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琐忆

一

小时候，我总共在学校念过五年半小学，即三年半初小，二年高小。

那时念书，我们既免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也免念“人之初，性本善”或“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之类的蒙学课本。大概，我们是从“一二三四”和“日月水火，山石田土”开始的吧。启蒙课本是什么内容，这一点其实无关紧要。反正，直到现在，我总记不起我启蒙时候读的书了。

启蒙的那年，也就是一九六一年的下半年吧。一天，我正在茶盘庄前坪和几位小女孩做“办年饭”的游戏，我们几个小伙伴有的捡柴，有的砌灶有的淘米（泥巴灰尘），有的烧火，忙活得像一个大食堂的炊事员样，满脸都流着汗，糊着灰。这时，突然走来一个人，他系一条围裙，脸上长一脸横肉。来人一把抱起我，说是要送我去学校里读书，我怎么也不肯去。他弄坏了我们热气腾腾的食堂，损坏了我这个临时的“家”，气得我大哭大骂，直呼他“南瓜”“倭瓜”“矮子”等一连串的诨号。他可不管这些，一手夹着我，像老鹰捉小鸡一样，一直夹了我两里多路，将我送到南山小学的学堂里。他给我搬过凳子，又将我摁在座位上，等到我老实之后，他就打马回府了。我也立即安静下来，我第一次感到了新奇，学堂里有那么多小朋友，我在茶盘庄才有三四个小伙伴，我今后肯定好玩多了。就这样，我开始了自己到学校念书的读书生涯。

把我夹到学校里去的那个人是生产队长，他的名字叫做枣哥。

头两年在学校里都学了一些什么知识，到底都有谁教过我，我是怎么也记不起来了。不是年深日久的缘故，也不是我不尊敬师长，的确是我那时太贪玩、后来的生活太平庸和自己愚不可及的一些本质特性使然吧！(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但是，其间的一些生活片段，我却是清楚地记得的。

记忆最深的便是叶劲秋先生的手杖。叶先生是位女教师，她那时戴一副我们乡里人从没见过的眼镜，热天穿着白衬衫，冷天围着一条蓝色的围巾，显得斯文有致。可是，要我们这些山上捉来的野马变成驯服听话的学生，实在是一件令叶先生头痛的事情。

我们所在的这个教室称为大教室，有六十几名孩子，分成四个年级，就叶先生一个教师。工作艰难常使得叶先生在课堂上耍一点小脾气，由于有四个年级，叶先生只能按行间编座位，按行间上课，没课的同学免不了要淘一点气，这时，叶先生就免不了举起她的手杖，用那个尖尖的把头在你的脑壳上砸一下。砸谁一下，就活该谁倒霉，除了你的脑壳会起一个包外，还会听到叶先生一声呵斥：蠢猪，十足的蠢猪！

聪明的孩子往往受到老师的宠爱，我就既没有挨过打也没有挨过骂。不会读书的孩子往往要淘气一些，挨打受骂的几率就要高一些。记得有个叫小平的学生，他比我大四岁，我启蒙的时候，他读了四年一册，我初小毕业了，他还在四年一册读，这种学生只能淘气了。

叶先生的手杖并不稀罕，竹做的杆，牛角做的把。那牛角尖利透明，特别好看。这手杖本来是助先生走路用的，想不到成了惩罚淘气学生的武器。于是，便有学生要报复叶先生。

有几次，叶先生忘记了将这手杖和课本在下课的时候带回办公室，立即就被挨过打的学生踩断，要去扔掉还是不敢的。学校后面是一处很大的竹园，叶先生又马上叫大同学去竹园里砍一根来补上，重新给她做好。

其次，记得最清楚的是怕彭校长。彭慧如先生是秀水完小的校长，那时候的建制，就是完全小学的校长管着下面村小的学校。彭校长长得人高马大，国字脸上架一副宽边玳瑁眼镜，虎虎有生气。彭校长不苟言笑，一脸的严肃劲。看到他那副尊容，我们那帮小淘气首先就怯了几分。我们怕彭校长，主要是怕他来考试。那时节的读书真是轻松，读一年上头的书，老师从来就不出卷纸考我们，作业也很自由。但是，彭校长来了就不同，他要检查我们的作业，还要考我们，每次来都是如此。有一次，彭校长点了我的名，先是问了我多大，读几册，家里都有什么人。然后问到这学期老师都教了什么，自己又学了点什么。彭校长轻轻松松地问，我惴惴不安的心慢慢地平静下来，也从容地回答。彭校长待我脸色差不多恢复了平常之后，就开始考我。他和蔼地叫我背课文，默生字，亲自报着课文后的生字叫我默写，不会写的就叫我画个圆圈，还要叫我做几道算术题。当我觉得他和蔼可亲并不可怕的时候，我就从他的身边逃回了教室。其实，我们大家仍然是怕他。每当叶先生报告哪天彭校长要来的时候，我们哪天就规规矩矩地坐着，也认认真真地学着。有时，当我们没上课在教室里吵翻天的时候，若听到谁喊了一句“彭校长来了”，我们便立即到座位上安静下来，等了一会，没见到彭校长的影子，知道是受骗了，便破口大骂那个制造谣言的人。

再次，记得比较清楚的便是我们的调皮和贪玩。叶劲秋先生家是一个教书世家，她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长子在长沙工作，是一位工程师。次子在立新小学代课，早出晚归。长女次女在家待业，满女在读书。叶先生经常外出，有时也是生病，这样的情况下，便让她的女儿代课。她的长女根本上就管不住学生，气得只知道哭，又不能给学生放羊。为了惩办调皮的学生，她便采取留置的办法，要留的学生是多而又多。学校的小礼堂东边有一个小教室，我们习惯上称为二教室。每当叶先生的长女将留置的学生赶到二教室排队读书的时候，她就手握一支长竹鞭，在学生面前走来走去的。就在这时，叶先生在立新小学校代课的儿子回来了，他因为在和他的大姐姐闹别扭，一回来就将留置的学生放回家。这样一来，他的大姐姐又要哭一场。

比较起来，叶先生的二女儿就要会教一些，如果是她来代课，效果就好多了。她会唱歌，教我们唱歌时，是四个年级一块儿教的，大家唱得最斩劲。我记得最清楚的便是她教的《打靶归来》这支歌，还有雷锋日记歌《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们那时候的贪玩和恶作剧是极其无聊的，回想起这些往事都觉得不可思议。当教室里没有老师的时候，我们不但不读书，反而在龙头桌子上跑来跑去，学道士跑桥。有的装扮成老和尚，把手里的书一卷就当唢呐吹；有得做孝子，跟在老和尚的背后转；有的敲击桌子当做敲锣打鼓。女同学则哇啦哇啦地哭丧，真是一个热热闹闹的道场。每做到高潮时，站岗的同学喊“老师来了”，我们就立即归位，一边擦汗，一边做认真读书状。老师也感到纳闷：刚才还闹哄哄的，现在怎么啦！老师对我们也无可奈何，因为没人做奸细。

玩得最痛快的是放风筝，当时有个学生叫做智妹子，他是从新墙集镇转过来的，见过的世面比我们大，至少，放风筝就是他的拿手好戏。我们几十个同学都拜他为师，向他学习。可是，我们却学不像，我们糊的风筝就不如他糊的好，放飞的技术更差。智妹子一天糊一只风筝，一天翻新一个花样，风筝放得老高老高又不掉下来，把我们羡慕死了。我们跟着他跑，尽情地喊他师父，也喊他法官师傅。有时，我们干脆躲到学校的南山坡上，一玩就是一个整午，课都不去上。老师和家长是找不到我们的，玩累了，肚子饿了，才知道已经耽误了课，垂头丧气地往家里走，去弄一点吃的。

