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的《悲惨世界》和人道主义
雨果的《悲惨世界》和人道主义
《悲惨世界》是法国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的长篇巨著，小说以19世纪前期的法国社会生活为背景，描写了这一时期人民的苦难，谱写了一曲人道主义的颂歌。
小说以冉阿让为故事的中心，以网状的人物活动构织了一个悲惨的社会形态，而米里哀主教，沙威警长，芳汀，珂赛特，马吕斯……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
这是一个充满强权和偏见的世界，这里充斥着失业、饥饿、凶残、欺诈……罪恶如毒水般横流。在这个世界里，一部分人处于社会的上层，他们滥施手中的权力，肆意妄为；一部分人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如蝼蚁般地生活着，荀且偷生。这是一个“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难”的社会。维克多·雨果愤然用笔直斥这个不人道的世界，他割破毒疮，放出毒液，把赤裸裸的社会罪恶展示在人们的眼前，然后试图用自己的理念和信仰来修复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试图以此来挽救人类沦丧的道德，重塑人类的良知和尊严，把被“人为”破坏的人类秩序重新修复完整。
雨果反对暴虐和杀戮，如他不赞成处死路易十六，但却借助国民公会G.代表的手投了表决“暴君末日”的票。他反对杀戮无辜的路易十七，但与穷人的孩子比，“天平如果倾斜，也还应当偏向平民一面”。这种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关心，表现了他对人民深广久远苦难的刻骨铭心的感念和认识。
米里哀主教是文中一个重要人物，他是黑暗世界里的一抹光亮，他是人类良知未泯的一片余辉。在雨果笔下，米里哀主教已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布道者，他在与临死前的国民公会代表G.的谈话中，深刻地体验了一遍法国革命（一七九二年法国革命）的意义，并得益于国民公会代表G.思想的滋养，于是在他传统的思想中开始融入了以民为本的人道思想，而这番新的理念也成了冉阿让心中的“上帝”，成了他永生信奉的真理，成了他以后生活的准则，潜然成为了贯穿全书的精神和灵魂，并植根于冉阿让的心中与冉阿让相伴同行。冉阿让成了米里哀主教精神的化身，或也可看作是作者的精神落点和信仰。(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沙威是封建王朝权力的维护者，他是统治者忠实的走狗和爪牙。他奉公守法，谨严刚毅，他代表的是法律。他为社会恪尽职守，他没有思想，绝对忠诚，他有钢铁般的意志，机器般的服从，他与他的同类组成了旧的社会形态牢不可破的屏障，他也因此成为该阶级值得信赖、最为称职的警官。他容不得“刁民和妓女”，他一意维护固有的传统秩序，他也不容别人乃至自己对上层或上司的不敬，他以“正直”“无私”自律，他忠实地维护着这架残破的社会机器，保护着统治阶级的利益，他有猎犬式的鼻子，鹰隼般的眼睛，他几十年如一日地追捕着“罪犯”冉阿让，终不懈怠。
而冉阿让则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仅仅因为饥饿因为姐姐家七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而偷了一块面包，仅仅因为不堪忍受监狱的折磨跑了4次，便在监狱中度过了19个年头。当他刚走进监狱的时候，他痛哭而悔过，他“自己组织法庭”审判自己，他判了自己的罪；但等到他出狱时，他已变得“老气横秋”了。他在监狱里磨就了“仇恨”的利刃，他恨社会，“他也定了上帝的罪”。社会用饥饿和冷酷磨砺了冉阿让，冉阿让的心因此也变得又冷又硬起来。
是米里哀主教的行为感化了冉阿让。在冉阿让走投无路的时候，是米里哀主教收留了他，把他视为一个“人”。冉阿让第一次听到有人称他为“您”，第一次平等地与人——而且是与地区的主教大人——共同用餐，他心中的坚冰开始融化。然而宿怨和怀疑还是令冉阿让偷走了主教的银餐具。当他被警察再次抓住押回米里哀家查问的时候，米里哀主教没有加罪于恩将仇报的冉阿让，反而认为这套餐具属于穷人是理所当然的事，于是他支走警察，又送给了冉阿让两支银烛台上路。主教说：“现在您可以放心走了，——呀！还有一件事：我的朋友，您再来的时候，不必走园里，您随时都可以由街上的那扇门进出。白天和夜里，它都只上一只活闩。”
一个被社会恶狠狠当作垃圾扔掉的人，终于又回到了人间，他从米里哀主教的尊重中找回了失去已久的良知和尊严，他心中的坚冰成块地垮塌，一盏明灯在他的心中点燃，从此再也没有熄灭过。
当他成为马德兰市长以后，他关心人民，爱护孤寡，竭尽所能地帮助穷人。他冒着暴露身份的危险用肩膀扛起压在车下的老人，他选择再次入狱的危险拯救被误认为冉阿让的人犯，他不顾侮辱和怀疑命令沙威释放无助的芳汀，他不惜生命的危险跳车逃跑去寻找苦难中的珂赛特……在1832年的巴黎巷战中，冉阿让遇到了混入革命营垒被当作奸细抓捕的沙威，出于人道主义的思想，冉阿让没有执行枪决他的命令，毅然放走了这个一直追捕自己的敌人沙威，使他重归自由。
马德兰的人道主义举动，消除了芳汀最初对他的误解，使从不说谎的嬷嬷也当面向沙威撒谎，使铁板一块的沙威也被氧化而导致分解，最终带着难以开解的困惑和矛盾自沉赛纳河底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冉阿让的仁慈和无私，使最初误解他而后又明白真相的马吕斯痛哭流涕追悔莫及以至长跪不起……
在这部史诗般的小说中，作者着力展示了“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他通过冉阿让、芳汀、珂赛特的遭遇，展示了他对底层人民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关心。米里哀主教是善的化身，沙威是恶的化身，冉阿让正是一盏通过这正负两极的灯，这盏灯照亮了芳汀、珂赛特、马吕斯……在这悲惨世界中出现的光明，大概就是作者梦寐以求的理想。
雨果开出了一帖人道主义的药方，那就是宽容、博大、仁义、真诚，他认为人道是社会良知和社会秩序的还原剂。有人可能会觉得雨果的想法过于天真，而正是这种“天真”才更真实而迫切地反映了人类对善良和仁慈执着的向往和追求。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雨果的人道主义，可能这一思想无力承担社会变革和政治改良的重任，从形式上来看它只能借住于人们的自觉和自律，从某种意义上说带有空想主义的色彩，但它无疑发挥着巨大的感化作用，因为它是社会正义和人类良知的投影，它是被物欲世界夯压在块石下有着无穷生命力的绿芽，一旦春风化雨，绿竹抽芽，它定将对社会结构、人类命运、生存环境的改良起有巨大的促进、催化作用，其力量是不可抗拒、不可阻挡的。
评论家巴雷尔说雨果是“以巴尔扎克的方式去传播一个极端浪漫的故事”，而我想雨果更是兼用了东方式的企盼，他用他的作品真诚地祝愿着人类，希望人类的明天会更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