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章不能注解生命
有一个能一起喝茶闲聊到半夜的朋友，许多话题我们可以聊到一块儿。但在一个问题上，我始终无法认同他的想法。前年钓鱼岛争端再起，国内掀起反日浪潮，甚至出现打砸日本车现象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如果中日发生战争，他第一个参军。我没有觉得诧异，因为他是中国许许多多有反日情结的人中的一个。我笑笑，说：“我估计是不会去了，我怕死。”
据父亲说，平民身份的曾祖父在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击伤，而后伤重而死的。不知是否是因为“曾”这个辈分拉长了时间的跨度，以致对我来说曾祖父的被害像是历史书上的墨字一般平淡而没有感情，心中全然无法生出仇恨的感觉。但时间上的陌生感并不是主要原因。
什么东西能够让一个人愿意为之付出生命？自由或许是，自身或至亲生命面临即时的危险也可能是，为真理而死我想也可以理解。然而，若对自由的坚守有迂回的方式，至亲生命有其他保全的手段，非到万不得已，走上沙场、以死相拼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即使对于真理，伽利略曾说：“签字有什么用，地球仍在转动!”
历来的暴力革命与战争中，总不乏为了某个理想、某个信念，抱着民族情怀与国家情怀而慷慨赴死的人。可是，临死之时，他们是否真正理解自己为之而献身的理想与信念的初衷，是否全然地明白民族与国家观念的由来与意义？有多少人只是为了一知半解的信仰、观念或只言片语而从容就义？即使这样的人有千千万万，却也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许多暴力革命只换来一时表面的革新，而作为其革命依据的理想与信念终被时间证明不适应现实；国家、民族间的战争永远只有站在己方角度的相对正义性。人的经历有限、见解有限，难以审慎地考察这些理想与信念；人不能选择自己的民族与国籍、无法完全摆脱类似血缘情感的民族与国家情感。这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何慷慨赴死的大都是年轻人——年长者眼中的孩子——他们见的太少、思考得太少、审视得太少。自杀的茨威格说：“恰恰是各国人民一味相信自己一方事业的正义性，成了战争的最大危险，当一个人有了更大的国际视野，就会怀疑战争的正义性。”
许许多多的理想与信念，一开始以理性的面孔登台，却以类似宗教的形式扎根于普罗大众。而当其走到了这一步，就难保人们在无意识中对其产生类似于宗教信仰的偏执与盲信。大多数的社会与家庭教育，也不会引导一个孩子对民族与国家观念进行审查。让一个人走上战场，可以是为了自由、亲人、或者自己心中的真理；而让一群人走上战场，则需要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赋予他们勇气。可走上战场的当事者，能否分得清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是自己真实所求的东西，还是他人将其引上战场的工具？
替我拿下这徽章，
我已无法再佩戴它，
它的光辉逐渐褪去，
几乎晦暗难辨。
——《叩响天堂之门》
把一个可能晦暗难辨的徽章作为生命的注解，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注解终究是人为标注上去的，而不是与日月同久远的东西；当时间终让这个注解褪色，当事人的生命之书还有多少可读性？
朋友说：“你这有点像虚无主义。”我回答道：“有多少观念、价值、感情可以称得上的绝对正确与恒常不变的呢？一次战争、一次革命就可推翻原来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许多东西，而被重新树立的观念、价值、感情又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多活些年来思考这是不是虚无主义，不是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