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乱兴衰考

技术革命有没有规律可寻？据我国学者郑积源在《现代技术革命发展规律初探》一文中总结道：“作为技术革命的社会因果律的完整模式应当是：社会需求……技术革命……社会改观。”我们知道，作为“社会需求”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在各个历史朝代和历史时期均存在，但在大部分时期为什么没有引发技术革命呢?这中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制约因素，它就是文化事业!这个规律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必须先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事业不发展，技术革命就不会到来。文化包括哲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广义的文化指整个意识形态。人的意识不转变，人的思想不解放，科学就不会产生，社会革命就不会到来。有什么样的文化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技术水平，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

社会所以兴旺发达，在于社会进步有动力，有进步的激励机制。在这种机制的激励下，社会的每个人能够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抛弃各种束缚人们手脚的腐朽思想，最终为社会和生产力的进步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这种机制就是唯物主义思想。无论在那一朝代或历史时期，只要唯物主义思想战胜了唯心主义并成为引导人民的强大精神武器，这个朝代就有生机，就有希望，就有前进的动力。要了解文化对社会变革的影响，可以选择我国春秋战国、秦汉和隋唐的发展历史以及西方文艺复兴的历史作为分析研究的对象，以此考察文化发生作用的机制和舰律。

在春秋战国时期，激烈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要求有科学的理论来指导，而兴隆科学必须要有文化作催化剂。这就是唯物主义产生的原动力。有科学的唯物主义作指导，文化才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通过发展文化破除人们心中的迷信和鬼神思想，从而为科学发展找到了动力。在春秋战国时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主要是围绕宣扬宗教天命论和宗教迷信而展开的，而要破除人民心中的各种腐朽思怒，关键在于建设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在当时，这个理论体系就是“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应当说，他们的总格调或能统治人民的思想，对当时社会产生积极作用的理论是唯物主义思想。

唐代兴隆的历史和西方文艺复兴的历史同样证明：文化科技发展，国则必治；文化科技不发展，国则衰乱。生产力的大发展最终依靠文化和科技的大发展。经济发展的动力是科技，科技发展的动力是文化。科技要进步，必须依靠文化的大发展和大运动；经济要发展，必须依靠科技的大发展和大革命。因为文化也是生产力。文化科技有小发展，经济社会就有小发展；文化科技有大发展，经济社会就有大发展。文化科技不繁荣，经济社会就不繁荣。文化科技受压制，经济社会就倒退。要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实现中国的文化科技的伟大复兴。

文艺复兴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个标准应当包括数和质两方面的规定性。文艺复兴在数量上的规定性指出现了数量众多门类齐全的文化现象。如出现了无数的科学 家、艺术家、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文艺复兴在质上的规定性指出现了全国乃至 世界知名的杰出文化人物和伟大文化物品。

在我国的春秋战国，由于出现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出现了象孔子、老子等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的大繁荣局面，所以，这个时期应当属于文艺复兴时期。正是由于文化的大发展，才推动了先秦的科技大发展。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发现是指南针。战国时期的指南针是用天然磁石磨制而成，又称“司南”。这个时期大的科技发现还有，如毛笔、竹书、帛书等，尤其冶铁技术的问世，极大地推动了先秦生产力的大发展。在历法上已定出了二十四节气。扁鹊医学也在这时形成。正是科技的大发展，才推动了春秋战国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才推动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历史到了西汉王朝（从公元前202年至公元后8年)，在汉朝210年的统治期间，在历史上又出现了几个盛兴繁荣的朝代，这些历史时期被称为“文景之治”，“武帝全盛”等。“文景之治”的时间是在公元前179－141年，约40年时间。史书上描写当时社会的富裕景象是：“京师之钱如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到汉武帝时(从公元前l 56－87年共约69年)由于他一生“兴功建业”，最终使西汉王朝出现了政治、思想和文化大一统的局面，封建集权统治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在经济上出现了繁荣和国力强盛的局面。西汉历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强盛局面呢?其中在文化上的机制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秦汉文化非常发展，在史学、文学和艺术上都出现了“大发展”和“昌盛”局面，无论《史记》、《乐府诗》和《汉赋》，在我国文学史上都有非常高的影响。在汉朝，宫廷设有专门机构(乐府)和有大量的人员到民间采集民歌和乐曲(乐府诗)，足见当时对文化的重视。汉时的文学以赋的成就最高，西汉时期的著名辞赋作家如：枚乘、司马相如、杨雄、班围、张衡、蔡邕、赵壹和祢衡等。汉代历史散文也引人注目，出现了象《史记》、《汉书》等优秀传记文学，其成就可谓“彪柄文坛”。《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等杂史也有不可忽视的文学价值。在论说文中，从汉初陆贾、贾谊、晁错到汉末的王符、崔定、仲长统等以策疏、政论著称。刘向、王充则以论说文名世。乐府民歌中的优秀篇目如《长歌行》、《了夜吴歌》、《陌上桑》和《为焦仲卿妻作》等是传诵千古的名篇。

