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废墟之上获得走向新生的勇气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二日，中国“汶川大地震”三周年纪念日。走在路上，当我听见广播中关于悼念汶川大地震的消息时，不禁想起东亚的两个兄弟国家时隔近三年所经历的同样灾难……为此，在向汶川地震中受难的中国同胞哀悼的同时，我也无法忘记前不久的大地震带给日本的深重灾难。
从一则报纸消息上了解到，五月十二日当天，陆续有十万余人赶赴北川灾区进行悼念活动。因而，回想起三年前的五月十二日，那些惨绝人寰的画面，催人泪下的场景，不舍不弃的执着……无一不让我暂停前行的脚步，再次陷入悲痛。还记得前两天读到当代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思想家柄谷行人先生在《地震与日本》一文中论及中日两国地震中民众所表现出来相互扶助的场面时说：“这种共同体（民众的相互扶助），乃是传统共同体消灭之后被建立起来的。”关于柄谷行人先生“传统共同体消灭”一说，从其后缀述的一段文字来看，我则不以为然。对于一位享誉国际的思想家来说，此语的出现，与其说是思想的漏洞，毋宁说是一位外国思想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隔阂所致。而此，于我却生出一点小小的思想来，也算是情感与文字作弄至不期然而然之境，不佞而形诸笔端。就此文而言，虽说柄谷行人先生是从经济视角切入提出的一己之见，但是从物质性回归到精神领域，再看“传统的共同体消灭”一说，便显示出，即便是享誉国际的思想家，于中国传统而言也有其不甚了了之处。仅从中华名族的发展史来看，“消灭”一词在此出现已经显得大而不当，遑论“建立”。话说回来，在不可抗力的自然灾难面前，人类所表现出来的“互相扶助”这一共同体，绝大部分应是人性使然，“向善”亦是人类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一种心性走向，所以这种原动力也就和历史一样，是一惯线性发展而来的，也就没有“消灭”和“建立”一说。虽然作文时，我和柄谷行人先生所面对的历史语境大相径庭，但是我相信面对天灾人祸时所产生心境的同一性是毋庸置疑的。
对日本传统的共同体是否曾消灭过，又是否有重新的建立，我不能妄加断论。但是就中国而言，要说“传统的共同体的消灭”，似乎是中华名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所不允许的，更是中国传统所不允许的，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文化的层面来分析，中国自古而今的发展不外乎汉文化的“凝聚力”以及其”消化力”二者的官能功用所致。无论是生活习性上的胡化，还是宗教领域的西化，，中华民族总是紧紧拽住一根从盘古开天以来生就的无形文化绳索向文明的峰巅攀援。在这条通向文明的路途中，与南亚西亚的交往，与西方各国的接触，无疑都为“中华文化圈”这一文化大厦增砖添瓦，逐渐地形成了统一的文化认同感。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无疑也包括日本在内。众所周知的传统文化长河中，“儒”“释”“道”“茶道”“书道”等文化领域也早已深深地渗入到日本民众的文化生活中，并且极大地影响了扎根于日本的本土文化。
提及日本的传统文化，盖莫以“武士文化”为众生津津乐道了。单从文化层面考虑，细究过“武士文化”与东周列国时期文化的学者也会不难发现：日本“武士文化”与中国的“士文化”、“侠文化”何其相似。柏杨先生总结中国文化是“酱缸文化”，此话仍是信言不虚。中国人本质上具有武士道精神的，或者说武士道精神的原形就在中国。这一点中国必然在很早以前，即东周列国时的“士文化”和“侠文化”。但是经过了道家“逍遥无为”的本土文化和佛家“清真自如”的舶来文化的相互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显得五味杂陈，包容万一而谦逊，绵延至今而自生其道。哪怕是众人眼中像新文化运动这样巨大的文化变革，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说也只是隔靴搔痒。所谓顺应时变，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实是一种文化符号的变易而已，传统文化，尤其是其精华部分早已嵌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根深蒂固，与历史的必然走向形成了强有力的统一战线，更毋论“消灭”一说了，从今天国学风靡全球之势看来，当时所谓的“打倒孔家店”其实并非“打到”那么简单就能了事。
