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文化大革命
笑 谈
【2015年1月5日】
文革，我童年的梦，常常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今日题笔，主要想写文革里死去的人，写他们的冤魂，写他们的愚昧与无知。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文革时的中国是一个灾难的中国，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农民不种地，机关干部不上班。人像着魔了一样，丧心病狂，无中生有，闹派性，人整人，整死人，几乎丧失了理智与人性。
文革初期，也就是1966年5月初，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各自分成为两派，一派叫指挥部，代表领导阶级，另一派叫联总，（也叫“430”）代表工人阶级和居民群众。母亲在百货公司工作，刚开始参加的是指挥部，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突然参加了联总。母亲参加联总后，指挥部的高音喇叭随时在大声喊：(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革命同志们，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指挥部欢迎你们！”
母亲听到后，总是不屑一顾，自言自语道，讲得好听，我参加430，你们管不着。记得有一天，母亲把家里仅有的四升米，竞然拿两升米捐给了“联总”的井造学生。就像抗日战争时期，老百姓把粮食捐给八路军一样。我知道，母亲参加430的决心已定。
文革开始时，两派的人们进行大字报、大辩论。即“文斗”。
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县城里的北大街两边建起了版报栏，每天张贴大字报的人络绎不绝，天天都有好看的大字报，都是揭露人的历史、丑闻。不服的人便开始辩论，于是，北门硐专门用木头木板搭了一个辩论台。每天出来辩论的人，层出不穷，他们辩论的内容我也记不清楚了。当时，我有自己的思想，自然同母亲站在一边，支持联总。总是偷偷爬到辩论台下，用竹竿去捅指挥部的辩论人 ，从而打断他们的思维，引起听众一片哗然。
更为谎谬的是，有一家两口子，因为参加的派性不一，整日在家里闹派性，辩论不休，最后终于离了婚。
文斗刚刚结束，紧接着批斗又开始了。天天都有好戏看了。一会又揪了一个“大地主”，一会又揪出一个“牛鬼色神”；一会又揪出一个“走资派”。十分恐怖，闹得人心惶惶。每天都人有被揪出来游街示众。当时，有一位姓蒙的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天天被揪斗，身心受到严重催残。最后，实在承受不了这样打击，一天夜里，他偷偷上吊自杀了。现在想起，还有些毛骨悚然。
记得食品公司的一位领导，姓温，当时被揪出来斗时我在场，我正在食品公司门口玩，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只见一帮人从食品公司里押了一人出来斗，被批斗的人，瘦瘦高高的，大约四十多岁，脸色白净，脖子上挂了牌子。牌子上写着“走资派”，批斗他的人十分凶狠手辣，用铁棒撬他的手膀子，在垃圾箩里，捡了一块臭气熏天的猪骨头，叫他含在嘴里。他开始坚决反对，却遭来一阵用鞋底的抽打。顷刻间，嘴被打肿了。无奈之下，他服从了，他终于把骨头含在嘴里，只见蛆虫慢慢从他嘴里爬出来。观众一阵恶心，不忍再看，便都离开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和我们坐一条街的王贯一大伯，是一位小五金修理工，北方高个子，宽宽的肩膀，团团的脸。不知因为什么，被打成了牛鬼色神，他被批斗时，人们给他扎了一米多高的尖尖帽，重20多斤，戴在头上，要保持身体的平衡十分困难。游街时，围观的群众很多，好奇的孩子们更多了，自然我是其中之一。王贯一大伯算幸运的，由于身体结实，终于熬过了这场灾难。
还有一位，叫王俊伯的老人，因为他原来当过国民党的军事教官，就被揪来游街示众。他被游街示众的时间最长，持续了一月之久。但是，他意志坚强，还熬过了这一劫。整天整夜提着锣，在无不用人监督的情况下，走街窜巷。
“当叮当、当、当......”一边敲，一边喊：“我是国民党的残渣一列，王俊伯。”
他的喊声，至今仿佛还在古老的街道上回荡着。又像是在梦里一样，所以让我记忆犹新。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开始升级。两派开始抢班夺权，游行示威。游行队伍，扛抢扛刀，威风凛凛，浩浩荡荡，像奔扑前线的战士。人们都意识到，一场残酷的武斗就要开始了。
