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秋天
那年秋天，悲痛欲绝的九亿多中国人几乎流干了眼泪，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永远离开了人世。而在此之前，尊敬的周恩来总理去世，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与世长辞；一场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将唐山夷为一片废墟。再后来，“四人帮”被逮捕并接受隔离审查，延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彻底结束。可以说，那是多事之秋的一年，是不幸和灾难同时降临给人带来悲伤的一年，也是中国历史转折的一年。
那年秋天，我那年仅33岁的父亲，在讲阶级斗争的那个年代，做了一件我至今都认为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他把不可能实现的事变成了现实，让自己不满14岁、被剥夺了上高中的权利的儿子，坐进了高中的教室里，弥补了对儿子的那份亏欠。如果没有他的坚持、努力和不懈的奔走，或许我现在已是一个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本来，在新店公社龙会桥学校读了七年小学和初中的我，被推荐上高中是“麦田里捉乌龟——十拿九稳”的事。当时，只有“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子女不能享受继续读书的权利。我家土改时划分的成份是中农，我的成绩也很优秀，小学阶段还当过班干部，进入高中读书顺理成章。然而，初中临毕业时，“反击右倾翻案风”愈演愈烈，所有的“地富反坏右”遭到批斗，名额不够，就找人补缺。我爷爷的二哥，曾参加过秋收暴动，抗战期间从英国学成归国后，却成了成都中央军校的上校化学教官。抗战胜利后，还调经济部任驻日代表，从闹革命的共产党“蜕变”为国民党高官。一个小小的生产队，居然隐藏一个“叛徒”、“卖国贼”的弟弟，那还了得？可想而知，我爷爷逃脱不了被打成“漏划四类分子”的命运，我自然也会从推荐上高中的名单中划掉。
那年秋天，是父亲最为焦虑和痛苦的秋天。父亲感到非常地难过，不怪天不怪地，只怪自己出身不好，还连累求学欲强的孩子读不了书。但父亲是个不认输的人。得知表哥的姐夫熊正慧担任新店中学的校长，就和表哥一趟趟地去托人找关系。鉴于龙会桥学校没有推荐我，熊校长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擅自录取“漏划四类分子”的孙子。但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尽管我表哥是过继给他岳父岳母当儿子的，和他老婆并无血缘关系，却依然是他的小舅子。于是，他便采取变通的方式，找到在定湖中学教书的老庚彭良梅，开具新店中学的转学证，把我转到了定湖中学。
跟随挑着被子和箱子的父亲走在往新店镇十华里左右的公路上，我在龙会桥学校的同学都感到十分的诧异。他们都知道我没有被新店中学录取，但却为何也挑着被窝行李一副去读书的样子？我们父子在新店街上与他们别过，经过新店镇与湖南省临湘县定湖公社临湘街那座叫万安桥的石桥，往定湖长岭街方向走去时，他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家走通了路子（关系），把我弄到湖南读书去了。然而，当看到一个个曾经熟悉的同学走进我本该进的新店中学报到时，我的鼻子，还是不由得一阵阵地发酸。
