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东大鼓书

豫东大鼓书

大鼓书是过去豫东民间说唱艺术的俗称，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豫东一带颇具情趣的娱乐曲目。那时的乡村没什么娱乐方式，盼星星盼月亮月儿四十能放映一场电影就是不小的奢望。貌似下里巴人的大鼓书以其通俗易懂受到当时老少爷们的欢迎，想起来至今让人品味。

唱大鼓书的服装、道具、伴奏都很简单。一只扁圆形的木框皮面鼓，支在几根竹棍组成的鼓架子上，演员一手击鼓、一手打简板，伴奏有一把三弦即可。还有的甚至不用鼓，一人自弹自唱，用脚打板击节，类似“单弦”的形式。至于演员的服装，和说评书、相声一样，外罩一件长衫即可，早期演出也不用化妆，弦子一响、鼓板一敲就可以开唱。后来虽然有了女演员（俗称“女大鼓”），也只不过略施淡妆，外穿旗袍而已。艺人说唱时以打简板为主，以打鼓作为说唱高潮处的警示。因为鼓声激越，声震远近，故名大鼓书。

大鼓书艺人来自长满故事的十里八村，在青纱帐里摸打滚爬过，浑身一股子泥土味儿。他们穿着很普通，身上没有现在电视台文艺演出时演员穿得很打眼的民族演出服。演出场地要求不高，农闲时大树下和生产队的牲口屋里、场地里都是演出的场地。大鼓书艺人演出时以唱为主，唱累了开始道白，表演起来形神兼备。那个时候判定一个艺人水平的高低和现在差不多，就是看掌声，看谁会煽情，谁演出时能尽可能地多催下听众的眼泪，谁就是名家。所以艺人们往往以听众流下眼泪的多寡品评自己演艺的高低。在那个时候大鼓书艺人很吃香，好烟好酒待着，队干部亲自作陪，给足艺人面子。经常这个村没有唱完，下个村就预定好了，甚至还有争抢的现象。

大鼓书艺人们很平易近人，他们绝没有《百家讲坛》教授们的风采，他们文化不见得高，就是借助三寸不烂之舌，凭着超越常人的悟性对大鼓书说唱底本进行加工，由于加工时处处以听众的需要为中心，取材充分尊重群众需要，所以大鼓书带给观众的是艺术的原生态。它最大的特点是通俗易懂，小村人围住艺人沉浸在栩栩如生的故事里，这能给劳累一天的农人带来强烈的听觉刺激，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了小村人首选的艺术。

那时大鼓书的内容多是野史演义，什么《三侠五义》、《隋唐演义》，什么《回龙传》、《东周列国传》，什么《姜子牙》、《诸葛亮》……都是说唱的选择。说唱时艺人很投入很夸张地倾注自己的主观情感，这叫做“个人嘴里变巧能”，忽而激昂大义慷慨陈词，忽而如泣如诉泪如雨下，又忽而抑扬顿挫婉转悠长，听众们的感情随着艺人的表演起伏，一部野史演义能在他们嘴里洋洋洒洒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小村人文盲者众，不懂什么四书五经，应时而生的大鼓书无形中匡正了小村人的处事理念。(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后来由于“文革”的到来，红卫兵要“破四旧”，大鼓书艺人的野史演义类底本名正言顺的成了“破”的对象，统统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不过大鼓书还是出奇地活了下来，内容却发生了变化，这也是为了响应伟大旗手的号召。红色经典的《平原枪声》、《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成了大鼓书艺人的必修课。由于内容塑造的是平民英雄而不是现在屏幕上流行的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老百姓照样百听不厌。那时的国家不可能引进好莱坞大片，更谈不上有所谓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侵入，大鼓书成了那个饥渴年代里最抢手的精神食粮，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档次明显高于现在一些电视台的垃圾节目。在艺人一张能说会道的嘴里，马英、史更新、老洪、杨子荣等一批英雄成了不朽的灵魂，以至于现在当时的人们还能耳熟能详其中的一些英雄。

再后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门打开了，农村改革硕果累累，农民兄弟腰包鼓起来了，紧接着电视机也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到了晚上坐在被窝里看电视成了一种享受生活的模式。此时的大鼓书艺人们越来越感到生活的压力，拥有的听众越来越少得可怜，尽管艺人们绞尽脑汁想起死回生大鼓书，可终究抵挡不住听众的递减。于是艺人们忍痛割爱下定决心转型，有的下海经商，有的到南方打工。大鼓书竟成了一个名词出现在字典里，或者偶尔在电视里露一下脸。

到了现在大鼓书渐渐成了人们的回忆，留下的只有醇厚的记忆和浓浓的怀念。可大鼓书毕竟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丰厚的教益。尽管时代变迁了，那时的大鼓书透射出来的乡音、乡亲、时光的淳朴将永远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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