这个时期能留传后世的著名文学家和思想家还有：邹阳、淮南小山、东方朔、褚少孙、王褒、杨怦、刘彻、刘向、毛亨、路温舒、孔融j王灿、陈琳等，以及哲学家贾谊、董仲舒、司马迁、恒谭、王充等。这些著名文化人共有38人之多。他们其中大部分人生活创作在文景时代和汉武帝时代，他们一共有13人，占整个两汉时期著名文化人总数的132.5％ (计算方法是：文景和汉武时代的著名文化人占两汉时代著名文化人的总数比＝文景和汉武时代著名文化人数*两汉总年份数／两汉时代的著名文化人数*文景和汉武时代的总年份=13*422/38*109=132.5％ 注：文景和汉武时代的总年份数为109年，两汉时代的总年份数为422年)。而其它朝代的著名文化人数占整个两汉著名文化人数的比仅为89.6％，而处于文景和汉武时代的著名文化人如：枚乘、司马迁、邹阳、淮南小山、刘彻、贾谊、晁错、董仲舒、恒谭和王充等。司马迁在公元前104年开始编写《史记》，那时正是汉武帝统治时代。大辞斌家司马相如是汉武帝的侍卫郎官。杨雄也作过汉武帝的文学侍从。而枚乘则生活在汉文、景两朝，他还做过梁孝王刘武的宫廷文学侍从。班固生活的年代也是汉武帝时期，他和司马迁一样也做过宫廷史官。

汉文帝和汉景帝之所以能改革旧政，走上昌盛之路。其中和两位文化人的政治活动是分不开的，他们是贾宜和晃错。贾谊曾为汉文帝的太中大夫，后改做长沙王的太傅。晁错初为汉文帝的太常掌故，后为太子舍人和门大夫。后又做刘启(汉景帝)的太子家令。他们都善长政令，贾宜的政论文《过秦论》和《治安策》以及的晁错的《论贵粟疏》等是当时有名的关于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文章。他们的言论直接影响了汉文帝和汉景帝在政治和经济的改革。他们是这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参与者。

到汉武帝时，国家所以达到顶盛时期。这和他非常重视文化教育是分不开的，那时侯建立了地方向中央举荐人才的制度。这些被举荐的治国之士如大将卫青，名臣朱买臣等。汉武帝还接受著名学者董仲舒的建议，在全国接受儒家教育，在长安兴办大学，在地方上兴办郡国学。到东汉未年，每年从全国录用的太学生增加到一万多人。秦汉时期的宗教思想非常活跃，佛教开始传入我国，并在全国很快传播。这时期道教也开始得到发展。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有王充，他写的《论衡》一书是对鬼神迷信思想宣战的重要哲学著作。可以说，两汉时期在历史上也发生过文艺复兴运动，正是有这种文艺复兴运动，才促使两汉历史上出现了多个强盛的时代。

秦汉有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据史书记载，在距离东汉蔡伦(公元…121年)早200多年前(大约汉武帝时期)，劳动人民就发明了造纸术，不过这时的造纸原材料比较简单(主要是大麻、芋麻)。据考古发现，我国最早的纸是西安灞桥地方发现的汉武帝时期的纸，称为“灞桥纸”。中国的造纸术经过蔡伦在总结前人造纸术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原材料广泛(如树皮、大麻、破布、废鱼网等)，不但纸的质量提高了，而且用途扩大了，成为一种新型的造纸术。