如上述“儒”“释”“道”“茶道”“书道”，甚而“侠道”，泛泛涉猎，已波及中日文化的很多领域，更遑论精细至微的文化角落了。从当今“国学热”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建设性作用，让我想起韩秉方的国学根基在于儒道互补一说。以“仁”见旨的儒家文化根植于宗法社会，而后又服务于封建统治，从“言必称尧舜，法先王，效文武、周公。”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流变，为“出世”这一共同体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而以“道”为宗旨的道家文化，扶微求精，以个体性的养生来穷究天人之道，讲“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上无为而民自化”，强调“负阴抱阳”、“以柔克刚”、“上善若水”，甚而发展为“坐忘”、“梦蝶”之道，玄之又玄却又能自成深入灵魂的超强指导能力，就像韩秉方所说：“给沉浸于入世的思想文化压抑沉闷领域吹来一股清风，带来一丝凉意。”而儒家“入世”和道家“出世”哲学对中国文化的调和以及中华民族整体思维的影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儒家“和合”“保和”“中和”“太和”“和而不同”的思想和道家“致中和，守静笃”“抱守冲和”的思想异名同谓，既二者的同一性所在。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五味杂陈，包容万一而谦逊，其自身具备巨大的消融、调和能力，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行事方式也就在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独特的“中道”走向，不卑不亢。
有一次，在一堂关于国学的讲座中，我听李世彪教授讲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空间的内部调整性，时间的无限深化性”，听完之后虽然并不是感受很深，但是今天再回想时，确是其理。想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一定空间内进行自我调整的同时，也在时间上无限的深化，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所决定的，也是研究中国文化学者所独有的文化史观。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特性也必然影响到每一位汉文化圈内华人的言行举止。纵然是遭受来自商业社会物欲理念的冲击或者其他更多的威胁性存在，在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继续加强的历史语境中，传统的共同体必然也在传统文化的导向下呈线状的连续性发展，从未断裂或消灭，并且深深的嵌入到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发展历程中，导人类向真善美的宏远愿景。(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如果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对外的行事方式有莫大影响，那么，就日本这个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来说，武士道文化盛及大半个日本历史，并且极力左右着大和民族的对外行事方式。作为一个独立行使主权的国家，纵然有外来文化（比如前面谈及的儒道佛等）的调和，但是这些终究不能成为历代日本统治阶级所认可的主流文化。但是，当我们溯历史之流探寻而上时，发现日本在封建逐渐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重要阶段遭遇西方资本主义向外扩张思想的浸蚀，而这一思想很快被统治阶级所接受并且很快进行了行政、军事、科教等一系列的实践。此时此境的日本，无论是出于生存窘态还是其他，总之其特有的武士道精神和扩张主义找到了历史性的契合点，而后这一契合所产生的军国主义孽种为世界人民带来的后果相信在每个受害国家的人民心中自有一笔清楚的账目。
为此，柄谷行人先生提及此次日本地震时也就很自然的回想起阪神大地震所潜藏的人祸。想到二战中所付出的代价，他说人们在享受于“天国乐园”的同时，“战争的记忆也渐渐消失了……。新政权并未能迈向新的方向。”“此次地震，它不单单唤起了战后一片焦土的记忆，电站的事故更令人不想起广岛和长崎。”继而又狠狠的写道：“这次核电站事故则暴露出，上述企业和政府的行为乃是犯罪性的欺骗。”在他的笔下，日本人不应该再次选择负隅顽抗时，围绕资源和市场你争我夺的道路；日本人不应该考虑为继续追求“大国”的目标而进行无意味的挣扎，而是在废墟之上获得新生。可以说这种直接的硬性的口吻是一位研究涉及文艺、政治、经济等多种领域的思想家对祖国的政府、人民及其发展前途恳切的期盼。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位当代国际著名的文艺评论家、思想家，对祖国前途的担忧是值得全日本人民，甚至于全世界人民思考的。当然，我或许真的就站在民族感情的河岸来推崇中华民族的优越感，但是当我看到银屏中一幕幕日本人面临大地震时所表现出来互相扶助、秩序井然的场面时，无不让我内心发出一声叹服。
其实，作为向善的人类，面对这样不可抗力的自然灾难时，无不会显露出其对真善美的追求，但是从“汶川大地震”到“日本核辐射”（之所以说是“核辐射”，是因为核辐射对于一个冷静下来的民族所唤起的记忆和带来的影响，而并非有意用笔触抹杀地震带来的残忍现实，是维系在时间两端的彼时、此时的思维使然）时隔近三年的天灾人祸所带来的后果中，我们确实应该有所思，就像柄谷行人先生所说的：从废墟之上获得走向新生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