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录
（接上篇）
毕业遭遇文革 高考梦碎
我和王兴国同学一起编入了高26班,开始了高三的学习.当时郴州三中是郴州一所较好的中学,比起我中学阶段上过的所有学校,这是最好的一所了.学校的条件、氛围都不错.我在这里又遇到了几位恩师,高三学习顺利,成绩提升较快.特别令人欣慰的是在三中没有再遇到红中朱主任那一类的人物,三年一期的语文老师覃日新后来是学校党支部副书记,几次与我谈话都要我努力学习不要背什么思想包袱.我后来才逐渐知道,覃老师之所以关心鼓励我,一是因为他正直厚道爱才,二是学校那几年为了提高升学率,对一些成绩较好的学生往往不人为地阻断他们的前进之路.我前面两届的学生中就不乏这种幸运的例子.三年二期覃老师不再担任26班的任课教师,他仍然关心鼓励我,使我充满感激,也对即将到来的高考充满了憧憬和希望.命运似乎给我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让我看到了一线曙光和希望.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我的感觉,1967年文革过程中,学校的红卫兵造反派搞了所谓的“夺权”,把学校档案室的一些材料抄了出来,其中就有一份66届学生高考政审结论,如果考生高考分数过线,能否录取、能录取在哪一类的学校,就要看这个政审结论了.这份政审结论把考生分为四类,所谓政治条件好的列为“绝密”和“机密”,条件一般尚可的列为“一般”,(这三类与高校的专业设置是互相对应的)政审不合格的列为“不合格”（不合格意味着分数再高也不能录取）.我的政审结论是“一般”.在那个年代,这对我已经是极大的恩赐了！
但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即将降临,中国社会已悄悄步入了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前夜,命运再一次无情阻断了我的升学之路
1966年春,四清运动进入后期,驻校工作组已实际管控学校工作.北京揪出了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反党集团,下面各单位也紧锣密鼓地抓反党黑帮分子,已有几个老师被定为黑帮分子遭批斗,校园里充满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著名的“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后来被公认为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不久后的8月9日又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全国逐渐进入动乱.而六月中旬之前学校的教学秩序还是正常的,我们正全力以赴复习备考,还沉浸在自己营造的高考美梦之中.(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1966年6月10日,人民日报登载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师大女附中学生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强烈要求废除旧的高考制度,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改革高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通知中说,66年的高考暂定推迟半年.实际上这一推就推了十二年啊！我的高考梦就这样被粉碎了.
我目睹的校园文革闹剧
从66年6月中旬开始,学校“停课闹革命”,首先是有组织的批斗打成黑帮的老师,后来还波及到一些学生.大字报铺天盖地,一批老师惨遭批斗. 校园里乱象丛生,有一对老师夫妇, 丈夫姓黄妻子姓叶,家里大门上被贴上一副对联：“东风吹郴水 黄叶下长安”,这是算最文雅的.接着我们的化学老师何湘林服毒自杀,毒药是他自己在实验室配制的.再后来出现各种“观点”不同的红卫兵组织,互相对立谩骂.最后发展到兵刀相见.这里面还有一段史实：十六条明文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十六条公布不到十天,八月十八日毛氏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北师大女附中学生宋彬彬(宋任穷之女)献上红袖章,毛在问了她的姓名后说：干嘛文质彬彬,要武嘛.人民日报等媒体立即刊载了这一新闻,宋彬彬遂改名为宋要武,各地的派斗也逐渐由文斗演变成武斗.
我除了运动初期批判“三家村”阶段做过随大流的发言,后来就当“空军”了,在混乱的局面中独善其身,我告诉自己：决不能卷入这股浊浪.看到学校和社会已接近无政府状态,我作出了一个伟大的的决策,拉上我的战友兼哥们王兴国到全国串联(免费旅游)去了.这次串联旅游历时近两月,足迹历经京、沪、穗、武、宁、蓉、渝、桂等十多个城市,食宿交通全部免费.虽然在火车上挤得一塌糊涂,行李架上座位下边厕所里面全挤满了人.吃的是接待站的米饭馒头小菜,有时还得饿肚子,睡觉就在学校教室的地板上,身上还粘上了一些虱子跳蚤.但这段经历确实是我在文革中仅有的“福利”和重要收获了.
串联回来,我继续当“观潮派”,在矿里参加各种劳动赚取生活费.
而我在班上的邻桌好友颜银辉同学却在这场混斗中死于非命.颜银辉是红卫兵组织—“郴州独立师”的头头, “独立师”在郴州闹腾得很热火,还办了一份小报,颜同学要我到这份小报去做编辑,我委婉地拒绝了.这份小报的创刊号上载有颜同学本人写的一首七律诗,其中一句是：“头颅一意击刘邓、鲜血何惜洒大箐”,可怜他一语成谶,这句诗竟真的成了他的性命终结之签.
事发1967年夏,当时文革各派你争我斗、一片混乱,颜银辉在一次冲突中死于摩托车车祸.一大批造反派组织欲借颜银辉之死大造声势、扩大影响,给他办了一个盛大的葬礼,墓地就选在郴州三中校园的中心位置,墓碑上刻着“革命小将颜银辉之墓”墓穴用石块红砖水泥砌成,木棺内嵌入一钢板焊成的铁匣,匣内盛以福尔马林溶液安放遗体.出殡那天,近千人送葬.还把当时的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郴州军分区司令员张吉亭抓来披麻戴孝,行跪拜之礼.当然这种过头的行为又会惹出事端.两个月后,部队进驻各单位,在农村搞了很多农民来配合弹压,称之为农民进城.到郴州三中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捣毁颜银辉的坟墓,用炸药炸开墓穴,用铁锹扒出尸体……阿弥陀佛……
颜银辉原本是一个不错的学生,个子高挑目光深邃思维敏捷.可惜身处乱世,又不谙修身律己之道,终酿杀身之祸,死后尸骨还要再遭惨祸.成了文革祭坛上的牺牲供品,何其悲也！
颜银辉的墓茔被捣毁后不久,郴州三中的另一个红卫兵头领、颜银辉葬礼的主持人之一、高29班学生曾郴林被捕入狱,后被判刑.
我在文革中的明智之举就是尽量远离是非,只看热闹不吱声.否则也会难逃劫数.在文革停课的两年里,我参加劳动超大半年,串联旅游近两个月,参加郴州地区红卫兵文艺宣传队排练演出两个多月,其余时间除了看热闹就只剩下苦闷和彷徨了.为了排遣苦闷空虚,有段时间曾专心投入电子管收音机的装配制作,先是装三管直放式,后来就鼓捣起超外差五管机了,效果还不错,直到现在手里还有一堆已过时的真空电子管和晶体管.
这种混乱的局面一直延续到1968年冬,伟大领袖发了两条“最高指示”：一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二曰“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于是,我们66届、67届、68届三届学生一起扫地出门、下放农村.从此“老三届”这个称谓成了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特殊符号.我开始了长达五年的下乡知青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