最有趣而又最幼稚可笑的一次集体顽皮，莫过于一次找马医官陪手。头天，一个叫马医官的医生，到学校里来为我们每个学生种了痘，当时不痛不痒的谁也没有在意。种痘的时候，我们捋着衣袖，比试着看谁最勇敢。第二天清晨，我们一早来到学校，一个叫专马虎的孩子王拦住大家要检查手，看昨天种痘的地方起坨了没有。专马虎那天起的忒早，到学校也忒早。他把自己的衫袖卷得高高的，将种了痘的地方，也就是已经起了个小坨坨的地方露给同学们看，同学们再一看自己的手，果然都有一个小坨坨。专马虎吓唬大家说，如果不及时诊治，可能就要死人。经他这么一说，大家面面相觑，一脸的死相。大家望着专马虎，叫他拿主意。专马虎似乎早已经成竹在胸，他用手指了指老师的房间，又指了指耳朵，又做手势捂住嘴，意思是叫大家别嚷嚷，让老师知道了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大家便屏声敛气听他说。专马虎说，我们应该去找马医官赔手。大家觉得这个主意高明，只是不知道这个马医官住在那里，怎样才能找到他。专马虎说他全知道，叫大家跟着他走就是了。我们都信专马虎，他虽然读书是个笨蛋，却是一个智多星，歪点子多，总之，他是一个有办法的人。于是，大家蹑手蹑脚去教室里放好书包又溜出教室，溜出老师的视线范围，翻过学校后山，便踏上了去集镇的道路。

一路上，我们几十号人犹如脱了缰的野马，追逐嬉戏，蹦跳狂奔，打斗骂娘，只一眨眼工夫就到了秀水集镇的铁桥边。这支铁桥当时在我们这块小地方算得上是一个奇迹。它总共有两座桥，一座正在使用，南来北往的火车都从上面经过，还一座桥只修了桥墩，没铺上铁轨，是京广铁路复线备用桥。那时，我们还小，只听说过这座桥，从未近距离观察过这座桥。当我们跑近这座桥的时候，便被列车奔驰的壮美景观给迷住了。我们忘记是去找马医官赔手的，不想再往南跑了，大家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火车过桥的时候所发生的一切，有如一种强风拂过，有“铁洞铁洞”的声响。这时，专马虎一声令下：看铁路桥去啊，看大水去啊！我们一窝蜂冲上了陡峭高俊的铁路路基，只见洞庭湖白浪滔天，铁路桥上火车如织。我们惊得目瞪口呆，再也不愿回家，也不想去找马医官了。我们坐在还没有通车的那边铁路桥墩上，把火车过铁路桥的壮美景观看了一遍又一遍。饿了，就把晒在桥墩上的茴丝一把把塞往嘴里。后来，我们胆子大起来了，就在铁路桥上爬上爬下，捡起一截截铁丝放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成小刀片，还有些小孩子捡起路基石去砸飞奔的列车，做了许多后来一想就心惊肉跳的事情。我们玩得忘乎所以，不知西方之既黑。就这样在铁路桥上玩了一整天，学校和家里也没有人来寻找我们，铁路上也没有人来管我们。

在初小读了三年书后，我自动辍学了。为此，父亲拿扁担打我，我至死不从父命，表示坚决不读书了，并且振振有词地说，大舅父也只读了六册书，不照样当记工员、当保管员吗？就这样，我加入了铜盆冲的牧牛军团，当起牛倌先生来。也许是玩得好的孩子都在读书的缘故吧，半年之后，我跳过第七册，依然同原班同学读完了初小最后一期书。这一年，前来南山小学教书的是颜昌树老先生。颜先生是老大学毕业生，文化这么高的人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实属凤毛麟角，让他教小学岂不是大材小用？颜先生刚来铜盆冲，传闻就跟着过来了，说他是一位神经病患者。后来，从他的言谈举止中，我们看到他确实不太正常，的确是一位精神病患者。孩子们是很欺侮人的，管颜先生叫做“神经病”或者“颜烧茴”。

颜先生和我家沾亲带故，他是我的二舅妈的父亲，按照辈分，我们兄弟该叫他干爹。颜先生来铜盆冲的时候，我们还在过春节，家里正是一年中最富裕的时候，母亲便请颜先生来家里吃饭。那天，正好是大雪皑皑，全家人困在家里。文兄已经辍学了，正在生产队里帮助父亲挣工分，大雪天，生产队没什么事情做，便坐在家里等颜先生这位尊贵的客人。席间，父亲把我读书烂学的事情告诉颜先生，并提出要求让我复学，还是去原班读书，读完初小最后一学期。颜先生说，没读过七册只怕读不了毕业班。母亲为我打包票，说我聪明，又肯用功，赶上班并不成问题，我亦拍胸脯作保证。后来，颜先生许是吃了我家饭的缘故吧，竟一口答应了我们提出的全部要求。临走时，颜先生拍着我的肩膀说：今后我们就是老表了，是很亲的亲戚，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啊！

颜先生走后，我们一家人很是笑了一阵子。我跟他差了几辈，他竟说成是一辈的老表，还对学生说出那种哀求的话，实属神经有点不正常。我那时才十岁的样子，当然也弄不清辈分的大小，父母说错了就肯定是错了。

就这样，我又重新开始了自己的读书生涯。

颜先生教书挺认真，一笔字也写得实在是漂亮，可是，他的口才太差，还经常说错话，组织教学能力又很差。这样一位先生在一个教室里教四个年级，管理终日只知道贪玩的学生娃真好比水里的摁浮萍，摁下这个又浮起那个。日复一日，学生便更加不怕老师了，所以就有许多学生公开欺侮颜先生。有一个叫剑泡桐的伢仔，年龄比我差不多大了一岁，却一点也不会读书，他那时还低我两个年级。剑泡桐说话口吃，在学校里尽做一些淘气的事情，出尽了洋相。他不会读书，又不认真读书，坐着做菩萨又十分难捱时间，于是，他每天上演许多耍戏令我们开心。

颜先生在专心致志地给我们毕业班的学生上课，其余三个年级或自习或作业，剑泡桐坐在离我们两行的最前排。这时，他悄无声息地滑下凳子，从桌子底下钻过去，蹑手蹑脚地走到颜先生的背后，举起弯着指头的右手作丁弓婆状，两只脚同时蹬起，在颜先生后脑上作敲击状，下面的学生忍不住要笑，可是大家偏偏忍住不笑，因为还有好戏在后头。讲台上，一老一少两个人似乎在耍着把戏。颜先生当然不知道自己在扮演着一个角色，剑泡桐用牙齿咬着自己的嘴唇。

第一个节目演完了，剑泡桐就开始上演第二个节目。

颜先生讲课时总要走动的，剑泡桐如影随形在他后面跟着走动。待颜先生叉开双脚站定，剑泡桐便瞅准机会，一只手作抠卵状从颜先生胯下伸过来，伸过来的五个手指还在做着动作。当然，这一切都只是一个样子，并不真正碰上颜先生身体的。剑泡桐这样的放肆，颜先生却一点都没有发觉，下面的学生群里却是有了一点骚动。

我们的同学那时候来自两个屋场，我们铜盆冲是一个大屋场，学生占了四分之三。一个屋场的孩子自然有孩子王，大家都怕孩子王。只要孩子王与老师作对，便不敢有人告密。

对颜先生的这种侮辱，一天总有几次，谁也不忍去说穿，去笑穿。因为大家不光是怕孩子王的揍，还要自己寻开心，何况颜先生又是一个有病的人。也有几次，剑泡桐的恶行还是被颜先生发觉了，有时是剑泡桐自己忍不住笑被发觉的，有时是颜先生在讲台上有急转身的动作，剑泡桐就自然暴露了。颜先生这时就揪着剑泡桐的耳朵，将他摁在座位上坐好。

