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０年代的技术员们

1960年代的技术员们

程正渝

1963年8月初的一天清晨，我告别了就读五年的母校新疆八一农学院，心情轻松地出发到政府分配的工作地点B州去，——我那时满脑子都是“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班车一早从乌鲁木齐碾子沟客运站出发，一路向西，沿途时有树木稀疏、土屋零落的村庄，或是林带笔直、条田整齐的兵团连队出现，傍晚到乌苏，歇了一晚。翌日，继续西行，班车久久地在茫茫的戈壁荒漠上奔驰，仿佛一叶扁舟在大海上颠簸，我想起了莱蒙托夫的《帆》：

蔚蓝的海面雾霭茫茫，

孤独的帆儿闪着白光；……(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它到遥远的异地寻觅什么？

它把什么抛在了故乡？

…………

我自幼就喜欢阅读，特别是读到范泉先生改写的世界文学名著《少年文库》包括《鲁滨逊飘流记》《格列佛流记》《天方夜潭》《安徒生童话》《堂吉诃德》等十二本书，书中的精彩世界使我常耽于幻想。到了大学又读了许多文学名著，更是在脑海里滋生了某种乌托邦情结。

同时，我从小就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上学后也是一个守规矩的学生。我们从小就受到严格的正统教育，“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马克思哲学原理》是大学里课时最多的课程。……

伟大领袖号召我们“与工农相结合”，我就选择了工农结合的专业：农机系。虽然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但跟右派父亲划清了界限），没能入团，但是国家培养我上了大学，因此，我和大家一样，甘愿做一颗不生锈的螺丝钉。

这就是我那时的心路历程。

班车来到B州，眼前突然出现一片宽阔的绿洲，跟途中的戈壁荒漠大不相同。班车继续向北驶去，远方是横贯东西绵延无尽的山峦，B州州城在前面徐徐展现，忽然，自西向东的B河咆哮着、冲击着两岸红褐色的岩石呼啸奔腾而去。——这就是“遥远的异地”！

我按规定到州文教科报到。州文教科戴眼镜的女干部安排我住在州政府招待所。这招待所就在州政府的东侧，沿街几排平房。过了两天，州文教科通知我，我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州拖拉机管理总站了。于是，我到州拖拉机管理总站报到。

州拖拉机管理总站设在城北的一幢原巴依（2）的豪宅里，周围散布着一些土平房，是州农机厂、州电站、B县拖拉机站的职工家属宿舍。

这幢原巴依的豪宅，在一片杂乱的土平房中，如鹤立鸡群，非常抢眼。它虽然也是一幢平房，却高大气派，大门前有五级石台阶，房内是红漆地板、全木天花板。

州拖拉机管理总站当时只有潘廷鑫技术员一个人，他是比我高两级的61级的同学，才从州农牧局调来的。他穿着笔挺的藏青色哔叽中山装（当时在同学中绝无仅有），个头不高，须眉浓重，小眼睛滴溜溜地转。他已结婚成家，已有女儿，而其他同学都还是单身。

潘技术员安排我住在总站跟前的一间大平房里，它是B县拖拉机站的单身职工宿舍。他介绍说，州拖拉机管理总站才成立，白副站长还在州医院住院，。

一天，潘技术员带我去州医院见白副站长。白副站长坐在住院部院子大树下的椅子上，态度和蔼地跟我们说话。他年约四十岁，瘦高个，高颧骨，眯细眼，稀疏的头发向后梳着，讲一口北京话。

回来的路上，潘技术员告诉我，白庆睿副站长是一名非党员领导干部，内蒙的蒙古族，曾是傅作义部下的一名营长。可能是因为会开吉普车，他从州医院的副院长调到总站当副站长了。……

没过几天，我在办公室接到州文教科的电话，说给总站又调来两名大学生，叫我们到州政府招待所去接。于是，我推了一辆拉拉车去接，原来是从西南农学院分配来的黄世杰和秦惠伦一对情侣。他俩的行李也很简单，放在拉拉车上也不重，我推着车，他俩有说有笑地就来总站了。

我和黄世杰、秦惠伦一见如故，很谈得来。黄世杰的个头跟我差不多，一米七左右，也身材瘦削单薄，也喜欢看书、唱苏联歌曲和下象棋。秦惠伦则皮肤白晰，双眼皮大眼睛，相貌端庄，穿一身洗得有些发白的蓝色的小翻领的女式学生装。她说，她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她自愿到边疆来接受锻炼。后来我从潘廷鑫那里得知，黄世杰出身贫农，又是团员，比秦惠伦高一级，因为品学兼优，已经留在学院当教员了，他是追秦惠伦来新疆的。潘廷鑫还悄悄告诉我，秦惠伦虽然家庭出身是地主，也是团员，她的亲舅舅是李大章，是四川省的省长。……

没过多久，州拖拉机管理总站陆续配齐了干部：

州党委原常委、十三级老干部王珉调来当站长。他是老八路，已四十多岁，穿着朴素，寡言少语，开会也很少讲话。他已有好几个女儿。后来，也有好几个女儿的潘廷鑫，告诉他，有一张流行的日本生男生女预测表，据说很灵的。王珉站长笑嘻嘻地和潘廷鑫津津有味地研究琢磨，终于，他们两家都生了儿子，——这是后话了。

傅留保秘书是个多面手，虽然个头只有一米七几，篮球却打得很好。以州农机厂郑大帧技术员和他为首的州直代表队，还打败了农五师代表队呢！郑大帧身材魁伟仪表堂堂，是西安交大机械系的高才生，还是陕西省篮球队的，也是响应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来的。