西汉时期的数学、医学和地质学等方面的成就都处于世界前列。《九章算术》记载了自春秋以来的数学成就。《神农本草经》记载了三百多种药物的性能和疗效。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上面记载了经脉学、诊断学和保健学等方面的医书，全面反映了西汉的最高医学成就。汉代的纺织技术也处于世界前列，桑麻广泛种植，促进了丝织业的发展。在两汉宫廷还有专门的温室栽培。

正是文化和科技的大发展，到汉武帝时社会经济才得到了高度发展。不但兴修水利，小麦也在北方普遍种植，并成为当时主要的粮食作物。西汉的耕犁发展出了犁壁，提高了耕作效率。那时的手工业和冶铁业也非常发达。在灌溉上发明了水排，并能利用水力冶铁。汉朝的铜奔马、长信灯工艺精巧是世界罕见的。在对外往来上，在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方。到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设立了都府，专门管理西域事务，“丝绸之路”从此开通，中国同西方的贸易从此繁荣起来。

在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最强盛的朝代是隋唐时代。隋唐时代出现了多处盛强历史，如“贞观之治’’(唐太宗年号公元627年…649年)和“开元盛世”(庸玄宗年号公元713年…741年)。这些少数朝代繁荣的密秘是和文化科技的发展分不开的。在文化发展上，唐代文学可谓“百花齐放”，尤其诗歌走到了“高度成熟的黄会时代”。在唐代不到三百年的时间中，遗留下来的诗歌就有五万首，比自西周到南北朝一千六、七百年中遗留下的诗篇还多出两倍。其中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有五六十人。这个数字也大大超过了战国至南北朝著名诗人的总数。在这个时期，散文、传记和词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在唐朝(共289年)的历史中，其中最著名的诗人有57名，按他们生活和创作的年代可以求得两朝盛世著名诗人数占总朝代诗人总数的比。

1、贞观时期著名诗人占唐朝著名诗人的比=贞观时期著名诗人数*唐朝总年份／唐朝总著名诗人数*贞观时期年份数＝3*289／57*23=66.1％。2、开元时期著名诗人数占整个唐朝著名诗人数的比=开元时期著名诗人数*唐朝的总年份／唐朝总著名诗人数*开元时期年份=17*289/57*29=297÷2％／0。3、其它非盛世朝代的著名诗人数占整个唐代著名诗人数的比=其它朝代著名诗人数*唐代总年份数／唐代总诗人数*其它朝代年份数＝34*289／57*239＝72。12％。以上计算表明：在约300年的唐朝历史中，一共出现了57位最著名的诗人。在这些著名诗人中，共有3位生活在总年份只有23年的贞观年间，其比占到66。1％。而有17位生活在总年份只有29年的开元时期，其比占到297.2％。而生活在其它朝代的著名诗人只占总朝代著名诗人数的88。7％。 这说明唐代大部分著名诗人生活创作的年代都是在盛世。唐代有三位最著名诗人，他们是李白、杜甫和自居易，然而他们生活创作的年代都是唐玄宗时期。

唐代不仅诗歌达到了高度成就，其它文化艺术也很发达，如书画、传记、游记、散文、寓言、杂说和石刻等。在哲学和思想史，隋唐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有：玄奘、 慧能、柳宗元、刘禹锡、韩愈和李翔等。我国书画史上最有成就的大书法家之一的颜真卿其生活的年代也在贞观时期。其它著名书画家如吴道子和阎立本，他们生活的时期也都在贞观盛世。