颜先生一惩罚剑泡桐便招来学生们更加疯狂的报复。

同学们想尽了种种作恶的办法，有的直呼其名，不叫老师或者先生。有的干脆就叫他一连串的诨名：神经、芋头、烧茴。还有几个同学却做了一些丧尽天良的事情。每到星期天，颜先生便回老家了，那几个学生便撬开先生的门，把屎尿都屙到先生的饭锅里、水缸里，还跑到菜园里挖开先生种的南瓜，屙到南瓜里，又把挖下的那块南瓜糊上去。这样的恶行，害得先生每个星期来了就要清洗一次。

颜先生并不是没有脾气的人，他苦于无法发现作恶者。有一次，他在后山竹园里斫了一根很长的竹子，放到教室里做专政工具。竹竿粗的那头就放在讲台上，尾梢那头则可以放到教室最后一排座位上。颜先生的想法是，不管教室里哪个方位出现捣乱者，他抬手就可以镇压。一次，中排有两个同学在打架，颜先生二话没说，双手举起竹竿，对着吵架的那行学生就扑打下来，眼明手快的就快往桌子底下躲起来，一个正在专心致志做作业的叫连伢仔的男生却挨了一竿，耳朵都被竹节打出了血，连伢仔“哎哟”一声，跳起脚来就骂娘。颜先生连赔不是，说是“失措，失措”，只怪你没有躲开。肇事者却在桌子底下哈哈大笑。于是，教室里也哄堂大笑起来。

一九六五年上半年，我在极为混乱的学校环境中结束了初小读书生涯。

二

一九六五年，我考上了高小。

那时，农村的孩子能上高小读书还是不错的。我所在的秀水公社差不多有二万人口，我们那一代正碰上中共建政后第一个生育高峰期，适龄的孩子特别的多。但是，我们全公社才招收三个班，一百五十人。三个班中，有两个班办在秀水完小，还有一个班办在毛棚子。我们小学有将近二十名毕业生，只有七个人升入了高小，不幸的是，我们都被分到毛棚子那个分校去了。

拿到通知单一看，我们急坏了，大家商量出一个一致的意见，决定去闯一闯秀水完小。

庄严肃穆的秀水完全小学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学校，它建在秀水集镇的铁路边，学校的西侧就是京广铁路，东侧是一条又大又长的壕沟，是日本沦陷时，中国政府组织民众挖的，目的是藏军用火车，躲开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学校共有五个教室，一个图书室，一个办公室，一个礼堂，一个食堂，还有若干间师生用房。学校办公室就设在中间晒池的当头，正对着礼堂的大门。

我们一行小孩子战战兢兢跨进了这间办公室的大门，校长彭慧如先生正襟危坐在那把太师椅上，他十分威严地问我们这群闯进他的领地的不速之客：你们找谁，要干什么？我们其中一个胆大的回答：就是来找您的，我们要到这所学校里来读书！

我恰好在那段要上学的日子里生了一个大疮疤，部位又特别的不好，就在太阳穴边。拜见彭校长的紧张心情加剧了它的疼痛。我瞟了我的那些同伴们一眼，他们一个个大我两三岁，也紧张得不知道要把手放在那里为好。

彭校长又问我们是哪里人，有入学通知单没有，当我们参差不齐回答之后，他斩钉截铁地说：这里不收你们，你们是分在毛棚子分校的，应该到那里去报到。我们也吓大了胆子，又七嘴八舌地说，那地方离我们屋场又远，路又狭小，一路上尽是鬼坡坟山山塘水坝，大人都不敢走那条路的。我们小孩从没有走过那条路，总之，我们不去那里读书。

威严的彭校长也无可奈何了，他松了一下口，说这里没有课桌椅，没空位子。我们又进一步以退为进地说，我们自己带课桌椅，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也无所谓。彭校长无话可说，只能点头同意。就这样，我们这群很小很小的细伢仔终于磨赢了号称“老虎”的彭校长，跨进了我们当时心目中神圣的殿堂——秀水完小。我们后来也没有带课桌椅，座位也一视同仁地按高矮排队分座次。

秀水完小两年的读书生涯第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在那里，师长博学且教学规范有方，每闻预备铃响，当我们从外面的运动场涌进教室的时候，总可以看见来上课的老师站在门外等候，他们手执教鞭教具教本，微笑着和学生点头致意。闻上课钟响，老师便跨入教室喊“上课”。更重要的是学校经常开展一些大型的全校性的有益活动，师长们谆谆教诲我们，要认真学好本领，将来接好祖国的班，建设好我们伟大的国家。高小的课程开得非常全面，有体育，音乐，美术，还有地理，自然，写字，语文和算术更是经常开的。我们在初小的时候，没有学过音体美，没有学过地理和自然。高小的课程第一次把许多古老而全新的知识摆在山村孩子的眼前，对我们来说，那些知识都是一些鲜见的新知识。我就特别的喜欢地理课，也学得非常的好，地理科教师也特别的喜欢我，他每次提问，总是要叫上我的名字，叫我回答问题，我从来就没有答错过一道问题，凭此一科，我在班上就小有名气，一些聪明的同学也愿意和我交往。

那时，我在班上年龄最小，穷家饿肚的生活也使得我营养不良，个头因而也小，经常受人欺侮。比如课余时间大家都去运动场玩，男同学打球的最多，我是从来就不打球的，那些大的调皮的同学根本就不让你摸上球皮，你只有在边上看的份。因此，我一生极少打球，并且不爱打球，也不会打球。以至于现在我成了一名中学校长，对体育工作没有多大兴趣，或者说，体育工作很难引起我的大兴趣。我非常清楚，一个不重视学校体育工作的中学校长，必定是一位不合格的中学校长，我只能慢慢改变历史形成的陋习。那时，真正谈得上受人欺侮的不是摸不上球皮，而是无辜地挨打受骂，欺侮我的有一帮子同学，他们以个子高大，或者以留级生元老身份，或者以家庭出身好为骄傲资本，对我进行人格侮辱，动辄非打即骂，你不得还口还手，我的严重的自卑感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栽根的。

比如班上造具花名册时，都有家庭成分一栏。我们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报家庭出身的时候，当我报到自己是出身“富农”时，立即就引来一阵鄙夷声，每个学期都要这样羞辱一次。政治歧视和红色恐怖在当时的社会上已经很普遍，而且习以为常了。别人如要主动欺侮我时，往往叫一声“富农崽子”，我就满脸绯红，低下了头，不再说一句话了。

我到完小读书的时候，家庭的生存条件依然是异常的艰难。我们每天在学校里蒸一餐中午饭，交一分钱的煤费票。家里经常拿不出这一分钱，母亲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她除了积几个鸡蛋叫我拿到集镇上去卖掉之外，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卖掉的鸡蛋，要用来买纸笔墨水，有时还要换点肥皂、煤油和盐。一个鸡蛋只能卖五分钱，要解决搭餐的煤费往往靠我自己想办法了。一个不满十一岁的孩子却居然有了求生的本领，每到星期天，我就和两位大我三岁的堂侄去铁路桥下的河里捡河卵石卖，然后担着河卵石到两里之外的砂石场去卖掉，一天居然也能弄三五毛钱。这三五毛钱当然就不止供应我搭伙费，还能解决一些其它问题。比如穿的，到了寒冷的冬天，我除了穿一件破棉袄外，脚下那截就只有两条单裤子，常常冻得发抖。就是维持这个生活水平，都得借助我个人的劳动心血。记得读五二那期，夏天来临了，我还没有过夏的单衣服，母亲没法子，只得用我捡河沙的钱扯来几尺罗蚊帐布，她用手工给我做了两个汗衫，母亲给我一针一线地缝制，在家穿上身时，鹿姐和鹊姐还夸我穿上了新衣服，又好看又凉爽。可当我穿着进了教室的时候，却笑倒了一教室的人，只差笑掉人家的下巴。我仔细瞧瞧，只见全班都穿得比我好多了，洋气多了。我的汗衫无论是布料还是手艺，都是不伦不类的，大家叫我土包子。