蔡顺萍统计也是我院农学系应届毕业生，白皮肤、蓝眼睛，听说家庭出身是工商业者。她的爱人是州农机厂的刘富荣技术员，浓眉大眼皮肤黧黑，也是我院农机系61届的，他们原来在内地是同学。。

州农机厂的孙定国会计，一位矮小瘦削、谨小慎微的中年人，兼任总站会计。据说，他曾是新疆起义部队的军需官，很受白副站长的赏识。WG中，白副站长和孙会计都受到批斗和冲击。

人事干事黄仕南，中专学历，中共党员，二十八岁，相貌端正，身材魁梧，不苟言笑。他后来主持“B州拖拉机驾驶员培训班”的工作，曾多次调我去任教，因W县不放而无果；70年代他又受命创办B州技校，终于在1980年11月调我到州技校任教。

1963年9月，上级调拨两台新“东方红—54”拖拉机给B州。白副站长派秦惠伦到B县拖拉机站、派我到J县拖拉机站协助新机车试车。

我到J县拖拉机站，随机车到农村，一边试车，一边秋翻。跟农机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也开拖拉机也打犁。

在J县拖拉机站，我结识了李卓唐技术员，他也是61级的同学，团员，还曾是学生会的干部。他工作认真负责，待人诚恳，却跟外行领导的关系不甚融洽，也有家庭出身不好的思想包袱。

回到总站后，一天，白副站长叫黄世杰、秦惠伦和我到他的办公室，说：我州现有8名大学毕业的农机技术员，新疆八一农学院5名（61级4名、63级1名），西安交大1名，西南农学院2名。我州三个县拖拉机站、只有W县拖拉机站还没有配备大学生技术员，程正渝，你就去W县拖拉机站吧。我欣然应诺。白副站长继续说，黄世杰留在总站。秦惠伦分配到跟前的B县拖拉机站。B县拖拉机站是大站，只有一个八农毕业的施技术员。……

我分配到W县拖拉机站后，主动要求担任机车组长，率领机车组在边疆农村开荒犁地、耕耘播种；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创制了“耙地—筑埂—播种—耱地”复式作业机组，提高了耕作质量、降低了油耗，使得W县拖拉机站成为1965年自治区6个先进站之一。……

秦惠伦分配到B县拖拉机站后，担任三八机车组组长，后又担任过车工等，她平易近人，吃苦耐劳，长期奋战在生产第一线，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受到组织和群众的高度好评。

事实表明，我们1960年代这一批技术员，是真正全身心投入到祖国建设事业的一代新知识分子，不图虚名、不谋私利，不求当官、不求发财的一代新人！

自治区、自治州召开农机工作会议时，我们这些技术员常常相聚（也陆续增添了新的成员）。会议期间，技术员们很自然地相互交流。技术员们中团员不少，家庭出身不好的多。在言谈中，州农机厂的刘富荣多次强调自己家庭出身是城市贫民，相当于工农出身，优越感溢于言表。其他家庭出身不好（如出身地、富）的多低着头默默无言；我的父亲是“右派兼历史反革命”，更低人一等。……

WG开始后，只有刘富荣一人是“三促观点”（3），其他技术员都清一色地是“三新观点”，——即便如此，刘富荣还是没能入党，也没能得到提拔重用。

在WG期间白副站长遭到“三新观点”群众组织的的批斗，还被送到农村赶了几年马车，他复出后，也对“三新观点”的技术员们毫不客气：自治区某大学要调郑大帧去任教，他不准；自治区农机局因黄世杰的论文质量高，点名叫黄本人去参加研讨会，他压了下来。……

我们这批1960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技术员，命运都是相似的：我们大学毕业时，全国每年只有20多万大学毕业生，算是比较稀缺的（而全国每年出生的人口一直都是一两千万）；我们当了近二十年技术员，没有能入党的，没有被提拔的。各级领导（站长、厂长、科长、局长）换了一茬又一茬，却都是文化程度低的技术门外汉。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也就是我们工作了将近二十年，国务院下了红头文件，我们这批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技术员，才得以晋升为工程师（中级技术职称）；几乎同时，其他职工都增加了工资后，我们才涨了工资；也在这时，才陆续有技术员被提拔到领导岗位。

究其原因，或许要追溯到1957年反右，那时认为：“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工人农民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4）基本上归为另类的知识分子，要入党是很困难的，就是家庭出身好的黄世杰、刘富荣等也一概没能入党，不入党怎么能当领导？更何况，自反右以来，“为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早已家喻户晓，外行领导内行已成为各行各业的常态。——由此可见，知识分子长期受到歧视，是那时普遍的社会现象。

尤其是在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往往是批判和整肃的对象；到了WG，知识分子更是斯文扫地，受到残酷的迫害。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臭老九”也吃得开了，各地都需要专业技术人材，B州原有8名农机技术员中的6名（5）都义无反顾地找关系调回内地了。原来自诩出家庭身好的州农机厂刘富荣，竟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的妻子蔡顺萍得到落实政策而一起回内地了！J县拖拉机站的李卓唐，也因妻子是原上海知青而一起去上海了。像郑大帧等人，更是什么组织关系调动手续都不要了，扬长而去，荡气回肠，像是找回了自我，又像是放飞了自我。——我为他们高兴，却没有他们的勇气，只能望洋兴叹，继续在边疆献了青春献终身。

注：

（1）1970年代后期，我的父母都得到平反、改正，并办了干部离休手续。

（2）巴依是旧社会牧主、地主的统称。

（3）指文革时期新疆以“三新”和“三促”为首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其中“三促”被认为是保守派组织。

（4）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5）这6人中包括黄世杰、秦惠伦、郑大帧、潘廷鑫、李卓唐、刘富荣。

2023.12.修改订正

（摘自本人回忆录《技术员生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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