紧接着，中学生也分了派性。一派叫“东造”代表东方红战斗队，另一派叫“井造”代表井岗山战斗队。记得有一天，“东造”和“井造”的学生矛盾急化，由文斗转为武斗。开始斗石仗，双方用石头，你砸我，我砸你，连续斗了两天，学校被砸得遍体鳞伤。后来两派的学生都受了伤，头、腿、脚、腰等部位都有受伤的情况，真是两败俱伤。
一天下午，在县城住院部，两派的人发生了武斗。两边都用大刀、梭镖、长矛等武器进行武斗。战斗十分激烈，共持束了5个多小时，天黑时才了收场。最后双方伤亡惨重，大概伤了十多人。指挥部的一位男队员，大约40多岁，后颈被砍了一马刀。但奇怪的是，人还站着，不流血。还从住院部撤回指挥部。当时我在场，一位女干部用手电筒一照，他的后颈子，像张开的马嘴，我被惊了一跳。后来，这位队员因抢救不及时，第二天就死了。
记得那是9月的一天早晨，天上下着秋雨，色灰朦朦的天压得人喘不过气。指挥部在政府大院里为死者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只见死者的家属哭得死去活来。但是他们的哭声被雄壮的口号声淹没了。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血债要用血来还！”
场面非常悲壮，以乎死者的家属得到最好的安尉，死者的儿女也成了英雄的后代。人们却不知道死者成了文革的牺牲品。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逐步升级。
1969年的一天中午，我和几个同伴正在住院部玩耍，突然，一辆军车向住院部开来，车的后面还跟了一群人。我们急步跑去观看。此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穿过人群，挤到军车前面，看了一个明白，原来是一位年轻的解放军，大约20多岁，是支联部队的。在支联的途中被支左部队开抢打死的，名字叫袁海泽。
对于袁海泽的死，我至今还为他惋惜，一年青的生命却作出了无味的牺牲。当时，联总为袁海泽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那天，天阴沉沉的，整条大街花圈似海，袁海泽的肖像挂满了大街的两边。标语、口号满街都是。灵堂大厅，庄严肃穆，哭声震天。大街上，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前来参加追悼会的群众自发地戴上白花，眼里露出无限的悲哀与仇恨。
追悼会开始了，顿时，会场鸦雀无声。军区首长刚读完悼词，下面早已哭声一片。我突然看见母亲在悼念大厅的左面，两眼还噙着泪花。正在这时，一位中年冲到台上呼口号：“血债要用血来还！”“血债要用血来还！”人们不约而同地齐声高呼。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追悼会结束了，送葬的人走了。大街变得宁静起来，反而让人毛骨悚然。人们似乎已经闻到了枪战的火药味。
母亲预感到了形势的变化，怕我们被伤害。一天，母亲决定把我和姐姐哥哥送到表姐家躲武斗。表姐家住在册亨县，哪里的文革斗争不激烈，表哥是税务局的局长，表姐是粮食局的干部。我们三姊妹在表姐家，一住就是半年多的时间，等安龙的武斗平息了才回了家。
回到家乡后，听人说我们班的小学班主任刘老师在文革的枪战时期被冷抢打死了。据说，一天早晨，刘老师刚起床，在打开窗子时候，突然，一颗子弹飞来，正打中他的胸膛，他便到在血泊中离开了人世。
听到这个消息，我难过了很久。
我喜欢刘老师，他给我印象很深，他温和慈祥，特别关心爱护学生，是我心中的偶像。记得有一次，我们班的王安翔同学课间时间和同学在教室里打闹，突然，一块泥团正好打毛主席的头像上，把毛主席的嘴、口、鼻打烂了，霎时教室里一片哗然，议论纷纷。上课了，数学教师来到教室，看到这一切，态度十分严肃。
“是谁干的，站起来！”唐老师大声说道。
教室里鸦雀无声，安静得连掉一根针都能听到。班长在紧要关头突然发话“唐老师，是王安翔干的！”
唐老师很快将王安翔揪到讲台上，像批“斗牛鬼蛇神”一样。王安翔被吓不停的颤抖，一句话一搭不上了。
“你这个小反革命分子，敢毁坏毛主席的画像，简直是胆大包天，这是要被坐牢的！走，到校长办公室去！”唐老师一本正经地说道。
王安翔被带到校长办公室后，校长十分气愤，当时就想交公安机关机处理。刘老师听到消息后，讯述赶到校长办公室求情，可是校长态度十分坚决。刘老师费了许多口舌才把校长说服了，最后，不但没有送公安局，还免于开除的处罚。多好的老师哦！他是我唯一记忆中的小学教师。
好心的刘老师死了，我好伤心。
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过去了，已经成为历史。我经历了这段历史，我的家人虽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但是我嘲笑、憎恨这段历史。我对险恶的人性发呕，文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这样的历史还能重演吗？给后人带来什么样的思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