吃的也是一样的艰难，全班同学的中餐挤在一个教室里吃，实在是一件比拼贫富的事情。和大家想比，太差远了也确实不像话。父母亲很是体谅我，秋冬季让我每餐带二两米一坨茴，夏季让我带三两米。这是一个定量，不管是饱与饿，都不得超过这个标准。别人就不同，我记得我们班上有一位姓潘的同学，无论是丰年歉岁，上年下年，他每餐都带八两米，吃得了吃不了都是这个水平，很是显摆，馋得我们这些穷学生直流口水。我带到学校下饭的菜，一般是腌制菜，有时连腌制菜也没有，只有在饭钵子里放两粒盐。春汛时，父亲也在没雨的夜晚带着我去山塘扒鱼虾，有时忙活半个晚上，能捞个一碗半碗，有时就干脆什么也捞不着，空人回归。

我常常交不起书钱，那时候读书是极为便宜的，一个学期就交几元钱。头一年，每到开学，我只能交两元钱给班主任，其余的，要靠母亲平日里卖鸡蛋慢慢地积累一点，分几次付清。所以，每次班主任催缴学费念名字的时候，我总是其中一个，最后一次念名字，也总是有我的份。每当老师催缴学费的时候，我便十分懊恼，常常是低着头，满脸通红，羞得无地自溶。可是我又争不了这口气，不能及时交清学费，而且也不愿意放弃读书。读六年一期时，我连两元钱也没有了，母亲特意去澎湖湾借钱，外婆给她两元钱的公债券，学校收到这公债券后反复看，总觉得有问题，七嘴八舌议论一番，原来已经过期。它是一张五八年的公债券，已经兑付完了，学校便把债券退给我，母亲又去找在银行工作的堂姐夫，七弯八拐地费了好大的劲才算是兑付了，我也算交上了两元钱的“开头学费”，欠下的就一直交不上，无论老师怎么催，家里就是找不出一分钱来。读六二的时候，家里连“开头学费”两元钱也没有，我读了一个学期书干脆就没交一分钱，那已经是一九六七年上半年了，文革的“春风”已经吹进了我们那个档次的学校，并且已经触及到了学校领导和部分教师了。学校班子一瘫痪，学费也没人来催了，交不交都一样毕业了。

实际上，还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文革的火焰就已经在秀水完小点起来了。到北京串过连的造反派头头唐小兵重返秀水完小，他来烧了几把火，学校就闹起了红卫兵运动，开始给学校领导和出身不好的老师写大字报。大字报高潮时，简直是铺天盖地，礼堂的四面墙上和晒池回廊的墙壁上都是大字报。有一天，彭校长找我有事，我去了他的卧室。彭校长和他的夫人一起只住了一间六平米的斗室，开了一间小铺。我进去以后，只见斗室里的墙壁上地上蚊帐上都是大字报，彭校长捡开地上的一张才让我进去谈事情。造反派给校领导和老师们捏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干一些让老师人格丧尽的悲剧，与各地介绍的情况大同小异，我这里不再赘述。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学校的课一直没有停下来，正常的教学秩序一直没有打乱，直到一九六七年下半年，红卫兵造反派实力完全控制了学校，学校才完全停课，美其名曰“停课闹革命”。这时，我已经顺利地高小毕业了。

高小毕业后，我继续读书的权利被剥夺了。辍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无学可升，公社还没有开办初中，高小毕业的学生都回原校闹革命去了，我要上学也是重新回到秀水完小去参加学校文革。二是父亲总认为我又聪明又调皮，他怕管不住我。那时候，今天破获一个反动组织，明天破获一个反党集团，这种人不是杀头就是坐牢。父亲就公开说怕我长大了，书读多了，也去干这样的“坏事”。三是家庭确实困难，不是一般地困难。辍学的时候，小弟已经五岁了，小妹有两岁了，一家七口常常遭受饥饿的威胁，哪里有闲钱送我读书。文兄那年十五岁，已经有了四年的农业工龄，父亲也迫不及待地将我送到生产队去做牛倌，让我帮助他挣工分养家糊口。

就这样，我暂时告别了学校生活。

三

一九七九年十月中旬，我带着在农村摸爬打滚被弄得精疲力竭的身体，怀揣着一颗被世事揉成碎片万难团圆的心，忍受着奇耻大辱，重新走进学校，来到岳阳师范湖滨分校。屈指算来，我离开学校生活已经整整十二年了。或者说，我是在弄满了十二年的农业工龄后，又重新走进了学校，重新过上了学校生活的。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我整整满二十五岁，还孑然一身！

我是多么不情愿，又是多么的无可奈何。我像一条斗败了而又死不甘心失败的公牛，蛰伏在地，瞪着血红的大眼，肚子一起一伏。那是在喘气，在伺机。跟我一级的同学，比我小了整整一个时代，我混在其中，算一个什么角色？

一九七七年，全国大学招生在禁锢十年之后，终于在年底的十二月开禁。开考前的一个月，我在《湖南日报》上读到了这条消息，真是惊喜万分。虽然我读到这条消息的时间很迟很迟，但是细心去读，就无法让我感到不振奋，大学又重新招生了，上大学又要通过考试而不是领导推荐了，大学招生的条件差不多没有任何限制了。我左看右看，上寻下找，就是找不出我不能报考的限制文字，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去问当时的大队领导，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可不可以报考，答复是可以的。没有限制就是可以。于是，我就去了秀水公社招生站报了名。

剩下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了，我白天在生产队做工，晚上就在家里看一些书。我没有读过初中高中，也就没有相关的书籍，更没有可供指导的老师和资料，全部经验是零。但是，我的决心很大，我报考的是大学文科，当时的文科考五门课程，即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治。五门课程中，我对数学是一窍不通的，其余四门，我的把握十足，因为我从一九七三年起，就比较有系统地自学了。

十二月份考试的结果是我考中了，被初录了，参加了体检，而且身体各方面都没有一点问题，我真是喜得快要发疯了。记得从岳阳体检回来的那天晚上，我和另外的两位朋友一下火车，踏上白雪皑皑的归途，就是走一路打一路的，我们唱着歌，扬着手中的雪球。

可是，当别人都接到通知单收拾行李告别家乡准备走时，我却在家等通知，一等不来，二等不来，别人都走尽了，我的通知仍然没有来。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的数学差不多是一个0蛋，而我报考的经济学又要很好的数学底子，所以，我就被刷掉了。这能怪谁呢？用一位朋友的话说，你没有进过中学的门槛，不认识XYZ，你不得0蛋谁得0蛋。朋友说的没错，我自学的时候，就从来没接触过数学这门课程。记得考大学那天，一道最难的数学题也就是一个三元一次方程文字题，我七零八碎地将答案斗出来写在答卷上，我不知道写方程式，立不了方程式。那年的数学卷，难度只相当于现在初中一年级水平，即使如此，我还是第一次与大学失之交臂。事实上，我的总分超过了录取线。没录取大学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只报考了复旦大学和武汉大学两所大学的经济系，读经济系没有数学是不行的。