那年秋天，也是父亲最为得意的秋天。走在去定湖中学十华里左右的沙石公路上，不时有人 和父亲打招呼：“你这个做哥哥的，真好，亲自送弟弟上学。”父亲带着憨厚的笑容自豪地解释说：“这是我儿子！”那一刻，我突然觉到父亲是多么的伟大。(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那年秋天，我走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学校是陌生的，老师是陌生的，同学也是陌生的。看到的山川河流，见到的老师、同学，都是未曾相识的陌生面孔。在定湖中学，我首先得熟悉环境，结识新的老师和同学，还要克服语言上的障碍。彭良梅老师领着我到学校报到后，我领到了新书，被分到高九班。教室里，桌椅板凳和我原来读书时的学校相差无几，但黑板却是用黑油漆涂在玻璃反面的那种，显得特别的高级。教室里装有喇叭，每天上课前和下课后，学校的广播室还会放几支歌让我们听。令我欣慰的是，这里的教学条件和环境，比我那些在新店中学读书的同学要强得多。他们没有正规的课本，每天挖山填沟，硬是把两座山之间的那个沟填成了一个大操场。但论住宿条件，定湖中学却比新店中学差。我们那年的高一年级，有七、八、九三个班，每班一间宿舍，床铺是通铺；而新店中学虽然每班也是一间宿舍，住的则是高低床。
那年秋天，我懂得了什么叫悲痛欲绝。9月9日下午上课前，学校的广播、教室里的喇叭，同时反复播送着一条紧急通知：“请各位老师、各位同学，马上返回办公室和教室，有重大事情广播”。接着，播音员沉痛的声音响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于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随着哀乐响起，教室里立刻哭声一片。一直以来，毛主席都是我们心中的太阳，我们把毛主席当作自己的最亲的人。小学的时候，我们骄傲地戴着“烈士鲜血染红的一角”的红领巾，每天读着“红宝书”；初中的时候，我们戴着“红卫兵”的臂章，真把自己当成了“毛主席的好孩子”。如今太阳陨落，怎不叫我们哭得伤心拗动？那些日子，看到每个走过身边的人，没有哪一个不是哭肿了双眼的。
那年秋天，我学会了团结同学，与同学们打成一片。我们班上的同学，基本上是定湖人，只有我和新店街上的谢奇志两个“湖北佬”及后来从坦渡公社转来的几个学生是外地的。谢奇志是彭良梅老师的亲戚，城镇户口，也就是吃商品粮的。他从新店中学初中毕业已经一年，但他的父母觉得他老是在家待业不是那回事。得知我要去定湖读书，他的父母觉得有伴了，也请彭老师帮忙。于是，在家玩了一年的他，成了我在湖南读书的惟一湖北老乡同学。他家里的人都叫他“三赖子”，不知是小名还是绰号。后来，我们跟着这样叫他，他却很生气地说：“谁再这样叫，我就打谁”。他虽然丢下这样的狠话，大家却照叫不误，弄得他最后没有了脾气。他后来招工进了蒲圻纺织总厂，我从新店坐车去蒲圻二中读书时，还在班车上见过他。据说企业改制后，他回到了新店做小生意，但我一直没有见到过他。那时，我每个星期去定湖中学，都是先到他家，和他一起过万安桥，到临湘街约在八班读书的刘凯波，然后与临湘街附近的文子、官宝等同学一道去学校。去定湖长岭街的公路两旁，满是已经结籽的苦楝树，活泼好动的刘凯波和谢奇志，就摘下那些苦楝籽，追着打我们几个。我们几个不甘被打，就纷纷摘下苦楝籽还击。一群十几岁的孩子，就这样边打边闹边跑，以致快到了学校还浑然不知。
刘凯波和谢奇志一样，也是吃商品粮的城镇户口，住在万安桥临湘街的桥头。我见过他的父母和在外工作及当兵哥哥，还有一个读小学的弟弟。这是一个非常懂得待人接物、好客善良的家庭。有次他的父母和弟弟出门做客，让他一人留守看家。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担此重任，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害怕。他坚决要求我留下在他家过夜，给他做伴。我建议叫上谢奇志，他诡秘地笑笑说不用。只见他从家里拿出一把已经生锈的刺刀，找到磨刀石，“吭哧吭哧”地磨了起来。看到他磨刀那可爱的样子，我忍不住接过刺刀，也“吭哧吭哧”地磨了起来。十几分钟后，我们将磨得锃亮的刺刀放在枕头底下，把所有的门全部抵住。刘凯波说，如果强盗（小偷）胆敢进来，我们两个人就一起拿刺刀对付他。那一夜，倒是平安无事。刘凯波后来招工进了临湘街供销社，我曾去他那里玩过。当时，他的脚板比较小，穿的是36码女式鞋，看到我穿38码的男式鞋，他一个劲地嘲笑我是“苕脚”。不久，他调到了临湘县医药公司，给在蒲圻二中读书的我还写过信。
我们的班长陈华龙，长得眉清目秀，语文成绩特好，深受老师喜欢。每次上课前，老师都会叫他读一段报纸。他用那乡音很重的定湖话读唐山丰南地震的后续报道时，我这个在湖南读了一个学期一年级的株洲外甥，居然一时听不清他说的是哪几个字。陈华龙后来考取了更高一级的学校，毕业后回到定湖中学教书，接着当上了定湖镇的教育组长。他当教育组长时，我和后来到蒲圻二中读书、外号叫“五鸡婆”的定湖同学，还在他下乡检查工作的乡间小路上相遇过。20多岁他就当上了教育组长，足见他的能力和水平。
