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东旧事（二）

城 东 旧 事（二）

------月下李说

蔡 妈

是在六四年的初春，天正落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我随父母来到这座宅院，院里脏乱不堪，到处堆着建筑垃圾，泥水飞溅，人得踏着砖头跳着过去。我们看过三个户型，有三室也有四室，当时是可以任意挑选的，而父亲就看上了北楼一层的两居室，说那里出入方便，门前可围个花园，父亲是喜欢花草的，便说：“家里人少，够住就行了。”我们的新居就这么确定下来，而且几天时间就搬进了这座宅院，一住便是三十多年。

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院子里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建筑垃圾被清除的干干净净，就有人拉来了许多绿色植物，用青砖铺好了所有的道路，道旁便用冬青围了，栽上木槿，石榴和高大的白桦，还有柿树，几天功夫院子就成了一个很美的花园。引动了巷里的小孩天天去骑冬青树当马玩，很快几个小花园就被破坏的不成样子。父亲是早早就料想到这些的，便用了带刺的铁丝将花园保护起来，栽了许多的月季，剪枝整芽后又有嫩芽儿长了出来，五月刚过，便爆出许多的花蕾，很快那些月季就迎风招展，一朵比一朵开得鲜艳，有粉、有红、有黄、还有粉中带黄，黄中有红，十分的爱人。院里就常有人站在花园边赏花，和父母聊天，几天就认识了不少邻居，这中间最先认识也最先到家里串门的就是院里看门的蔡妈。

记得一次放学，一进家门就见桌旁坐着一位邻居，高高的额头，突出的颧骨，嘴巴很大，牙齿长得很乱，很黄，下巴往前突着，侧身瞧去，真有些猩猩的面相，这倒让我想起生物课里讲到的猿人，心想这人肯定是人类进化中最慢的那个分支了，不然怎么会长出那么丑陋的脸相呢。她和母亲叨叨着家常，口音是陕北人，却又不那么浓重，所以她们的谈话我基本能听懂。她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女子是夹在中间的，文革后期下乡到农村，尔后进了一家兵工厂。蔡妈就常常拿她女儿说事，说女儿怎么怎么地孝顺，每月二十多元的工资，总要给她交一半，每次回家都要给她带东西，不是吃的，就是穿的，记着还扯起身上的毛绒外衣，说这是女儿给她买的，她老舍不得穿，因女儿今晚要回来，穿上让她高兴。(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她说话时唾沫星子常常溅到旁人的衣服上，看见了，她还用手去抹一下，弄的对方心里很不舒服，她却根本不感觉，总是凑到别人的耳边，生怕她的话让第三者听到，真有些嚼耳根的感觉。其实她就是这么个人，院里谁家都串，谁家的事都知道，而且她知道了，全院就都知道了。她家有什么事，跟儿子生了气，家里要来人，来什么人，来人给她带的什么东西，从不藏事，喜怒哀乐都写在了脸上，是喜是愁她都要说出来，心里才会感到舒服。可这种性格，常常就让别人很讨烦，也很提防，跟她说事，心里就很打鼓，生怕惹出个事非来。也常常因她的闲话，弄的邻里相互间猜疑，结果碰在一起把话讲白了，大家才知道这老蔡的碎嘴确实该打。有人就想找她证实，结果让人劝住，说蔡妈的话，从东头过来，你得在西边听，水份大的很，不去和她计较算了。慢慢地，这院里就都瞧不起她，不把她放在眼里。而她却不以为然，依旧那么去串门，那么去唠叨，那么去说三道四，过的还挺快活。

