿意接纳自己的人家。很多人家不愿意招揽父亲，是因为麻烦，一来每次爆花机开锅时的响声让人受不了，声音太大了，有小孩、老人的家庭绝对不行，有的人家说，他家的猪都受了惊吓，几天不吃；再者这样一天来的人太多，把人家干净的院子糟蹋的一片狼藉，整齐的人家也不会让父亲安营扎寨。所以只得找单身汉家。白天干活还行，到了晚上吃饭睡觉时就苦了父亲。因为这些单身汉做饭不讲卫生，他们满是污垢的手和面时从来不洗，饭里偶尔吃到虫子是很正常的。“布衾多年冷似铁”，他们的被子大概几十年没有拆洗过，晚上常常冻得睡不着觉。就这样父亲坚持着，到清明前后才回家，因为家里的农活又多起来了。
穷则思变。陕北盛产洋芋，有一年，我家种了大约20亩。那年洋芋大丰收，父亲在秋日的晨雾中，踏着满铺着小草的羊肠道，沐着晶莹剔透的露珠，迎着萧索凄凉的秋风，带着全家人刨洋芋。这绝对是个苦力活，两人一组，一个拿着镢头挖，一个拎着筐子捡，筐子满了装入蛇皮袋或麻袋中。袋子装满了就要背着送回家。我当时十三四岁，最害怕的就是背洋芋，洋芋把脊背硌的生疼，叫人不敢挺起腰来。每次我背的最少，最多三十斤。他很怜爱我，每次都说，三儿，你少少地背一点。而父亲自己总是用麻袋来背，一麻袋至少有一百二三十斤。 我家的地都不是平地，往往从沟下面背到山上，再下坡。爬坡还好，上坡后再往下走腿软得不行了，走不动了，父亲好像丝毫不累，一直在不紧不慢地走，当我看到他时，父亲满脸的汗正往下淌呢。
我们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刨完了洋芋，总共有一万多斤呢。好像老天和我们作怪，那年冬天奇寒无比，由于没有做好防冻措施，这些洋芋大多冻烂了。父亲只好一筐一筐地运出倒掉，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怎样的心情，那一年血本无归啊！
对于父亲所吃的苦、所受的罪有多少，恐怕我几天几夜都说不完，我对父亲血浓于水的情感也无法用我的拙笔抒发出来。打开窗户，繁星满天。我想其中有一颗星星一定是父亲，他在默默地注视着我，保佑着我！泪珠不禁从我的脸颊滑落下来：爸爸，在天堂过的好吗？儿子想念您！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凌晨一点于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