一九七八年开春，我就开始自学数学。教训让我学乖了一点，条件却是非常有限，我不但是家庭的脊梁柱，同时也是生产队的脊梁柱。我必须参加生产队大大小小的劳动，还要筹划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能有多少时间自学数学呢？头年高考和次年高考的相隔时间实际上只有半年，除去头一年参加高考被初录而沾沾自喜花了一个月和过年又用去了一个月外，真正可用于自学数学的时间段也就是四个月了。另外，头一年的数学考得容易，第二年高考的数学难度便提升了许多，大约相当于现在的高二水平。我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0开始把初高中的数学全部学一遍，真是难于上青天，况且，我的资质也是很一般。

一九七八年恢复了秋季招生考试，高考在七月份举行。这一次考试，我的数学不知是考了7分还是9分，终于打破了0的记录。我又被高考初录，参加了体检，并且总分超过最后录取线十几分，但是，最后仍没一所大学要我。我报考的复旦武大不要我，服从栏中我填的是不服从，别的大学便不敢要我了。高考再一次落选，我的意志再一次遭到巨大挑战，有时候相当的心灰意冷，有时候也想重整旗鼓再来一次。

一九七八年秋天，我的小弟尚不满十六岁，便以优异的成绩跳级考进广东中山大学。他是我们家族中第一个正牌的大学生，同宗族人，亲戚朋友，无不欢欣雀跃前来祝贺。一九七九年春节刚过，我去岳阳送小弟去广州，兄弟二人专程去岳阳地区教育局一趟，我们找到招生办，专门询问一九七八年秋季高考招生情况。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女同志，她非常热心，把我的试卷档案递给了我，我一看就傻了眼，我五门课程的分数是语文74分，数学7分，历史98分，地理95分，政治87•5分。除数学一门外，其余四门我都考出了当时的最高分数。那女同志说，全岳阳地区去年的高考语文，只有四个人上了70分，你是74分，是最高分数。几乎每所大学的招生负责人都看过你的档案，都取舍难定，因为你的服从栏里，填写的是不服从。

千怪万怪，只怪我的心气太高。这两年，我填报的志愿都是复旦和武大的经济系，学经济管理一直是我的最大理想，其他的校系我一律不填报，也不服从分配，所以，复旦武大如果不取我，就没有另外的大学敢要我了。学经济管理要有扎实的数学基础，我恰好数学差，复旦和武大是两座名校，它们自然不取我。可惜，我是好多年以后才知道这个道理的。

我的做经济学家的梦纠结的太紧太密了，尽管我在年轻时只受了一点皮毛教育，但是后来在实际工作中还是显示了我在这方面的才干。如果说，人要尽天分选择一门必不可少的职业的话，我的长处不在教育，应该在经济学或者管理领域。

一九七八年大学招生考试再一次落选后，我就去做民办教师了。比起当农民来，还是当教师更有利于复习，以便再一次参加高考。通过一年的自学，我的数学知识有了长足的进步。由于还是没有受到学校正规的系统的教育和训练，虽然个人吃尽了千辛万苦，考试的结果，数学的分数仍然不高。五门成绩，总分年年在增加，高考的整体水平也提高了一个档次。高考恢复两年了，全国各地中学也认真地教了两年书，那些初高中毕业生中的佼佼者犹如雨后春笋，我们这些文革遗留下来的各类老三届，在一九七九年基本上是最后一年参加高考了。对整整隔了一代的新人，我们只能望其项背。那年秋天，当那些天之骄子纷纷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我的通知书也姗姗来迟，不过，已经由大学改为中师录取，由学经济学改为学教育，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彻底地改变。即使这纸像垃圾一样的通知书也是在我学乖了以后才得到的。头两年，我以为填写档案都要写真话，年龄和学历便都写了真实的。在简介栏里，还愚不可及地写了当十二年农民的历史，以为当了十二年农民、没有读过初高中能考上大学就是一种光荣，就了不起，谁知别人并不买账。一九七九年填写档案，我全部说了假话，把年龄减了三岁，把学历提高到高中水平，把农民的经历减去六年再增加一年民师经历，在服从栏里填上服从分配，这样才骗取了那份我十二万分不愿领取的通知书。这其中的血泪教训，怨天尤人的苦衷，非亲历者是无法体谅的。

一九七九年十月去湖滨师范的那天，是三弟送我去的。三弟送我到学校，他当我的挑夫，行李极为简单，一个家用手提箱大小的书柜，不知经历了几十年，油漆剥落，棱角全被老鼠磨烂，就是这个破破烂烂的书柜也是满叔送我的。还有一床盖被絮，也是满叔送我的。母亲给我买了件棉布小罗蚊帐，还有一条两尺多宽的垫单。就这样，我从心里上，从职业上，从实际上走出了生我养我给我无穷欢乐也给我无尽痛苦的铜盆冲，告别了还处在艰难困苦之中而二十五年来一直朝夕相处给我无限关爱的母亲，还有我的兄妹和乡亲父老。我没有笑，也没有哭，喜不起来，也无法忧戚。就这样，我默默地踏上了去师范的路。

在湖滨车站下了火车，月台上站了满满的一月台新生和送行的家长。这时，一列火车长鸣一声汽笛开了过来，只见一个鹤发童颜的老者在人群中指挥整队，交待着事宜。他自我介绍，说他叫方小农，是湖滨师范派来的接待新生的老师。方小农先生后来做了我的班主任，并与我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摩擦，也使我一生都感到愧对于老先生，此是后话。

其实，方小农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良好的。

在浩大的东洞庭湖中有一处岛屿名曰君山，与君山遥遥相对的东南湖岸有一处巨大的月牙形的湾，湖湾的后山便叫做月山，湖湾便叫做月牙湾，又因为湖湾的滩上有很多黄沙，这里也叫黄沙湾。漫长的湖沿岸上，遍种着桃树、梨树、杏树和李子树。后山远处就是著名的湖滨园艺场。湖湾里有水的时候是一片汪洋，湖水每遇大风就掀起巨浪，撞击着岸石。没有风的时候，微波就轻轻地吻着长长的防波堤岸。如果湖湾里没有水，则长一滩萋萋芳草。洞庭湖是一个季节性的湖泊，涨水时节在每年的五月至九月，大约是五个月的时间。

湖滨师范就坐落在这一处青山碧水之中。

这块风景秀丽的地方当年被美国人做了最大的开掘。当美国人在我们的国家还有很大利益的时候，他们的教会就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在这里修建楼台亭阁，修建教堂和教会学校。为此，他们投入了不少的金钱，那些建筑也修得既精致又好看，还实在好用。中共建政以后，接管了这块风水宝地，在这里开办党校和教师培训学校。一九七七年高考开禁，这里连招三届学生，我们便是最后一届。

来到湖滨师范，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不习惯，不是哪一点或者哪几点不习惯，是全部的不习惯。在心理感受上，我与周围的一切是那么格格不入。班里同学除了几个年纪稍大一点的外，全是清一色的十五岁至十八岁大姑娘小伙子，我和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也没有共同的兴趣。除开学校按照规矩将我们束缚在一起的时间外，其余时间我就不和他们呆在一起，连毕业相我都懒得参加拍摄。一个班才四十九人，读一个学期后，我还不认识班上的大多数同学，也叫不出他们的名字，因为我与他们隔了整整一个时代。究其实，这完全是我小时候就养成了的自卑心理在作怪，叫做“志大才疏，死不认输”或者“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除了心理上的不习惯不协调之外，再就是师范的作息时间让我感到不习惯，且不说那按时的上下课和自习吧，也不说那定时定点定位的晨操课间操吧，单是讲睡觉我就十二分不习惯。我是一个熬惯了夜的人，师范就寝的时间一般限制在晚上九点半钟。寝室里的电灯就像鬼火一样大小，还用总开关控制着，专职的校役来催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你睡着了为止。我天天晚上都像傻子一样睡在床上呆呆地看着那透过窗棂射进来的月亮的光，回想那如烟的也是悲苦的往事，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这股情绪常常伴随着我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夜深了，周围鼾声四起，世界已经是万籁俱寂，我才可以渐渐入睡。起床时，那凄厉的电铃声就像催命鬼一样，无论是午间还是早晨，我都不愿睁开眼睛，也不愿意立刻起床。校役进来了，他在寝室里吹起了尖厉的哨音，操场上那出操的号声已经撕裂长空，我就像一只受训的猎狗样，只得乖乖地听指令了。

