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钱的记忆
关于钱的记忆
《读者》2014年第一期，老愚在他《关于钱的记忆》文章中，详细地讲述了一段他小时候卖鸡蛋的亲身经历，十枚鸡蛋居然卖出一块钱的高价，勾一毛钱一个，顶大人一天的工钱，买主走后，他拿着一块钱的大票，冲着太阳，眯缝着眼盯着正面那位开着拖拉机的小媳妇可劲看，说人家“宛若天仙”，我觉得有点悬，又不是开奔驰开宝马，至于吗？可见小孩子家家的，眼浅那是肯定的。
比起老愚，我的第一笔收入也不孬，两条草根换一斤粮票。
南方的夏天，小孩子最愿意玩的两个游戏，一是游泳，二是钓鱼。
游泳一般都得等到下午五六点，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不等裤头完全褪下来就往水里扑腾，水性好的一个猛子扎下去，潜出五、六米远，下水的，上岸的，清一色地光腚；也有不少淘的，专门挑正午时下水，摸过对岸，乘瓜农午睡间隙，偷偷抱了几个大西瓜，踩着水回来，那风头完全盖过《渡江侦察记》里的战斗英雄，西瓜抱上岸，先捶后掰，掰多大块，就吃多大块，人人有份。
夏天野泳的孩子，后背脱层皮是常有的事。(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小孩子钓鱼有一搭没一搭，屁股坐不稳，没有常性。鱼竿也简单，班级搞卫生的大扫帚，随意抽出一根，掐枝去叶，就能凑合着用，家里缝被子的粗棉线，团出两米，一头绑在鱼竿较细的那端，另一头再拴上一个鱼钩，鱼钩自制：大头针放进嘴里，用牙齿别，别出来的鱼钩，有好看的，也有不好看的，跟写毛笔字差不多，我天生嘴笨，弯钩老是弯不好，不是大了就是小了，嘴唇子扎破出点血，用嘴抿抿，不碍事。小孩子用的鱼食，一不用蚯蚓，二不用面窝窝，随便系根草就行，当然也有用蚱蜢的，蚱蜢是活物，下竿后，蚱蜢牵着棉线在水面上一蹬腿，正好逗草鱼上钩，草鱼在我们那叫草根子，差不多两手乍那么长，午晌的工夫，钓五六条草根子上来，稀松平常的事儿。
外公曾告诉我“春钓士雾夏钓早，秋钓黄昏冬钓草”的口诀，在这里根本用不上。
钓上来的草根子，用红薯条穿了腮绑子，拿到大堤上去现卖，新鲜得很，走过路过的也有感了兴趣，买了回去红烧的，一筷子长的鱼，至少能换上一毛钱，可我那天不走运，遇见一个没钱的主，两条草根子，好说歹说只给了我一斤粮票。
仔细打量这张有些皱皱巴巴粮票，感觉比两分钱的纸币窄了许多，揣好了回家，一路上生怕弄丢了，时不时地还用手去摁摁。
当天晚上，我用这一斤粮票跟母亲换了一毛钱，临睡觉前，我跟母亲直嚷嚷：“明天早晨上学，不用给我预备早餐，我要去买面包吃”。
那个晚上，我睡得特别香。
第一笔意外之财：捡了一摞子钱，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是多少。
小学一年级，我是在乡下外婆家念的，学校是一个二层楼的小木屋，木格子窗户上糊一层黄色的牛皮纸，淘气的孩子有时捅一个窟窿眼，被告发后是要挨老师手板的，真打。木屋下边有一口池塘，三五个堂客蹲在那洗衣服时，用一根腕口粗的短木棒子在青石板上捶着洗，偶尔还有放牛的娃把牛牵到池塘里，让牛自己泡澡玩，牛尾巴时不时地甩到它自己的屁股上，“叭叭”响，说是在打牛虻子。
小学一年级语文课，生字练习时用小田字格，我们用的是毛笔，从来没使过铅笔，更没见过钢笔，大多同学的砚是家里打碎了碗底，扣过来用，这种破碗底楼下的池塘边，水浅的时候多得去，村头溪流里也能摸得到，运气好的话，还能捡到青花瓷，至于是明清还是唐宋，只有北京故宫的鉴宝专家才能知道。墨石是极便宜的那种，成方条，每天写毛笔字前，我们都要跑到楼下的水塘边弄点水来砚墨。
每到年关，南方农村早早就有了过年的气息，好多人家都在忙着杀猪宰羊，打糍粑。乡里做裁缝的、蹦爆米花的都得提前约，一个村子一个村子来。
