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兵
那是一个叫作党开的村子，从巫里往前再走不过五里地，开车就能够到达的距离。那个姓李的退伍老兵就是那个村子的。住在一个我还来不及叫出名字的田野上。据村子里的支书介绍说，一个牛棚，三头牛，再加上几十只鸡，就是他的全部家当。当然。还有那个在摆伟小学读书的女儿也算在内。
请原谅我已经叫不出他的名字。在我的记忆里，只记得他是姓李。因为他所在的那个村子的村民，都是清一色的李姓，所以他姓李就很容易被记着。说起这位姓李的兵哥，可能还要从两年前的时间说起。其实我已经记不起准确的时候。只记得有一次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一个陌生的人用陌生的云南话在我手机的那一端，叽里旮旯地说了好一阵，我除了听不出是谁的声音而外，还听出声音里充满了十足的酒味。当时为了结束这场莫名其妙的通话，我就敷衍他说，他说的事我记住了，要他过些时间后再到乡政府来，到时候具体帮他解决。于是，他当即就把手机挂了。打那以后，我也就把日子悠哉游哉地过着，完全忘记了曾经还会有这道事情。
直到去年快要年底，眼看就要过年了。一天中午，我正在温暖的办公室里做着没精打采的事，一个半中年纪的中年男子敲了我办公室的门进来。身上穿着的是我很熟悉的老解放军的军装，很旧，也很脏，肩膀、衣袖等处还被洗的发白了。头发灰白，绝对好长时间没洗过，眼睛里发出似笑非笑的光。在沙发上坐下后，他终于鼓起勇气说起了原来电话上跟我反映的事，这次是专门来要我兑现帮忙，好让他和他的女儿能够过个年。他还没说完，我早被他弄得云里雾里。当时又不好直接说记不得此事，才漫漫地和他套了好多的近乎，才想起很早前那个醉酒后给我打电话的人，和那件电话里我并没有听清的事。也才知道他的不平常的经历，还有他不平常的命运。
他告诉我说，他曾经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站，在战斗中还受了伤，后来就响应号召，光荣退了伍。在退伍时，和他一样伤情的战友都在部队办了伤残证明，回到地方后都得到了地方的安置救助。而他在退伍的时候，却认为自己虽然受伤，但身体当时却无大奈，也就没办理该办的手续，直接退伍来到了家乡，还带着来自云南的妻子。夫妻俩在家乡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女儿跟着出世了。由于党开现在都还是一个贫穷得不能再贫穷的地方，天长日久，生活的负担便毫不客气地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夫妻的感情不得不面对无奈的现实。在一些好心人的指点下，老李才凑了些钱做为路费，好不容易回到原来的部队，准备去找原来的首长帮忙，补发个伤残证明，以便挣起些地方的补助，来挽救快要崩溃的婚姻和家庭。谁知道此去事情并不如愿，原来的部队早已解散，首长们都早已远走高飞，留给他的只有一声惆怅。他闷闷地回到家里，妻子再也经不起那种日子的锻炼，最后终于离他而去，把他遗留在那个叫不出地名的田野上，一住就是这么多年的时间，除了给他留下一个嗷嗷待甫的女孩，还有一生的无助和孤寂。
听了他的故事，真的，他说的经历，真的就像一个故事，我感到非常的震惊。我不敢相信，在这样的时代里，居然还有这样的事例，而且就发生在我当乡长的村子里，而且我居然还是这样的麻木不仁。我为我的失职感到惭愧，更为他的这种遭遇和麻木感到同情。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有答应他，好歹在春节之前，尽力给他一定的帮助，等我设法找到资金的时候，就给他送去。于是，他带着一些轻松和一丝希望，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却把我弄得一身沉重。
之后的时间，我就经历了组织谈话，接着就到了春节，眼看工作调动越来越明显了。在春节的时候，由于还没有筹到足够的资金，我只好安排给了他简单的春节慰问。眼看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我调离的时间一天天来临。就在我接到调动文件的当天，我最后一次利用职权，从预留的民政资金里，调用了四千元大洋，带着乡人大主席，民政办主任和办公室秘书，最后一次去了那个叫党开的地方，在他那个通天漏地的“家”里找到了那个姓李的大兵，把小小的四千元现金送到他的手上。我当然不会告诉他，这是我在久仰的最后一次履行职务。我只告诉他，这是政府对他的第一笔帮助的资金，以后还会有第二笔，第三笔，只到帮助他走出困境为止。(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说完这些的时候，我的心情涌过一种从未有过的悸动，只感到心情和天空一样沉重。因为，从此以后，我也和他一样，在这样的无奈面前，我也不过只是一个小兵，普普通通的小兵，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