第一学期，我们班上四十四名男生住在一座钟楼上，那是一个大间，四四方方，红漆楼板做的非常精致，住那么多的人是无法休息好的。第二学期，我们搬迁了，住到南边寝室里去了，我稍微习惯了一些，也改变了一些做法，比如我睡得晚（在路灯下看书），起床却特别的早。夏天的早晨，当我洗漱完毕，做完晨练，学校的起床铃还没响，我就拿着书到湖边去了，或是坐在树荫下，或是坐在巨石上，专心致志地读书。湖水涨平了岸，我把脚伸进湖水中，清凉极了，那是一种多么撩拨人心的情致，以致吃饭的铃声响了，我都没有听到。回归途中，往往会碰到巡查校园的教导主任。他问我：你又没出操吧？我说：我出了操，是一个人做的，全部做完了，同学们还在睡，便去湖边读书了。教导主任和我默契，他觉得我是一个怪人，应宽大为怀。

湖滨师范的老师给我留有深刻的印象。他们留在我大脑中的整体形象是有学问、治学严谨。我的第一任语文老师是方晓农先生，我们有一整套师范课本，因为是文科班，方先生便给我们加餐，另外教了《古文观止》《楚辞》和《诗经》。方先生一生悲苦，一九五七年被中共划为右派，剥夺了他的教育权，将他下放到农业社劳动。接着，他的妻子去世，他又不续弦，在生产队劳动了二十年，才落实政策改正归队，调进师范教我们班的语文。那时的改正右派，大凡都有一个偏执的认识，总认为共产党给他们改正了就是共产党的英明伟大，自己便感恩戴德，匍匐于地，山呼万岁。恢复工作后便拼老命也要为共产党献出自己的一切。在他们身上，封建时代的奴化教育根深蒂固，没有半点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完全忘记了是谁害得他们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屈辱缠身的，方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比较典型的人，他恨不得将自己所学的全部知识在一个早晨全部灌输给我们。关于方先生，我在后面还将详细说到他。

我的第二任语文老师是任国平先生，有了方先生的教训，任先生便乖巧多了。这老夫子有点本事，也特别爱吹牛。任先生也是改正右派，那时大约六十来岁，正处在热恋中。这位老先生对女人的兴趣特高，身体也特棒。不论讲什么课文，开宗明义都要从恋爱讲起，上课途中也要插上几个恋爱故事，年轻的学生是很容易被他吸引住的，所以，师生之间也就没有大的矛盾。任先生戴一副宽边眼镜，他看手中书的时候用眼镜，如果是看我们几个坐在教室后面不听他的课而另搞一套的几个学生时，他则一只手拿着教科书，一只手掀起眼镜片，这是他的习惯性的动作。后来，我们适应了他，只要他一掀眼镜，我们便把他教的书放到桌子上，正襟危坐以敷衍塞责，任先生也不追究。

我的第一任数学老师不记得姓什么，她是一位女的，名字叫小英，是长沙人。她的个子不高，扎着一条又长又粗的发辫，和所有的长沙人一样，穿得很朴素。据熟悉内情的包打听说，小英老师已经二十六岁了，未婚。小英老师长得小巧玲珑，很精神，她那标准的长沙口音比画眉鸟的歌声还动听。她来上课的时候，既备了课，也拿了教材，但是，她是从不打开备课本和教材的，她对教材的熟悉程度是没法子形容的，她可以把例题背下来，板书到黑板上不错一个标点，遇到了要查数学用表的，她眼睛一眨便写出了结论。我查老半天来验证她的准确性，发现是不差丝厘毫分，算是服了她。小英老师没少为我糟糕的数学成绩操心，可惜，她只教了我们一年就调进了长沙城。

物理科教师是一位山花脸，他长得又高又瘦，冬天里喜欢围围巾。上课的时候，他总是急冲冲大步流星地走到讲台上，大喝一声“上课”，这时，嬉戏的、吵闹的、逗耍的、做作业的、看书的、还有跷二郎腿的，立马“刷”地一声立正，待全班四十九个人站得如同壁立一样，他才说一声“坐下”。等到大家坐下来以后，他就在讲台上若有所思地踱起步来，从这头走向那头，又从那头走向这头，走完两个回合后，他便开始边讲课边板书，从黑板的左上角写起，一直写到黑板的右下角，最后一个字写完了，下课的铃声也就响了，真是神极了。

化学科老师姓钟，他和教数学的小英老师一样，上课也是从来不看教科书和教案的，他所讲的和所写的与书上的一模一样，化学基础知识烂记于心。

对学生最苛刻的老师就是教教育心理学的那位老师。那位老师长得又矮又胖，声音响堂，说起话来中气十足。他的课教得非常之好，只是学生不合拍，讨厌听这门课。每当老师讲完一个教育心理学原理之后，便要引出许多经典和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例子，老师的引证往往恰到好处，可是，下面听课的学生往往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没有一个人敢在他的课堂上吵闹，在这四十五分课内，他的那双大而明亮的眼睛始终在盯着班里的每一位学生，我们非常害怕他的那双眼睛，称他的眼睛为牛眼睛。老师在课堂上这么盯你，足以让你发毛，大家的神经总是紧张到了极点。他常常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或者是提问，或者是长途奔袭。如果是提问，便专喊那些不抬头的同学回答，这些同学往往在看其他书籍，十之八九是答不出来的。如果是长途奔袭，他就突然从讲台上走下来，来到你的身边，拿走你藏在桌子抽屉里的书，我就是受害最深的一个。事后，这位老师曾经问过我的同学德哥，问学生为什么不爱听他的课。德哥说：您的课讲得实在是好，可是，谁叫您教这门倒霉的教育心理学呢？老师点了点头，不作回答，只有一脸的苦笑，不知是对他的课表示无奈还是对我们这些学生表示无奈。