其实她是地道的陕北人，老伴的地方土音比她浓重，说起话来，听着很费力，他也就不太与人交往。他们是何时从陕北出走的，没人知道，只听说她们是在附近扫马路的，也收些破烂便卖，两口人还老实，做事勤快，大楼院建成时，就被房管员打找着来了，负责看守大门和清扫院内的卫生。她们来时就拉着一个架子车，院门的南边有着一间平房，里外套屋，她们住里屋，外屋就放一张桌子和一个单人床，夜里她老伴就睡在那里看门，她和儿女们便挤在里屋的一张大床上。屋后有着一块空地，也是楼边的一块夹角地，起先是放着那个架子车，慢慢的那空地里就搭起一个棚子，里面是什么东西都放，收来的费报纸、书籍、酒瓶、破衣物，后来那棚子就有了墙，有了门，终于成了蔡家的后院。又搭起了锅灶，放了桌椅板凳，一家人吃饭就有了小院，老蔡喜欢养鸟，那里也就挂上了鸟笼。这个一直靠沿街收破烂讨生计的老蔡，自打住进这座大院，有了自己的小屋到有了一个象样的院子，就很少再去收破烂，那辆架子车除了清扫卫生拉个垃圾，就是借给院人拉煤运菜用了。

那个年代人们生活做饭是用蜂窝煤的，每户每月凭票供应，煤得自己去拉，逢到煤源丰盛时，你买的煤就干的透彻，形好质量轻盈，烧起来火苗发着蓝焰，逢年过节，煤源短缺，跑几次煤店都买不上。一听说有了煤，你拉车跑去，那压煤机正在一块一块地往出压，你鸡屁股等蛋一般，下一个你捡一个，那煤块能捏出水来，放在车里，不敢摞的太高，否则一路摇着回去，压在下面的就成了煤渣，成块的煤就乘下三分之二，还得凉在窗台下，让风往干吹。那碎了的煤渣干脆加水和成煤饼，晾干了切成煤块烧。

这个过程还真得一个好劳力，否则你抢不到煤，也拉不回来。院里的干部多，领导多，闲人就少，常常请着假去买煤，偏偏煤场无煤，这信息蔡妈总是第一个知道，拉煤非得借她的架子车不可。蔡妈就有了心眼，只要她能用上的，有权有势的，蔡妈就顺势将那家的煤本留下，第二日一个大早让老蔡去煤场排队，她去煤场找个熟人把煤买了回来，又两口忙前忙后的将煤给人家摆到门前，等人下班回来，看见了煤喜出望外，于是忙到蔡家道谢，有的端一碗好吃的，有的拿一些稀罕物，蔡妈是从不拒绝，又表现的非常热心，这人也就算欠上蔡家的一份人情。 那时的人情，也办不了什么事，因为是计划经济时代，人与人差别不大，富人比穷人好不到哪里去，工作差别不大，都吃的大锅饭，你有我也有，工资也相差不多，你能买得起一双鞋，我也能买，差异就在物质条件上，有权有势，门路就广，结交就多，别人订不到牛奶，他就可以订到，别人买不到肉，他就可以通过关系买到一个猪后腿。蔡妈的这份人情债常常是在这些方面还给了她。

冬天到了，就得准备过冬的菜，到菜场买白菜、萝卜和大葱，这菜也得有熟人，才能买上好菜，买了好菜才能挨到来年的春天，这买菜的事，蔡妈就托了公社书记写个条子，去找菜场的头头办了，那菜确实就好，白菜磁磁的，红白萝卜又大又水灵，买了回来，又拉了一车黄土，萝卜埋在后院里，白菜就放在屋檐下的阳光里，见了人就夸她的菜如何如何的好，是黄书记帮她找的人，又说黄书记是如何如何的好人。眼看春节到了，该买过节的肉，她又找了区长老婆，不掏肉票就拉回半扇猪来，立刻院子就知道高区长给老蔡家弄了半扇子猪，不过那个时候，人们也不大去关心这类的事，再说住在这个大楼院里的人，多少都是有些办法的，谁比谁也差不到哪去。而且院里几十户人家，一家给老蔡还点人情，老蔡就什么都有了，什么也不缺。问题是她的那张贫嘴，常常到巷子里乱说，这就引来了事非，也招来祸患。

