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衣
“活着回家了”，尹大柳躺在床上，长长地舒了口气喃喃地说。
这次住院近两个月，病没见好转，反而每况愈下。肝癌晚期的他，知道来日已不多了，便嘱咐儿子：回家吧。
一阵疼痛袭来，他有些迷糊了，但在意识里，知道自己还活着，回家了。他努力地睁开眼睛，看了一眼橱顶上的那只箱子，用轻得只有他自己能听见声音说：咳――，快六十年了。
……
1951年5月28日，朝鲜半岛的北汉江南岸，大柳和他的部队被美军包围了，阵地上除了大柳和班长，还有一位战友，陈金根，上海人。持续了十天的战斗，三天前就已断粮，此时已弹尽粮绝，班长从牺牲的战友身上找到了一颗手留弹，三个人靠在一起，他和金根看着班长手中的手榴弹，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
从3月7号渡过鸭绿江到现在，才仅仅72天。在志愿军第五次战役后期收缩回撤时，部队却遭遇了不测。(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此时，他们已能听到美国兵穿着皮靴的脚步声，正在逼近。班长拧开盖，掏出了拉火环，准备着。大柳和金根对班长说：拉吧! 班长犹豫着没吭声。皮靴的声音越来越近，班长突然对他俩说：“记住，活着，也许能回家”。说完起身拉环把手榴弹扔了出去，随着“轰”的一声，阵地上一切都平静了，
然而，他们从此再也没平静过，因为他们被俘虏了。
在以后的三十年里，“俘虏兵”这三个字，像一条尾巴，影子般跟在他的背后。在历次的政治运动和社会风潮中，这条尾巴时不时地被人们踩踏一脚。以至他有时会埋怨班长：当时若一起拉响了，一了百了，何似现在受这样的曲辱！
大柳有点文化，后来被安排在公社的运输站，在轮船上学驾驶。尽管常年漂泊在外，但依然免不了成为众多“学习班”和运动的对象，罪名永远是：战斗中贪生怕死，甘当俘虏就是叛国投敌。
白天競競业业、小心做人，夜晚转展反侧不停在问自己：被俘就是叛国投敌？
在被俘的初时，他确实感到恐惧和害怕，后来在巨济岛战俘营，看到了众多像他一样的战友时，便踏实多了。战俘营是没有枪炮的另一个战场，面对战俘营的虐待和暴行，他看到许多共产党员，挺身而出，团结难友，同敌人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可杀不可辱，依然铁骨铮铮可可歌可泣。
随着三八线上板门店谈判的进行，朝鲜战争渐趋平静。由于战争的双方后期是要交还战俘，而美军提出了号称尊重人权的自愿遣返，这事战俘营却出现了极大波动。美军伙同了台湾的国民党特务，在战俘营中策反宣传。面对特务的棍棒匕首、威胁利诱，很多人出现了动摇，去了台湾。就在由中立国主持的甄别营的大帐蓬里，他的战友陈金根，选择去了印度，成为了去中立国十一人中的一个。而大柳始终记住了班长“活着，也许能回家”这句话。所以他坚定地选择了回国、回家。
当大柳和六千零六十三名被俘战友，在板门店跨过三八线的那一刻，无一不放声痛哭，场面一时哀动天地。一个共同的声音在他们心头呐喊着：祖国，我回来了！
回国后，在甄别学习中，尹大柳把这二年多的战俘生活，如实向组织作了汇报。他扪心自问：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是清白的。
可是这种回到祖国，重获新生喜悦，没能维持多久，便风云突变。气氛变得紧张起来了，先是听说他的班长被判刑，为这事，大柳愧疚了一辈子，总认为由于自己的如实汇报，才招致班长获罪。接着又是重新甄别政审，直到后来集体宣布：革除军藉，遣返回乡！。
东北的三月依然寒冷，听到这个宣布，大柳裹了紧身上那件志愿军棉军衣，还是冷得打颤。就这样，大柳穿着这件棉衣被遣回老家，从此以后，这件棉衣便压在箱底，他再也没穿过它。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沉默着，常常看着门前河边的那棵大柳树发呆。他不知父母为啥要给他起名叫大柳，要知道柳树也叫苦柳啊！
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要他交待手臂上的疤痕是怎么回事。大柳心中明白，这是打死也不能说的事，所有痛苦、委曲，只能往肚里嚥。因为他清楚地记得：那是在战俘营，国民党特务知道他要回国的，为了逼他去台湾，在一个晚上绑架了他，并在他的手臂上刺了个“青天白日”。后来回到营地，他硬是用牙齿咬掉那块皮肉，也溃烂了很长时间，留下了这个可怕的伤疤，也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永久的伤痛。每当看到这个伤疤，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想大哭一场。
在那个岁月里，他只看过半部关于志愿军的电影，是《英雄儿女》。看到王成牺牲，他含着眼泪走出了场地。他想：要是班长当时那手榴弹没扔出去，大家一起光荣了，是不是可以像王成那样，成为烈士、成为英雄？
其实，历史有时也会被误读的。只是当时大柳尚不知道。王成的原型人物蒋庆泉，当时并未牺牲，负伤被俘后，也在战俘营里。多少年后，当影片中的王成大喊向我开炮时，蒋庆泉老人正在地摊上佝偻着腰，轻轻地吆喝着：鞋垫，一元一双――。
直到有一天，单位领导叫他，说有人找。进了办公室，看到两个人，其中一个穿军装的是县武装部的。这些年，大柳已习惯了那些外调人员的询问、调查，他小心恭敬地站在一旁，等着被问。可是穿军装的说：尹大柳同志，坐下吧。“同志”！三十年了，几乎没人这样称呼过他，这两个字听起来是那么的陌生和遥远。接着向他宣读了，国务院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当听到“但他们始终心向祖国，在一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组织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争取遣返回到了祖国。”这几句话时，大柳眼含泪水，心中默念道：啊——承认了，终于承认了！
在这一刻，他想起了班长的那句话；想起了在历次运动中痛苦的煎熬；想起孩子不能当兵时的埋怨；想起了多年来被人鄙夷的目光；想起了那件压在箱底棉衣；想起了那个牙咬的伤疤……。
瞬间，二十八年的悲怨在心头聚焦而迸发，大柳突然扑通跪伏在地，啊——的一声大哭起来，而后只有泪水和抽泣，再无哭声，直至泣到肝痛。
从“俘虏”到“战俘”一字之纠，却经历漫长的三十年。大柳常想：真正让社会认识、接受那段历史，也许还需要三十年，或更长的时间。
尽管那是份迟来的关爱，那也是时代的进步。尽管在有些人看来，那种感觉犹如针尖上舔蜜：小、甜、痛。但对尹大柳们来说，已是一种满足。因为他们经历了太多的苦难，背负了太多常人无法理解的衰伤，他们最需要的是：还予一个清白堂正的身份！
……
几天后，尹大柳去世了，出殡时，他老伴遵照他遗嘱，在里边给他穿上了那件志愿军棉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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