最喜欢装老师架子的要算那位音乐教师。音乐教师是一位女教师，年龄不大，二十几岁的样子吧。她长得非常俏丽，皮肤非常白，本来应该是挺让人喜欢的一个形象，可是，她总是怕学生调皮，一走进课堂就装得很严肃。她永远不开笑脸，一张白净而端正的脸上戴着两个镜片，不住地在我们的眼前晃来晃去，让我们心里发怵，不知道她要干什么。音乐教师开始发话了，她说：把作业和其他书籍都收起来，这节课轮到谁抬风琴呀？底下便是窸窸窣窣的收拾书籍和关桌板的声音，抬风琴的同学马上出发抬来了音乐教师的道具。这时，音乐老师还是一脸的严肃，我们在底下轻声地说：真是牛头马面啊，我们欠了你的呀！音乐教师吼了起来：吵什么吵，不准讲小话！音乐教师一激动，她的脸上便飞出了红晕，显得更加俏丽了，我们这些大男生便有点爱她了。音乐教师有点真本事，她写得一手好字，弹得一手好琴，唱起歌来也是歌喉圆润，香甜入耳。她在讲台上教唱时，戴着眼镜的眼睛一直是正视前方，傲视全班的，就像看囚犯一样看着我们，手下弹出的曲子却如同行云流水。我们被她看得发毛，常常走调，音乐教师就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说“重来”，我们只好跟着重来。音乐教师喜欢训人，她训人的样子不下于我严厉的父亲。对我来说，最害怕的就是每个学期的音乐考试，我既怕考乐理知识，更怕考唱歌。音乐教师考唱歌时，把我们一个个叫到她的办公室去单独唱。音乐教师叫上了我的名字，我就一人孤单单地走进她的办公室，站在她的风琴前，套着她的琴键撕开公鸭嗓子去嚎叫。嚎叫并不要紧，关键是老走调，唱不准调。我们往风琴前一站，既想看音乐教师漂亮而动人的脸，又要看她弹跳自如的纤纤细指，唱走调是稀松平常的事儿，音乐教师让你唱得山穷水尽，然后说“重来”，我们又只得回过头来。我真是恨透了她，却又十分害怕她。

体育教师姓乐，是一位快乐的白马王子。他很年轻，是一位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与音乐教师相反，他总是挂一脸的笑，从不发脾气，同学们和他亲热起来，还和他称兄道弟勾肩搭背。体育教师非常敬业，下雨天，就在礼堂教我们学武术，天晴的时候，就教我们体育的基本功。他把课上得有声有色，上课前，先把同学集合起来点一个名，然后布置本节课的基本内容、提示训练要点与相关的安全知识，课上完了，又把大家集合起来，再点一次名，总结一下。体育教师做得非常刻板，却相当正规科学，乃至我现在以校长身份和老师们讲上课规程时，还免不了想起体育教师的课。体育教师的达标训练十分严格，他一丝不苟，谁也不放过，你若不会，他就手把手来教你，平时还来陪你锻炼。所以，我们在训练时，尽管像羊羔一样任他摆布，却是十分的乐意，一个小时间段完了也并不走开，拿了书本就在附近的树下站着看书，随时听着体育教师的召唤，因为，有些项目是需要反复测试的。

美术教师是一个小萝卜头，我从来就没有认真听过他一节课。我手笨脚笨脑子笨，写不出一手好字，也画不出一张好画，所以，我就非常讨厌他的美术课。但是，美术教师人小本事大，他那一手好看的仿宋字和那手画什么像什么的绘画技术以及他那不高不低的声音，不管学生、不知死人发火为何事的与世无争的态度真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修炼真是到家了，我没有认真听过他一堂课，也没有做过一次作业，毕业的那年，我的美术成绩他给了我59分，让我吊在那里干着急。他的心如明镜一般，什么都照得出来。后来，我请了几个他喜欢的同学说项，他便笑着给我补了1分，让我顺利地毕了业，我山呼万岁！

我那时读的是两年制师范。我在湖滨师范读书两年，所学甚多，这两年生活，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期。在那两年里，我专心致志埋头读书，练习写作。这两年也是我诗思喷发的初始时期，也是我写诗最勤奋的时期。我是从两个方面用功读书的，一个是认真读学校规定的科目，一个是认真自修。学校所开课程，因为是中师性质，并不是很难，只是在高中的基础上深化了一点点，课堂上认真应付一下即可以解决问题。其余的大量时间，我全花在自修上面，我基本上读完了学校图书室的全部藏书。

关于怎样读书，我在师范也是走了弯路的。第一学期，我在课堂上是什么课也不愿意认真听，完全是由着自己的农民习惯去自由行事，以致期末考试，我的数学只考了五十几分。不及格就必须要补考，这等于说，我的奇耻大辱一直留在身上没有洗涤干净。从第二学期开始，我将自己的学习做了一个调整，数理化三门课程我都一直在认真听讲，课后又积极去消化，成绩也一直较好。此后的数学成绩，每次考试都在90分以上。理化两门课程学得差一点，但是，再也未补过考了。自修方面，我的涉猎甚广，文史哲各类书籍都看，学校图书室管理员是我们黄沙河的人，她见我爱读书便对我十分关心和优待，别人一次只能借两本，我一次可以借十本；别人寒暑假不能借书回家，我则可以借二三十本回家；别人只能在外面翻阅借阅卡借书，我则可以入室借阅。书籍使我开了眼界，也陶冶了我的情操，不同程度地改变了我的品行和习惯，更增强了我那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天性。我一边读书，一边学习写作，学过作诗填词，学过写散文随笔，学过写小说，但是，都不成功。我对自己写作比较满意的，恐怕是诗词中那些自以为写得比较好的东西。

在师范读书两年，我的清贫生活一如昨日。由于不善言辞，不善交结，我的助学金评得最低，每月两元，一个学期才有十元钱。每个学期的开销，就是一支牙膏，两块肥皂，还有就是剃两次头花六毛钱，其余就不花一分钱了。如果外校有人来看我，就得花一点钱来招待他们了。家里那时候仍然是穷，我第一学期上学大约是带了二十多元钱，那是家里请客时别人送的礼金。后来，每逢开学或者是回家探亲，家里顶多是给五元，一般是两元，有时也只给三五毛。有一次，母亲实在是没办法借到钱了，我只得空手回校。真是两袖清风，一双空手来去。乘火车时，我老是和乘务员打游击，每个学期，除了买一次来回的半票外，就从没有花过一分钱买车票，我把能够积余的钱用来买书，所以，我在学校活得就像一个叫花子。看现在我花钱如淌水，心里总是惭愧的，我在忘本啊！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方晓农先生。方先生是我的第一任班主任，也是我的第一任语文老师。他也是一个苦命的人，没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少年时期嚼烂过几本经史子集，比如《诗经》《楚辞》等等。由于肯用功和悟性高，他通过自学获得了极为渊博的学识。方先生年轻的时候即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几岁的时候，在全国性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了一个右派，于是，他就失去了教书的资格，被发配到老家去劳动改造，妻室儿女也一同跟他去受苦。不久，他的妻子去世了，方先生既做父亲也做母亲带着他的儿女修理地球。他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做了二十年农民，直到邓小平重出江湖才获得解放。改正右派后，方先生重新走上教坛，再执教鞭，先是在高中教了两年，后来出任师范教席。这时，方先生已经六十有二了，但是，老先生精神矍铄，浑身是劲，为了新王朝而甘效犬马之劳，并且有为新王朝献身的思想。方先生和我们这届同学是一同踏进师范学校大门的，我们在这里相识、相知和碰撞。

方先生在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他要教我们两年，要给我们当两年的班主任。他要求我们在两年中背一百篇文言文，每个学期是二十五篇的样子。方先生刚宣布完这个规定，我们班上就开始骚动，那些年龄小的连连咋舌，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简直就是目瞪口呆了。方先生上课的时候，放着师范的正规课本不讲，却搬来了他看好的《古文观止》。先头教我们时，还选一些短的、容易的文章，如《小石潭记》之类的，这些散文容易记也容易背，同学们也都踊跃地去背，尽管我们这些年纪稍大的学生天天磨蹭，被他追着逼帐，但是毕竟只是落后了一点，总算是完成了任务。后来，老先生加码了，教材也不拘泥于《古文观止》了，几乎天天换。他先抄在黑板上，我们跟着抄在自己的本子上，然后是先生的串讲，再然后就是我们的读和背。有《长恨歌》《琵琶行》《离骚》《孔雀东南飞》，以至于《史记》中的《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天哪，背这些长篇诗文简直就是要了我们的命，特别是像我这样从没有受过学校严格训练的学生，真有点难受。老先生早中晚都到教室里来守着我们，督促我们。老先生从不请人代劳，无论何人都得在他的手下过关，他亲自把关，别人就打不了马虎眼。过了关，他就给你记上一笔，没有过关的，老先生就像催命鬼一样向你索要。对于像我一样的大龄青年，老先生略作宽大，一篇长文或者一首长诗，他允许我们分次背完。我的《离骚》《孔雀东南飞》《项羽本纪》就是这样背下来的，轮到背《李将军列传》，我就产生了严重的抵触情绪，反抗和摆脱方先生的思想逐渐清晰起来。