爆米花是小时候我们最愿意吃的零食，香香地还带点甜味，上学前装一把放在外衣口袋里，一粒粒地吃能吃好长时间，当然爆米花抓一小把丢进嘴巴里，连吃带嚼才更爽。爆米花这东西怪着哩，好象是永远吃不完，不管你什么时候去口袋里倒，总能倒出点残碴来 。
蹦爆米花的老头每次转回村子，只要听到它那一声惊世骇俗的巨响，再闻闻空气中弥漫的香味时，就准知道老头带了家伙什来了，课比每天都下得早，作业比每天都写得快，抓一缸子米，飞奔了去排队，这次蹦爆米花的地点就在我满舅外公家的堂屋里，我去的时候冬保家头一份，我象个跳马猴似地来回在堂屋子里跑来跑去，冬保在忙着收他们家的爆米花，热气腾腾时，我无意间在那个长长的布袋子边上捡到一个厚厚的钱包，没怎么细想就交还给了老头，老头连声道谢，紧忙又让我外婆多打了半缸米拿来，加上先前的一缸 ，额外又搁进去半勺糖精，最后连一角五分的加工费都没要，算是对我的酬谢，后来这事不知道为啥让狗仔队知道了，捅到公社里，村子里的高音喇叭整整表扬了我两星期，说是什么拾金不昧，“不昧”的“昧”字咋写，因为老师还没来得及教，我真地不懂。
那个时候刚读一年级，数二十个数还得掰手指头、脚指头，这么多年过去，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自己第一笔意外之财到底有多些？成了永远的迷。
第一次打架，打掉我一元两角三分，那个痛成了我永久的记忆。
小学一年级快要放暑假时，因为小事，我跟班里一个姓黄的同学打了一架，一拳头干掉人家一颗历事牙，等老师把我妈叫到学校时，他嘴里还在不停地吐血丝，为了补偿黄同学的精神损失，老妈领我去南正街副食品店称了一斤鸡蛋糕和半斤猫耳酥，鸡蛋糕软软的，个头大得分两口吃；猫耳酥脆脆的，一片片零着吃，两样点心拿去黄同学家时，我看那包装纸上渗出来不少油印子，赔完礼道完歉，至始至终，没听到一句黄同学“哎哟、哎哟”的叫唤声。
点心也不是白送的，那年班里评三好学生和少先队队员，黄同学也是举了手的。小学二年级，我们各自回了厂子弟学校，再没曾碰面，听人说黄同学后来考上了湖南大学，现在可能在长沙做了领导干部，只是在台上做报告时，说话还是有点漏风。
说老实话，之所以老是能记得起阿黄来，其真正的原因还是那一元两角三分惹的祸，那个痛成了我永久的记忆。
第一次交罚款，借同学五角的整票子，零着还人家差不多还了三个月，没算我利息，够哥们。
南方清明节前后，山上开得最多、最好看的还是毛桃，毛桃在我们那一律统称为野桃，比起一般的水蜜桃差远了去，一是不甜发涩，二是个小，永远长不大，三是表面一层绒毛，整到身上痒痒，挠挠不管用，必须洗澡，毛桃虽不中看，但花却艳丽得要命。
五月天的一个下午，风和日丽，我和兆军摸进园子时，周围没有发现敌情，在树下我俩早就把上衣扎进裤腰子里，上树后忙着摘桃，一副丰收在望的景象，半个小时不到，就整得鼓鼓囊囊，没等我俩下树，却被一帮外校高年级同学抓个正着，并押送到校长办公室，人赃俱获，校长批评教育一番，从轻发落，让我俩两天之后上交罚款，并附检讨书一份，否则告发到我们学校去，相当于异地“双规”，我俩因为身兼要职，他是体委，我是班长，手柄握在人家手里，只好俯首称臣，满口答应回家取钱，检讨书好弄，三页五页，百十行字都不在话下，带点文学色彩亦不是不可以，最让人头痛的是罚款怎么办？管家长一下子要出五角钱这么一大笔款项，总得编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没办法，只好管兆军借了一张五角的票子，连同检讨书一起上交，后来分期还款差不多三个月时间，没算我利息，还是哥们“义薄云天”，够意思。
也得感谢那个年代，没有，没有微信，要不家长和老师早就语音上了。