隋唐时期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开皇时期，隋文帝废除了巍晋以来的选官制度，开始用分科考试的办法选拔官员。到隋炀帝时已经设立了进士科，科举制度在此时正式形成，在中国历史上，没有门第的读书人，从此可以凭才学参加国家政权管理。到贞观时期，唐太宗也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他在全国普遍开展了学校教育。那时连周边少数民族的贵族子弟都到内地入学。在唐太宗时，科举考试增加了考试科目，以进士科考试最为最要。由于有正确的选人渠道，所以天下英雄都像鱼贯而入集中到宫廷为国家效力。 隋唐统治者非常重视天文学，政府有专门机构观察天象。僧一行就是这一时期最有成就的天文学家。唐玄宗时，僧一行到全国进行天文观察，根据结果他得出了子午线的长度。唐太宗时，医学也很发达，那时政府在全国办了分科学校进行医学教育。“药王’’孙思邈(公元58l…682年)是贞观时期最杰的医学家。

在盛唐时期，正是有文化的空前繁荣，才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大发展。最大的科技发现有火药和印刷术等。第一次把火药的配方记录下来的是唐初的炼丹家和药王学家孙思邈。他写了一部《丹经》，书中谈到硫磺“伏火”的方法。这个事实说明：孙思邈已掌握了硝石、硫磺、木炭放在一起会起火的知识。唐初另一项最重要的发现是印刷术。据史书记载，在唐朝初年，劳动人民就发明了雕版印刷技术。那时用它印佛经、日历和诗集。唐朝的科学技术“辉煌灿烂，那时的建筑技术非常先进，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唐玄宗时，大的科学技术发明还有很多，如温室种菜技术，制茶技术，发明曲辕犁，育秧技术，一年两熟的耕作制度在南方出现，发明新的灌溉工具－－简车。手工艺品可谓巧夺天工，丝织品和唐三彩最负盛名。正是文化和科技的发展繁荣，才促进了唐朝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唐朝时期，加强了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甚至出现了“和同一家”和“海内存知己”的空前团结的大好局面。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出现过经济社会强盛的朝代，如西汉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明代的“永乐盛世”，清代的“康乾盛世”等，这个朝代的文化科技事业就发展。这个朝代的统治者对文化科技事业就重视。反之，在中图历史上，那些经济社会落后，政治动荡的朝代，这个社会的文化科技就落后，统治者对文化教育就不重视。这是一条为历史学家所重视的规律。不但如此，兴隆朝代的最高统治者，一般在处理政治之外，大部分人还热心于文化科技事业的创造活动。例如，汉文帝和汉景帝就非常重视文化之士的选拔任用工作。并能委以他们重要官职。汉武帝不但是个大政治家，还是大诗人和散文家，他的名赋《李夫人传》至今留传后世。明代的永乐黄帝朱棣，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在京城不仅设立各类文化教育机构，也重视历史文化，古籍图书的整编工作。永乐元年7月，朱棣命大学士解缙编篡《永乐大典》。到了清朝康熙乾隆年代，当时也出现了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好局面，这和两位黄帝重视文德教化分不开。他们本人也是大文学家和大学者。康熙还亲自主编了大型辞书《康熙字典》和《全唐诗》等。到了乾嘉年间，经济社会又有复苏。乾隆亲自主编了《四库全书》。

历史上要产生推动社会生产力极大进步的伟大技术，必有其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文艺复兴。一个社会朝代没有文化的大发展，就不可能产生巨大的技术进步。我国是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出现过“四大发明”。但是，四大发明产生的时间都在历史上出现“文艺复兴”和经济社会繁荣的盛世。从历史中看到，许多大的或者说决定中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的，今天还延用的科技发明，大部分是在文艺复兴时代产生的。由此可见，科学技术的产生是需要文艺复兴作催化的。