六六年文革开始，起先还风平浪静，谁也不知道这场革命究竟要做什么，总以为那是单位上的事，与老百姓的生活毫不联系。可慢慢的，这革命的范围就越来越大，学生开始不上学了，机关单位整天开会搞运动，院子里当官的人，也不按时上下班，人们走路都变得急急匆匆，相互间不太串门聊天，见面寒喧两句，就匆匆回家关了门，人心都变得很谨慎，也很神密。

一天，还是蔡妈在各家串门，进门就说：“三楼的高区长被关了，说是有历史问题，是个反革命。”“你听谁瞎说！”听的人不信。“真的，都一个星期不让回家了。”蔡妈语气肯定。“绝对是弄错了，你别听人瞎扯。”“我也就说，那么好的人，怎么会是反革命呢！”她应承着就又到了另一家，还是讲着同样的话。渐渐的这事就传到巷子里，就有外面的人跑到院里打听高区长的为人，他们把蔡家当成了重点，和蔡妈说了整整一个上午，几天之后就有一支队伍进到了院子，先是抄了高区长的家，在院里的墙上贴满了揭露高区长罪行的大字板，文革的火焰开始烧进了大楼院。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群众性的造反活动就越来越普遍，越是普遍百姓就越有革命性，一切当权的人物，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居委会主任，也都能成为群众监督的对象。一次公社召开群众大会，有个居委会主行将一份报纸垫在屁股下坐着，中途尿急去了厕所，当她返回会场时，便被工宣队带走了，说群众揭发她把领袖头像坐在屁股底下，属于现行反革命。无论她怎样辩驳，放在工宣队办公桌上的报纸确实是她坐了。她有口说不清，经审查，家庭出身富农，这便上纲上线了，被群众架了飞机，批斗地不停点。这大楼院里住地多半是当权派，是革命的对象，也是群众监督的对象，这群众不是院里的邻居，也不是单位的同事，却是巷子里的人。

有人就看着这院子不顺眼，更见不得这院里出出进进的人物，有人牵了头，计划将院里大小头头的家抄上一遍，他们便把蔡妈叫了去，详细提供各家的具体情况，有了蔡家提供的资料，这帮人便准备动手，并让蔡妈领着他们去。这消息让老蔡知道了，大骂了蔡妈一顿，死活不准她去干这种事。蔡妈有胆量去说，却没有胆子面对里的人。那晚她躲在家里闭不出门，那帮人派人去叫，就是不开门。而这抄家的消息却让院里一个医生的家得知了，那医生姓史，大家称她史大夫，祖籍上海人，支援大西北时，一家人就迁到西安，史大夫的公公姓严，是个会计，性格豪爽，眼里掺不得沙子，他在公社下属一家社办厂工作，他的手下告诉了这个信息。那时他也就是六十多岁，个子大而魁伟，走起路来通通的声响，院里都叫他严老爷。这晚，他从外面回来，独自早早吃过饭，就在家里翻东西，找出青年时练过的一把月牙刀，尽管那刀有些锈迹，但可以威吓人，他将刀放在床下，坐在窗口静静地等着。

大约晚十时多，巷里有了嘈嘈声，他从楼上跑着下去，那帮人有十多个，走到门口就大喊大叫起来，说院里都是走资派，不批斗不足以平民愤，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他们边喊边敲打大院的门，那门是有门栓的，平时都是老蔡家出来开门，今天蔡家的门却关的严严实实，屋里没有灯光。那帮人死命在打在喊，院里都有人出来看了，这严老爷就通通通地走到门口，一把拉开门栓，手里攥着把大刀，喊了声：“想干什么！有本事从我身上过去！”严老爷穿着件衬衣，却敞着胸脯，他用手拍着胸口，一脸怒气。那帮人咋也没想到有人能档道，而且是个老汉，提着大刀，瞧那架式肯定是玩过的人，这阵式看来是要拼命的。来人先软了势头，退到巷子里，只是乱喊乱叫，可谁也不敢冲着过来，万一被这老家伙砍上一刀，就不合算了，他们就在哪里嚷嚷。院里人也都涌到了门口，知道了这帮人的目的，大家义愤添臂，喊着要去打这帮人，很快，他们就悄悄地撒伙了。严老爷给院子立了一功，大家敬佩他，称赞他。