那时，我和谢奇志的个子都不高，又都是新店人，说的是同样的话，老师就安排我们坐在第三组第二桌。坐在我们前面有位叫江金明的同学，眼睛高度近视，虽然坐在第一桌，但看黑板上的字仍觉模糊。开学不久，在学校组织去农场劳动的路上，同学们开玩笑说，江金明的视力已经到了分不清脚下东西的地步，曾经有次人家告诉他小心脚下的牛粪，他以为人家在骗他的，趴在地上用手指蘸了蘸牛粪，再放进嘴里用舌头去舔手指，然后大叫一声：“他妈的，还真的是牛屎啊！”江金明涨红着脸否认：“哪有这回事？你们这是在拿我寻开心！”这件事，我敢肯定是编排的。江金明的视力不好不假，但他绝对能闻得出牛粪的气味。同学们如此调侃，只不过是想找点乐子罢了。
坐在我们前面一桌的，还有一位叫谢炳炎的同学，身材较为瘦小，个子和我差不多，属于没有发育成熟的那种。谢奇志比我会结交同学，谢炳炎每次和谢奇志打招呼，总是笑嘻嘻地对他“×个×个”叫个不停。定湖话中的那个“×”字，和新店话中骂人的“×”字谐音，意思却完全不一样，其实是“喂喂”打招呼的意思。由于都是刚进学校的新生，好多同学还记不住相互的姓名，只能用“×个×个”打招呼。定湖的同学知道是什么意思，而我们两个“湖北佬”并不知，还以为是骂我们。好几次，我看到谢奇志攥紧拳头想打人。后来，我们在弄懂了这个意思后，也“×个×个”地和他们打招呼。
那年秋天，我发现了一条不需要绕道新店街可以到达定湖长岭街的捷径，能节省三分之一的路程和时间。我们班上的黎火生和龚新华，住在新店公社马蹄湖对面的竹咀，两家中间，仅隔一个打谷场。小时候，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经常去马蹄湖放牛，对那一带特别熟悉。于是，每个星期回家和返校，我就和他们走在一起。马蹄湖与竹咀之间的那条河，并不太宽，我在湖堤上喊一声，他们就听得清清楚楚。河水不深时，我就卷起裤腿，小心翼翼地趟过去；河面宽阔的时候，黎火生和龚新华就拿起一只竹竿，将小船撑过河来接我。这种同学之间的互帮互爱的感情，直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每次返校，我们村的同学上屋后的岭坡往新店方向走，而我却背着十斤大米下畈往马蹄湖方向走。看到我那渐渐远去的身影，母亲忍不住偷偷地抹眼泪。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我们班上，还有几个姓谢的同学。谢先国高高瘦瘦的，皮肤较白，坐在最后一排；谢善明要稍微矮一点，但体形有些宽；还有不太出名的谢亚林。在离学校不远、我们每星期回校经过的那个大队，还有两个姓陈的同学，据说是叔伯的兄妹，一个叫陈金海，一个叫陈金娥。这些同学，都是我在九班时平常走得比较近，较为要好的。他们之中的黎火生、谢先国、谢善明、谢炳炎、谢亚林后来当兵去了部队，在解放军这座大熔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
那年秋天，我见识了什么是沼气，懂得了什么叫废物利用、能源节约。学校在操场里挖了两个大坑，然后用红砖和水泥做成坛子状的池子，将管子接到各个教室的沼气灯和教师的沼气灶上。池子里，堆放着粪便和腐植物，还把水加在里面，让其产生沼气。在老师点亮沼气的那一刻，同学们无比雀跃欢呼。自此，我们的老师开始用沼气做饭，学生用沼气灯照明上晚自习。前几年，海南大张旗鼓地在农村发展沼气，比起我们那个时候，海南已经明显落后了30多年。
那年秋天，我学会了自立，学会了替家人分忧。当时，家里给我每星期的零花钱是一元钱，我和谢奇志在学校的教师食堂搭伙，每个学期仅只交人民币八块钱的菜钱，而大米则要自己带，每个星期大概需要十斤米。学校有一个规定，凡是在学校寄宿和搭伙的学生，必须交纳一定数量的柴禾。如果不交，就用钱来买。我家离学校太远，每星期带十斤大米，已经令我这个才十三、四岁的孩子不堪重负，如果再挑着一担柴禾，那肯定是吃不消。爷爷奶奶已年近七十，不可能替我挑柴去学校；父亲虽然年轻，但腿脚不方便。在我才几个月的1963年，穿上军装即将于第二天走上运兵列车的父亲，在地方政府招待他们新兵看电影的那天晚上，放电影的大礼堂突然倒塌，他的脚不幸被打断，留下了永远的残疾。叫一个这样残疾的父亲，挑着一担柴禾走十几里路，我于心不忍。虽然从八岁起，我就在生产队里插秧、割谷，给家里挑水、劈柴，上山砍柴、挖树兜，放牛、打猪草，但没有干过比这更重的活。得知同学们结伴去高山村砍柴，想到家里人为我读书操碎了心，我立即要求和他们一起行动。和同学们在高山村打了几次柴后，我交足了学校要求的柴禾数量，也懂得了如何为家人分忧，自立自强。