方先生一边强制我们背那么多的长篇古文，一边强制我们学画画。

他爱好书法和绘画，能画一手好画，特别是画竹，又快又好，简直是神像。第一学期的头两个月，方先生是早读和晚自习都到教室里来督促我们背古文，午间和晚饭后一段自由时间，他就守在教室里，命令我们跟着他学画画。这时，方先生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给我们画出一幅优美的风景画。他画画的速度极快，只需三五分钟，就能画好一幅画。可是，我们就甭想休息了。他在黑板上画好之后，就在教室里穿行，督促你跟着画。起初，同学们的兴趣也是很高的，觉得遇上这样多才多艺的老师也是三生有幸。一段时间后，同学们的热情也就逐渐冷下去，以至于弄得方先生灰溜溜的。他不无叹息地说：我也是为你们好啊，怎么不多长点本事呢？艺多不占身啊！

另外，方先生还像劳改队里的长官一样，督促我们去劳动改造。

方先生自己很爱劳动，也很会劳动。那时，学校里办了一个农场，农场占地很大，并且土地非常肥沃。我不知农场配了多少工人，总之，是养了一群懒人。他们不太做事，许多事情都放在那里等着学生们去做。第一次去农场劳动是挖茴，我的天哪，我在农村挖过十几年茴，却从没有挖过他们这里难挖的茴。这里的土地板结得像石板一样，到处是开了圻的土块，挖出来的茴只有狗卵子那样大。一个班的学生加上班主任共五十个人堆在一块茴地里弄一午，也不如我在生产队两个人在同一时间内的劳动成果。老先生一点都不会组织和管理生产，同学们堆在一块地里吃大锅饭，没有任务，没有进度，干多干少就是一笔糊涂账。我们一到劳动工地就磨洋工，心里就埋怨。我们都是农村来的孩子，什么事情没做过，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大龄青年，早就是生产队里的顶梁柱，还需要学农吗？

方先生装得很积极，他带的我们班比别的班的劳动次数要多，劳动的功效要高，他便受到学校的表彰。这样一来，他就更加卖劲了，便去接受更多的任务。没事做的时候，还主动找学校出点子，学校一经批准，他就带着我们去完成新的任务。比如去采石场采石抬石，比如开荒种菜，改善学校伙食等等。方先生这样子充积极，班里的学生怨气冲天，只是谁都不吱声，跟着他混日子。最苦的还是他老先生自己，没有人担茴担大粪，他只能自己去担。苦的重的累的好像就是他包下来的似的。六十几的老人能有这股劲这种精神的确是不容易的。现在回想起那一幕幕，做学生的只有汗颜的份。

方先生学识渊博，教学水平却是非常平庸的，举两例说明。

一是他轻视现代文，重视文言文教学。师范有一套规范的教材，教材以现代文为主。先生是不把这套书当数的，他自行其是，专拣古籍中的名家名篇来教我们。如果是教现代文，他一堂课可讲两三篇课文，认为现代文无内容可讲。讲起古文来却是滔滔不绝，总是反复地讲，带着我们反复地吟读。第二个例子是教作文，他教作文时要板书一黑板的豪言壮语或者是壮美优美的词句，希望我们作文时将这些词句嵌进文章之中。简直跟小学三年级语文老师教起步作文一模一样，他们就是从“连词成句，连句成篇”学起的。

我是一匹难以驯驾的野马，经常跳槽，自然成了方先生眼中的坏学生，于是，将老先生从我们班赶走的暗流被我掀起来了。我在与我交好的大龄同学中间鼓动，通过他们又去鼓动其他的学生，而且，我自己也带起了头。我的主要做法就是不听他的课，不做他布置的作业和其他的工作任务，也不去背书了，在作文中有意无意地嘲弄讽刺他，弄得他难堪。方先生也写很长的评语来嘲讽和批评我，这样的唇枪舌剑战了几个回合。最后一次，我写了一篇梦游文章，将他比作一株老朽的刺树，咒诅他被夏天的霹雳炸死了。这真是气昏了老先生，他非常注意我的动向，我上午交过作文，他在中午就挑出来看了，下午就报告给了学校当局。此后一个月，学校当局每个星期要找我谈话几次，叫我承认是骂了方先生，认一个错。我就来了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死活都不承认。反正那是一个虚拟的故事，故事里面的人物全是虚拟的，谁也用不着对号入座。校方对我的顽固态度也没有办法，吓唬也不顶用，这个案子只好不了了之。我那时如果被校方诱供成功，肯定是要遭到开除的。校方诱供失败，就不能对我怎么样。他们是明确地败下阵来，方老学生失算了，从此，他就一蹶不振，师生二人相见形同路人。这次事件对老先生的打击恐怕只亚于一九五七年划右。随后，方先生的课就没几个人听了，大家并不缺席，只是上甲课做乙事。有一次上语文课，我数了一下，全班竟在习习春风中睡死了二十五人，还有二人拿着张大报纸在手上公然摊开着看。

第二学期只教了我们一半的时间，方先生便告别了我们班去另一个班上执教，我们则换来了第二任语文老师任国平先生。自此，我们获得了自由，也获得了发展。

现在想起这件事情来，我仍然是愧疚万分的。方先生的心肠不坏，知识也渊博，他的确是为我们好，顶多是他不懂学生管理罢了。他把带师范学生混同于带小学生，又约束得极为严格，我何以把他放到一个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去呢？我并不是害怕背书，顶多是不愿意他过严地管束我。方先生离开我们后，那年，我在三合中学实习，一个月中利用业余时间背下了一本《孙子兵法》。后来，在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四年两年中，我就利用上班路上的机会，背会了两本诗集，一本是《唐诗三百首》，一本是《千家诗》。师范毕业后，我一直没见过方先生的面，也不知他还在不在人世！但是，他对我的教诲，我一直未能忘记。他在我的作文后面，在我的成绩鉴定表上所写的评语，我一直当警钟保留并时时敲响。如果有机会，我一定执弟子礼去拜见老先生，求得他的宽恕。

两年的师范生活一结束，我就踏上了教席。以后，总想找个机会再去读书，特别是想去圆那个囿结于心的大学梦，也总觉得自己的性格习惯与学校的管理格格不入，就一直没有争取机会。前两年，我去教育学院参加中学校长的培训，更看不惯那里的教师，年纪大的平庸自满，年纪轻的又盛气凌人。更听不惯那里的课，他们只知道照书念经或像农村支部书记作报告“这里”“那里”“嘿，啧啧”，没一个老师具有演说的天才，根本就不如我的师范老师教出来的课。培训两个月，我实际在校的时间是三十五天。但是，我自修了一全套学校管理的书籍，对于如何当好中学校长，怎样管理好一所规模较大的农村中学，那次培训还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我的读书经历是如此的简单，总结年限为七年半。只受过并不完全正规的中等教育，个中甘苦，只有自己心中才能体会。现在写出来，无非是告诫后人，要珍惜学校读书这段黄金时间，也别像我那样的目无师长。

首发散文网：https://www.sanwenwang.com/subject/37157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