老蔡家却不这么认为。院里人声吵嚷，蔡家的门始终紧闭着，当那伙人散去了，蔡妈却从后院走了出来，见人便说她今天不舒服，吃过饭就睡了，没想到院里能出这么大的事，她一边走一边听，装着很吃惊的样子，正好严老爷由门口进来，一眼看到蔡妈，心火就往上窜，他最见不得煽阴风点阴火的人物，而这件事的原由他很清楚，蔡妈却不明白，还假装打听刚才发生什么事，严老爷放大嗓门：“你还敢出来，不怕被那伙人吃了。”“我怕啥，我又不当官，又不是反革命，怕他个甚！”“那你刚才干什么去了，那伙人走了，你才出来看热闹。”“你严老爷说得这是啥话，这事跟我有啥关系，我出不出来又怎么样。”蔡妈有些急了，唾沫星子开始飞溅起来。“当然有关系，你心里比谁都清楚。这院里养个狗，还不咬主人呢！”严老爷发怒起来。“哎呀！他严老爷，你怎么骂开人了，我跟你前世无冤后世无仇的，你糟蹋我干什么！” “你知道我为啥骂你，有胆量去叫那伙人再来呀！”院里人被他们吵得稀里糊涂，大家只是劝严老爷回去，蔡妈还在那里诉说不平，她感到很羞辱，觉得这院里老老少少都想欺负她，她活的没有人格，没有地位，刚好来了文化大革命，她也想借此出出平日里受的气。可她的老头子却让她硬不起腰杆，他在旧社会当过几天国民党的兵，这事要嚷出去，就会有人革她的命，还是少惹事为妙。她挑起了事，却又躲着走了，可她竟没躲过严老爷，看他那副样子，肯定知道了她一些事，但不能这么受他的气呀！她把这事告诉了她大儿子。

她大儿子长的黑粗威猛，一身黑皮，一头卷发，练过拳路，喜欢棍棒，以前很少在院里露面，见了院子人，呲牙一笑，便收了笑容，那牙很白，嘴唇又厚又黑，长得象蔡妈，有点非洲人的感觉，人都叫他蔡黑皮。文革开始后，他常常领着十来个伙计在院里练拳，一练就是半夜，哼哈嘿的，脚跺在地上，就像青石拍到地上一般咚咚直响，惊的院子人半晚睡不成觉，有人说到蔡妈那里，她却讲：“我管不了他，那个犟鬼，跟老蔡一样。”结果蔡黑皮竟连练了三个晚上，折腾得院子人一肚子牢骚，蔡妈装着没听见。那个动乱的年代里，有拳有势就有理，而蔡黑皮也算一方地域里的一霸，没几个人敢撞他的。当他听蔡妈说了羞辱一事，一拍桌子便登上了严家，用脚踢开了严家的门，找严老爷算帐，严老爷不在，严叔便上前说事，蔡黑皮就不松口，非得严老爷给他妈道歉才行。严家也有三个儿子，但个个文弱书生，看着这阵势，敢怒不敢言，惹不起黑皮，严叔只好随史大夫去了蔡家，说了许些好话，蔡妈还装着受宠若惊似的，不停地埋怨他那不懂事的大儿，惹得史大夫来向她道歉。

