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忆
我5岁那年，生产队办了个教学点，有两个老师，十来个本队的孩子，老师也是本队的两个青年。他们是师范“老三届”。据说是临时的，不算正式老师。那时，我们小孩子不懂得正式老师和临时代课老师的区别，只是心里很惧怕，认为老师是很厉害、很了不起的人，在当时是敬若神明。当然这些影响也还来源于在走进校门之前，父母不停地叮嘱：什么去学校一定要听老师的话，不然老师会打板子的啦等等，从而在心里种下对老师莫名的惧怕。
其实，走进教室，我们见到的老师并不是想象中的满脸横肉、青面獠牙、龇牙咧嘴的凶神恶煞。他们反倒眉清目秀，神情可爱，和蔼可亲。说话也是轻声细语，很有亲切感，那种感觉就像是自己的大哥哥，也如同自己的叔伯舅舅。虽说有几分威严，但慢慢地过了一段时间，倒觉得他们可亲可敬，特别愿意走近他们身旁。一学期快要结束了，我都没见他们训斥谁，几乎连批评谁的事都没有过。
那时，我们所学的课程内容也都比较简单，只有语文和算术两本书，课本也不像现在这么厚，每天的学习内容很少，当然更没有大本的练习册了。记得那时语文课本第一课的内容就一句话，“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外加一个感叹号。老师只教我们念会那五个大字，在课堂里一便又一遍的领读，一直到我们每个同学都闭了眼睛摇头晃脑地背下来的时候，让我们去院子里，每人拿一截小木棍，各占据一块地方，蹲下了，口里念着，在地上画，边画边退，画完一尺来宽的一行，就在下面划一道横线，另起一行；不一会儿，教室前边的院子里，被我们十来个小孩子画得伤痕累累。有的画一会就站起来，看看这个，瞅瞅那个；也有的就那样一直划到老师说下课，才肯起身。有时，后面的同学踩了前面同学的字，他就会大声嚷道：老师，他踩了我的字。老师也就微笑着说：小心，不要踩。又劝那个告状的同学：不要紧，你再画。有时，我们会提前抢占地盘，先在两边画两道深深的、长长的“边界线”，以防他人的“侵犯”；然后，我们就在各自的领地里很惬意地倒退着蠕动，那慢慢延伸的划痕，宛如农民精心耕耘的田野。
就这样，不觉得一学期很快结束了。这学期，我们在学会了“毛主席万岁”之后，又学会了“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大跃进万岁”、“三面红旗万岁”、以及“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等几十个汉字，算术里学20以内的加减法。那时，老师教“1+1”时，叫我们数指头，“10+10”也数指头，“100+100”就只好连续往上数。
那一学期，我不光学会了课本上的汉字，还额外学会了100来个汉字，那是我每天放学后在记工员那里学到的。那时的生产队，每天大集体劳动，几十人一起劳动，晚上收工的时候，大家集中到一块儿，记工员一个个地喊每个人的名字，记下每个人的工分。大多时候，只要出工就可得10分，但农忙时候，尤其在抢收庄稼时候，若有人给孩子多吃了一会奶，迟到十来分钟，队长会当面，一脸严肃说，张三或李四迟到，扣2分。本人一脸的不高兴，可嘴里也不说什么，大家也不说什么。就这样，光记工就得一个多钟头，等大家各自回到家里，已是满天星斗了。每天如此，大人们回到家里时，本来就很黑的屋子，更加漆黑阴森。因此，每当放学，我就去生产队的劳动现场。和小伙伴们你追我赶地玩，收工了，就凑近大人堆里，等着一起回家。我就干脆挤在记工员身边，看他写每个人的名字。渐渐地，时间久了，我也就认识了每个人的名字，如果，记工员偶尔漏掉了谁，我就会说出来，或者，记工员记了前一个，我就喊下一个，他会微笑着看我。这时，我心里也美滋滋的。
就这样，半年下来，我也多学了百十来个字。这事不知怎的让父亲知道了，他当然很高兴，但他却不表扬我，他对我很严厉。刚上半年学的儿子，似乎让他看到了希望；但他懂得不能骄纵儿子。因为他是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的踏踏实实的文盲。他对知识的崇拜，几乎到一种痛切的程度，那种痛切，让我永生难忘。记得那时，我家住着两眼窑洞，内壁由于灶头用柴火做饭冒出来的烟，经年累月的熏染，简直是漆黑光亮了，就在那漆黑光亮的壁上，画满了一溜溜1寸来长的竖线，长短不一，弯弯曲曲，状如蚰蜒，始终爬在那里，一直爬到我的心里，让我一直感觉不是滋味。后来我知道，那是父亲自己能懂的账本。而那时，那些类似人类先祖结绳记事的状如蚰蜒的“账本”就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每当新学期开学，我抱了新课本回家，父亲总要说：我看你的新书。然后又说：念给我听。我说还没学。他说：总有学过的吧？我只好硬着头皮挑我认识的结结巴巴、断断续续地读给他听；其实，他也在似懂非懂的听。就那样，年年如此，从不例外。由于父亲的坚持不断，后来我也掌握了规律，知道那是每年必过的关口；也就有了心理准备，每当领到新课本，先把整个课本所有的课文读一遍，以准备接受父亲的检查，生怕读不下去时，看到父亲近乎痛苦地黑下脸来；久而久之，我也慢慢多学了几个字，也慢慢喜欢上了语文这门学科。
后来，我想：父亲那时是为听，而又不在听，说他为听，是因为那是他以其特有的近乎装腔作势的方法来督促我；说他不在听，是因为只要超过三句话的课文，他也就不知所云了。可就是那样一个父亲，以他特有的近乎愚弄的管教儿子的方式，养成了一个酷爱读书的儿子。我就是在那样一种启蒙的，近乎愚昧的教育之下，一直苦苦地读了近二十年书……尽管我未能实现父亲痛切的望子成龙的愿望，尽管我不曾跨进高等学府的门槛，尽管我是一名如我的启蒙老师一样的小学老师，尽管我和那个踏踏实实的文盲老父一样的平凡……但我问心无愧，矢志不渝。几十年来，我几乎养成了一种“恶习”，一直到现在，晚上不读几页书就无法入睡。这种“恶习”也有时变成妻子挤兑我的武器：四五十岁了，何苦呢？年轻时没做成啥有油花的搅团，现在有啥用呀？
是啊，有啥用呢？连我自己都很茫然。读了几十年书，教了几十年学；曾经的同学一个个市长、厅长、县长、教授、作家，但他们有谁忆得昔日寒窗之谊；邂逅相逢，扭转顾它，如同陌路；曾经的同事，他们也一个个是乡长，书记，即便是曾经的患难之交，也都一个个高高在上，见面先是耸耸肩，拿腔捏调；有时也指尖碰指尖象征性的握握手，随即便要拭手而去；有时也寒暄几句，不痛不痒。
尽管，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但至今依旧做得孩子王；可谓半生蹉跎，一事无成。要不是试着得一回癌症，也还不至于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虽算不得“书生”，“百无一用”是无疑了。
境遇如此，对于我，读书有啥用？我始终不得其解。
慢慢地，在无数次痛苦的思索中，我朦朦胧胧地发觉，我似乎不为自己读书，是我父亲读书，也为父亲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