为什么文艺复兴会发生在春秋战国，又会发生在汉朝和唐代?在历史上，这些朝代相距的时间很长，各个朝代的生产力也相距甚远，这里面包含一个很重要的规律就是：文艺复兴发生的时间是不计时代和经济基础的。文艺复兴既可以发生在古代，亦可以在近代和现代发生。文艺复兴既可以发生在生产条件落后的过去社会，也可以发生在生产条件先进的近现代社会。社会所以会进步，生产力所以会发展，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技术革命，靠的是文化做推动力。从原始人使用的石器木棒开始，到火的发明，弓箭的使用，再到金属工具的使用，又再到四大发明，这个技术发展的历史过程，也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也就是社会进步的历史过程。由于这个大发现，甚至它要人们改写自己的认识史。然而，在人类几千年的认识史中，对文化和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则是始于现在。因为没有一部历史像今天这样把这两个因素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在整个漫长的22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国的生产力为什么一直落后?中国的社会制度为什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中国为什么不能从中世纪过度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问题也就是英国世界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他的《中国技术支》一书中提出的难题。同样在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为什么欧洲在14世纪产生了文艺复兴运动，而中国却没有?为什么到18世纪末西方产生了伟大的技术革命和工业革 命，而中国却没有产生这场革命?究其根源，在这漫长岁月里，人民一直受到了反动封建思想的禁锢，人民的创造力一直被窒息。纵观历史思想史，可以发现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统治人民思想的精神武器是代表腐朽没落阶级利益的唯心主义，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唯物主义一直处于压制从属的地位。而它的直接原因是：中国自秦以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文化变革和科学技术变革，生产力没有发生质的飞跃。如我国学者李祥林所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专制由政治经济领域，进入了思想文化领域，士人阶层也基本上成了依附于统治集团皮上的毛’，自由自在的思想被带上了脚燎手烤，关进了高墙。两千多年来，除了清王朝倒台后的‘五四’时期，一段短 短的岁月有过类似的思想文化争鸣局面，再没有如此激动人心的文化繁荣和发展的景象了。”

从根本上说，阶级斗争和“农民革命”并不能推动社会进步。我们知道，从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经历了西汉未年的绿林赤眉起义，东汉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三国争战，南北割据，再到唐末的黄巢起义，明末的李自成起义。清朝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正如毛泽东所说，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都失败了，阶级斗争只不过成了历朝统治者改朝换代的工具，但是阶级斗争不可能起到更新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目的。这倒说明：社会进步依赖于经济基础的变革，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有待有于生产力的大发展。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任何违背这个客观规律的行为，只会遭到失败。在中国封建社会，由于文化长期得不到发展，劳动人民的创造力长期受到压抑和破坏。由于科技得不到发展，最终又导致生产力长期停滞不前，这就是封建社会进步和更替缓慢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延续二千多年，这和它内在的封建文化道统相一致。总起来说，中国的封建文化是唯心主义文化，也就是“尊孔文化”。儒家文化历来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推崇，成了维护封建制度的“纲绳”。“孔孟之道”被历代反动阶级所接受和发挥，是一切反动派镇压革命，反对变革，维护反动统治，宣扬复辟倒退的思想武器。这就说，在这漫长岁月里，统治人民思想的精神武器是反动的唯心主义，而这一时期的唯物主义却处在被压抑被剥夺的地位。

纵观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发展历史，虽然科学发明可谓层出不穷，但是，大的科学发明和技术革命并未产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虽然在生产斗争中得到了很大应用，但是“四大发明”并未带来产业革命。原因是：衡量生产力水平的最终杠杆是生产工具(马克思)。只有生产工具的大变革才能带来产业革命。生产力的大发展有赖于科技的大发展。“四大发明”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人的生产能力，但它并未给整个社会生产注入动力原泉。在整个封建社会，人们所依靠的生产工具仍然是“手和脚的延长”，并未有产生能代替人劳动的新型生产工具。整个封建社会，农民从事生产所依靠的工具仍然是铁器、木器和畜力。这些工具如铲、锄、斧、犁、襁、筐、锥等。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仍然依靠肩挑、背驮、手拉的纯手工劳动。在这个漫长岁月，人们对自然力虽然有一定的利用，如东晋时期，发明了利用水力加工谷物的水磨，唐朝发明了水转筒车，但这种机械的使用范围是相当狭的，并没有在生产上得到很大范围的使用。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治乱。正如我国学者曾亚兰说的：“古老的中国，她什么时候兴盛?何以兴盛?它什么时后衰弱?何以衰弱?这一切思想文化上的根原又何在?这应是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须解答的问题。”通过考查中国和西方古代历史发展的轨迹，我们更应当清楚地坚信以上文化发展的规律。（200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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