那年秋天的记忆，令我是那么的刻骨铭心。多年来，我一直寻找这些当年的同学。那年，我去初中和在新店读高中的同学祖建钢家祭拜他去世的奶奶，他老婆盯着我看了半天，问我：“你在定湖中学读过书吗？”我回答说：“读过哦。”她惊喜地说：“我是陶良君，我们是高九班的同学啊”。当时，我就向她打听这些同学的情况，但那个时候的通讯不发达，她知道的也只是一鳞半爪的信息。祖建钢当年在石人大队当赤脚医生兼石人小学教师的妹妹祖艳琼，后来嫁给我在新店中学读书时一位姓杨的同学，杨同学现在湖南岳阳做生意。得知我寻找当年的同学，祖艳琼通过许多渠道，终于找到了我的老班长陈华龙的手机号。于是，我赶紧和他联系，打听同学们的情况，计划在得闲的时候和他们聚聚，一起回忆那已逝去的时光。
今年，第二届“中国有机农产品展销会暨中国青（米）砖茶交易会”在我的家乡湖北赤壁举行，组委会决定举办首届中华“赤壁砖茶杯”诗文大奖赛。我向组委会投了一篇题为《最是难忘故乡茶》的散文，没想到竟意外地获得了银奖，并得到通知要我回赤壁领奖。我和内人计划：11月7日飞机抵达长沙后，先到岳阳楼游览，然后去临湘和同学们见面，晚上赶到赤壁报到。没想到，机票订好即将出发之前，我准备给陈华龙打电话时，意外发现已经找不到他的信息了。原来，我换了一部手机后，在倒腾信息时把一些号码弄丢失了。这下，我可真得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无奈，我又和祖艳琼联系，拜托她打听，自己则在网上找寻他们的信息，按照网上查到的陈华龙同事的电话，一一联系。信息反馈回来了，但接电话的却不是陈华龙——错了一个数字。反反复复之后，还是祖艳琼弄到了准确的号码。
听到陈华龙的声音后，我立即告诉他，我和内人将于11月7日到达临湘，请他将刘凯波、黎火生和龚新华的电话先告诉我。他说已有十多年没有见过黎火生，更不知道他的电话，其他两个倒是有。打通刘凯波电话后，他激动地说：“我只知道你后来搞创作去了，但不知具体地方，你还记得我啊！我现在岳阳做生意，你到后先找我，我们一起去临湘。”龚新华是从生产队、村、乡镇，一步步地干到临湘市政府部门的，得知我要到临湘，倒是显得比较平静，仿佛知道迟早有这么一天到来似的，连声说：“好！好！我在临湘等你！”我自1977年春季离开定湖中学转学到新店中学后，见过刘凯波和陈华龙，但一直没有见过龚新华，也就是说，我有37年多没有见到过他。电话中听到同学们那熟悉的声音，我就在想，他们，是否还是我熟悉的那张脸？内人则在一旁打趣地说：“你这些38年前的同学，时间久的有37年未见，晚的也有34年左右，到时你们可不要抱在一起哭啊。”
动车抵达岳阳时，刘凯波已经在酒店里点好了菜。虽然已经当上了外公，但他的模样却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多了几根白发。他不大喝酒，专门请了一位姓陈的兄弟陪我和内人。酒足饭饱之后，他又带我们去岳阳楼，当起了“义务导游”，接到陈华龙和龚新华的催促电话后，马上又联系了一部车，立即往临湘赶。
车临近临湘，龚新华的电话来了，听说陈华龙已安排饭局，非要刘凯波给陈华龙打电话推掉，由他来安排。到达临湘市政府大楼后，一群接一群数不清的鸟，在龚新华办公室对面的山上，不时盘旋，发出“叽叽喳喳”的欢叫声。内人风趣地说：“这些鸟儿是得知你们30多年后相聚，特地飞来庆贺的。”
看到刘凯波、陈华龙和龚新华的相貌依然，岁月的流逝却卷走了他们过去的青春和年华，我不禁感叹大自然的无情。在回忆过去的同学，回忆那不堪回首的秋天时，我们的心情又是那么的沉重和伤感。知道我好不容易来一趟临湘，他们竭力挽留，但我必须连夜赶到赤壁报到，参加第二天的开幕式。晚饭后，刘凯波为我叫来了一辆出租车，陈华龙执意给我送上一盒临湘特产“十三村”。我刚到赤壁报到后打开宾馆的房门，刘凯波的电话就追了过来，一个劲地说招待不周，下次再补，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由于同学们在天南地北工作的关系和时间匆忙的原因，我这次只见到了三个同学。但同学之间那种真挚的情谊，却让我铭记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