咱王老五，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印象中最大的一笔进帐：是四块光洋，搁现在至少值万八千。
上世纪八十年代，外公、外婆都还健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外婆一下子给了我四块现大洋，每块大洋的背面都画了一个人头像，其中两块画的是同一个人，大圆脑袋带八字胡，象胡汉山的那位，外公告诉我是袁世凯，当了八十多天的皇上；那个瘦子，就是“蒋该死”，人送外号“蒋光头”；这两人，一看就不象是什么好鸟，在我们那只有二流子才光头。穿中山装，留一撇小胡子的是孙中山，一脸的严肃相，外公说他是“国父”，“国父”我不懂，我猜一定是电影中的男一号。
外婆给我光洋时，说了一句：孙崽耶，以后你看到这几块现大洋时，你可要记得我呀！
外婆说这话时，我回头看到外婆眼框里噙着的泪花，并没有掉下来。
后来这四块光洋，我拿回来交给我母亲，母亲连同那块方手帕，一起锁进家里的木柜里，头些年我跟母亲提起光洋的事，母亲说是找不到了。
前天晚上做梦，我又梦到自己的外公外婆，在梦里，外婆给我煎的荷包蛋是双簧的。
做梦，最痛快的事莫过于捡钱，捡钱的梦，做了五十年，到现在也不愿意醒。
在梦里捡钱的事，应该是人人都有过的，不丢人。
先是一分，后来是两分、五分，脚边上到处都有，捡不过来，那种惊喜一直持续到早晨六点多，妈喊起床时，极不情愿地揉揉眼，看看是不是有硬币掉在被窝里。
我读书的那几年，大伯父成了我最大的赞助商。
在我们老家，大伯不叫大伯，叫“大爸爸”，大爸爸退休前是常德港务局的国营职工，他们的船常年在洞庭湖上跑运输，每次来岳阳，船都泊靠在南岳坡，大爸爸三两月就能来我家歇一晚，第二天一大早才走。大爸爸每次到岳阳，总要给我们家买卤肉吃，卤肉炒辣椒，特别能下饭。吃完饭，大爸爸还要仔细检查我的作业，看上面有多少个对勾，多少叉，大爸爸最愿意看我写的作文，好多次还要我大声地念给他听，他跟我讲今后一定要成为老喻家的第一个大学生，为了鼓励我下功夫，他每次都给十块钱，让我买笔买书买本子，小学五年、初中三年，大爸爸的大方一点都不逊于陈光标，我猜想，大爸爸在我身上花的钱，差不多能盖半拉子希望小学的了。
大爸爸他打的小九九，我是知道的，大爸爸就一个姑娘，他一直想要我过继给他当儿子，我一直半推半就既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始终是“脚踏两只船”，两头赚便宜。
我读高中那几年，大爸爸退休回了宁乡，去岳阳的机会不多。前年我回老家，大爸爸、梅叔带我们上山去拜祖坟，大爸爸八十多岁的人，走山路比我和我儿子都要快，梅叔在后面背了不少祭品，身体比我爸要硬朗，一点都不象是七十多。
小鸡不尿尿，各有各的道，我的来钱道，不单单是凭大爸爸打赏，还得主动出击，才能求生存。
七十年代未，八十代初，我爸爸曾带过三个徒弟，其中有一个平江来的徒弟姓徐，比我哥大不了三岁，“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按道理我们应该管他叫哥才对辈份，不知道为什么爸妈一直让我们称他为叔，因为叫不太顺口，有时候也混着叫，直接喊他的名字，他无所谓。
徐叔叔当徒弟的三年，一直在我家吃在我家住，跟着我们在一个锅里舀食，有啥吃啥。原本我睡的那个单人床归了他，每次不等我作业写完，徐叔就开始张罗下两盘，我们下棋从没白摸过手指头，定的规矩是两毛钱一盘，徐叔叔棋风好，“愿赌服输”，从不拖欠，大人不在跟前的时候。也偶尔玩点悔棋的把戏，我妹妹跟着凑热闹，老是押我这边羸，那架势跟香港“买马”似地，她每次下的赌注不大，三分、四分绝对超不过一角。