这事第二天就传遍院子和巷子，都知道蔡家有个惹不起的黑皮，蔡妈也因此感觉到一种强势的荣耀。唯有严老爷知道这事最晚，气的要找蔡黑皮说理，被家人挡住。文革后期，这蔡黑皮在厂里搞了个护厂队，一天夜里值勤，被三个对手围住，打斗中，身上连中了三刀，在一刀正刺进心脏，当场致命，那年也就是四十多岁。黑皮不是个东西，迟早要惹出事的，这院里人都知道。可他毕竟是个人，是老蔡家的儿子，蔡家又在院里多年，多少有些情丝。大家便陆陆续续地去看望，蔡妈见到院人，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诉说他儿的不容易，拉扯了几十岁了，就这么去了，而且走的那么凄惨，这哭泣声整整持续了半个多月，在以后的日子里，时常还能听到蔡家的哭声。

蔡家老大死了，蔡妈便把心思寄托在老二身上，老二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学着老大在外而拉扯了一群狐朋狗友，三三两两地去那后院里喝酒划拳，喝醉了便在大院里耍酒疯，常常半夜里哭爹喊娘地嚎叫，闹的院子人去找蔡妈几次，这使蔡妈不得不向院人说好话，大儿子的死，蔡妈就没有了那种强势，她心里就有点害怕，怕这儿子再去惹事。她把儿子堵在家里，劝说不要再喝酒，那儿子急了，堵气不喝，把家里存放的三四瓶好酒，全摔到院里青石板上，酒气就飘了一天。蔡妈高兴地见人就讲他儿子学好了，不喝酒了。可从那天起，这儿子就常常夜不归宿，有时烂醉的被几个人背着回来，放在门外的地上睡到天明。那年征兵，蔡妈便给儿子报了名，她实在是管不了自己的儿子，多亏这小子身体强壮，几个关口都顺利过去了，听说快要政审了，她便带着儿子去了居委会主任家，求主任给他说些好话。说话间，那儿子扑通一声给主任跪了下来，连连磕头，搞的主任不知如何是好，答应帮忙。很快，那儿子就当了兵，一去便是几年，又复原到地方，分配到一家银行工作，部队的锻练，使这个儿子有了很大变化，酒不喝了，也懂了许多的礼貌，见人变得和蔼可亲。正当蔡妈高兴地向院人诉说她儿子怎么变得孝顺和懂事了，这儿子却遭到了意外的伤害。一天晚上，她儿子和媳妇在路上散步，前面来了几个人，说是要找他清算几年前的旧帐，没说几句，后面就又上来了人，拿着短棍直打他的后脑，血浆出来了，后脑被打裂，他当时就昏倒在地，媳妇也吓昏了过去，是路人打了救护车，将他们送进了医院，这儿子从此就一蹶不振，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经常头痛欲裂，痛不欲生。蔡妈又常常为小儿子流泪不止。

蔡家在院里的后些年里，生活是要好的多了，也过的很清静，蔡妈还是天天清扫院子，倒垃圾，清理各种杂物，老蔡却学依旧在养鸟，买了两付鸟笼，养了一对八哥，天天早晚担着笼子去城外的护城林里遛鸟，总是“老黑老黑”的叫它，有人说那是老汉想念儿子，把鸟儿当儿子在叫，因为蔡黑皮活着的时候，老蔡确实叫他老黑老黑的。没几年功夫，蔡妈便患了病，常常躺在床上哼哼，叫去医院，她死活不去，怕花钱。一天小儿子回来，见她难受的利害，便硬拉她去医院看病，人坚持着走出房门，刚到放架子车的旁边，眼睛就看不见了，一头昏倒在车子边，儿子大声叫她，只睁了一下眼，就闭住，再也没有睁开过，眼角是流下两行泪水。

蔡妈过世了，蔡家就再也没有那股热闹劲了，院里的卫生依旧是老蔡去做，有时是他的小儿和媳妇帮忙做，老蔡还是天天担着鸟笼去溜，但却多了一付笼子，养了一只画眉，老蔡常给人讲，这画眉爱叫，叫的好听，象他过世的老伴。

九十年代中期，随着城市建设，这大楼被拆迁了，蔡家也得了一份房权。院里人也都走的七零八散，这老蔡最终是走到哪里去了，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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