妹妹等钱赚到手，风也似地下楼，买冰棍吃，香蕉冰棍三分钱一支，清凉中带甜，绿豆冰棍四分钱一个，稍宽，上面附着绿豆、绿豆皮超级好吃，绿豆冰棍不容易化，可以轻轻地咬下一小块，含在嘴里慢慢享受，不象香蕉冰棍不抗晒，必须紧着唆，唆慢了就会趟到手指上。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还是绿豆的好吃一些，妹妹每次买回的冰棍，不管是香蕉的还是绿豆的，总要让我先尝。
妹妹赚的钱，大多买了冰棍，我却一分分地赚下来，放进储钱罐里，没事的时候，摇一摇，听听里面哗哗的响声，闭上眼睛听声，要不干脆倒出来，一枚枚地数着玩，直到数钱数累的时候才罢手。
初中升高中时，学校统一要求我们买了一套课外参考书，语数外加上政治地理历史和生物，大概七本书，绿皮的，七块三毛六，就是从我的储钱罐一分一分支出的，另外我还去市里书店，买了一本小小英汉字典，没有巴掌大，花了我0.80元，这本典我读高中时跟了三年。
上小学时，周边放电影都是露天的，不要钱，只要得了消息，十里八里都能跑了去，看得最多的属《小兵张嘎》、《地雷战》和《地道战》，等到了初中，各厂子成立了俱乐部，一角钱一张电影票，验票的工作人员正券副券盯得特死，逃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第一次看《望乡》，有个镜头是日本老太太蹲那方便，自己下意识地把头赶紧转过去，天地良心，真的是一眼都没看到；后来厂子里来了部英国片，叫《苔丝》，说的好象是一个农场干活的女孩子被地主老财家的公子（现在来说就是富二代）骗到了草棵里，没等人家脸蛋贴上，自己的脸先滚烫起来，忙忙地遮了双眼，扭过头去顾其它，看完电影回到家时，爸妈问我今天看的是什么片子，我没敢实话实说，顺口编了个名是《英雄儿女》。那两人动作，确实够得上“英雄”。
小学一年到五年，班里加起来只有十个人，初一时从洪湖那边，浪打浪转进来两个湖北的，初二上学期来了位男孩叫杨伟，白白的脸蛋，嫩得能掐出水来，跟女同学一说话就脸红，他爸是我们厂武装部的头头，部队转业军人。杨伟的数学特别好，每次考试差不多都是满分，我上他家去写作业，发现他早就在做《中学生数理化》上的题目，怪不得他数学好得出奇，对于他我一直是羡慕嫉妒恨，再下功夫也学不过他，这小子后来大学毕业分配到岳阳的一家化工厂，说是当了总工，前几年我回老家，好几次想找他出来玩，打电话到他单位，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同志，“喂-喂，嗯找谁？”
我说：“找一个男的，叫杨伟。”
她答：“我们单位男的，没有阳萎的，嗯拉嘎找错哒地方。”
小学到初中，我的学习成绩比上不足，比下还是绰绰有余，三好学生的奖状和成绩喜报贴满了家里的整面墙，那个时候的三好学生，最实惠的奖励是五个田字格本，另外还能免交下学期的学费两块钱。
初二时班主任姓易，教语文的，我最愿意听她讲文言文翻译和作文评析，每学期学校还会组织两次作文竞赛，获得前三名的一律物资奖励，第三名的给两个作文本，第二名的是三个作文本，第一名的能得到五个作文本。
初三毕业那年，我还获得了学校优秀少先队大队长的光荣称号，奖励一把带铁把弯钩的雨伞，听大人说市面上卖三块四毛八。
官方的奖励大抵也就这些，每到过年，爸妈还会给些压岁钱。压岁钱封顶五元，一个学期下来综合评定，表现稍差给两元，学习进步奖五元，外公外婆对所有孙子外孙子一视同仁，一律打五元的赏。两元、五元的票子都是嘎嘎新的，放在耳边甩一甩，能听到清脆的响声，白天揣在口袋里不敢折，怕出旧印，晚上睡觉前，找一本带硬壳的笔记本，好好地夹上，放在枕头底下，不用担心老鼠子叼走。
每年的压岁钱夹在本子里，时间长了，根本就找不到，我估计早就让爸妈摸去买菜吃掉了，贴补家用。这要是留到现在，听银行的人说：1953版的两块钱都涨到了一千多，五块钱那还不定能换多少哩。
这就是我关于钱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