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诗在民间
生前，父亲曾嘱咐我，将来如果这本集子能够出版，序言务必由我来写。当时，未及多想，随口就答应了，尽管我对律绝词曲一片懵懂。前些时候，为了把父亲的手抄本整理成word文档，我才第一次读完了集子中的全部作品，并慢慢体悟到父亲生前嘱咐的苦处。或许，作为一介“草民”，他担心他寄托在诗词联里的花草之咏、庙堂之思难以被人理解，不希望自己一辈子的追求被视为“不务正业”，而我大概不会作如是观；或许，由于有了我的应承，他曾担心的百年之后集子散失的情形不大会存在，作品出版的可能性也可以大大增加。昨天晚上，想到这些“或许”，一夜难以入睡。
儿子为父亲写序历来不多，原因之一恐怕是避人为拔高之嫌。因此，在如何评价我父亲的作品这个问题上，我宁愿持谨慎的态度。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说，他的有些作品确实还可以。《洞庭秋月》（湖夜茫茫哪是边，奇观八百水中天。鹭鸥误作银河渡，不辨南川与北川。）和《寻猪菜》（何事生乐趣？寻菜觉新鲜。童子伴三二，婆娘入后先。生财谈曲道，孕育说经年。听得津津味，归时起晚烟。）两首作品我觉得尤其有味道。父亲一生耿直，又特别爱关心家事国事天下事，这决定了他可能成为一名文学战士。《散步曲十二咏》之一（小坐入农家，才聊几句话。此无李昌平，欲语低头罢。）留给人的沉思和《我为陈水扁题春联》（守长岁，多返思，思前思后思自己；团大年，勿忘祭，祭翁祭祖祭炎黄。）发给“台独”者的规劝，体现了父亲鲜明的家国情怀。父亲的诗词联创作很多以稼穑稻菽为题材，我发现，即使是那些花花草草之类，也大概少娇柔、多精神。这应该不是偶然的，也许正应了冯梦龙那句判断吧：“真诗在民间”。
父亲的创作是有观念框框的。集子中一些表达创作观的作品——比如《关国不沉沦》（代代多人杰，吾身胆气贫。何须“桂子月”，关国不沉沦。）、《诗关百姓语》（诗关百姓语，写来不意违。真情实感出，点点扣心扉。）和《怕偷李杜二三字》（昨晚咏诗我大难，久思无句足生寒。想偷李杜二三字，又怕擒拿见法官。）等——特别引起我的注意。这些作品透露出的创作观太朴实明了不过，似乎是对当下某些做派的一种反动，因此多少显出一点可贵来。晚明时候，我家所在的公安县孟溪镇出了先贤“公安三袁”。我记得父亲过去偶尔会去孟溪砖瓦厂取土场旁边的柞林潭一带徘徊，传说就是在潭边的鸡公咀庙（今不存）袁中郎和李贽曾热烈地会面。其实，父亲一直是尊崇“公安派”领袖袁宏道的。他曾经无数次自豪地对我说过：“中郎诗文既写新也写心，即使他蹲在那儿不动，我们快马加鞭也赶不上。”在我看来，父亲应该算是中郎的一个忠实追随者吧。至于他究竟追着赶了多少路，我不好说。但我知道，当他和他的诗友立于马头、奋起扬鞭的时候，擎起的旗帜上写着“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八个大字。正是这八个大字让父亲和他的诗友们仰望了一辈子、忙活了一辈子，不敢稍有乖戾和懈怠。假使要找“真诗”之“真”的源泉，我想恐怕与此有关吧。记起一件事来。2007年1月，我试着帮筹备中的《雅贤斋集》设计了一款封面，父亲表示很喜欢封面上的那个碗和碗边的几颗豆子，说有点生活的味道，又说生活其实就是豌豆茄子，诗当然就写茄子豌豆。
吟诵那些平平仄仄的旋律，父亲曾不乏惬意、自豪甚至得意。可是，在把手抄本打成word文档的时候，我总想起父亲那张不得舒展的脸和他在街上踽踽而行的样子。因此，那段时间我每天都不愿意打开电脑。一边打字，一边阅读，我感到我们一家始终没有进入父亲的世界，更谈不上对他追求文学的理解与支持。于是，寂寞的父亲在他的圈子里过活，刘才万先生、肖国玉先生、王书文先生、袁美林先生、吴丕中先生、赵忠和先生、杜方解先生等数十人都是他诗酒唱和的朋友。因为这些朋友和其他多年至交的存在，他的寂寞可以有人读懂。现在，当我从一首首具体的作品中读出他的友谊、他的热闹、他的落寞、甚至他的狂狷的时候，我知道，他其实是在以自己的方式体验生命的美好，无奈地寻求自己对自己、群体对自己的唱和与激赏。与此同时，也是在表达对格律的怀念和对群体的依存。生前，父亲和我们在一起时，只谈家庭的和睦兴旺和子女的教育成长，他的孤独他只字不提。我不知道为什么诗人背后总站着孤独、孤独之“真”为什么总和诗文之“真”联系在一起，但我知道父亲并不是为了成为诗人而在刻意制造并享受孤独。惟其如此，我觉得，对孤独的挽救是不能耽搁的。
天下人多有追求德言事功的，父亲虽不致于此，但也以未能成就一点事情为“憾事”，这些信息在他的集子里有所反映。董其昌曾觉悟到，要求德言事功，可能会付出“卑琐局曲”的代价。在我的印象里，父亲似乎少有任何低眉哈伊的念想，倒是乐于把人生体验放到诗词联创作上。我想，对我父亲来说，这应当算是好事。于是，不避啰嗦，摘录下面这段话和父亲一起共勉，尽管他已不能听到：“多少伶俐汉，只被那卑琐局曲情态，担阁一生。若要做个出头人，直须放开此心，令之至虚若天空、若海阔，又令之极乐，若曾点游春、若茂叔（周敦颐）观莲，洒洒落落。一切过去相、见在相、未来相，绝不罣念，到大有入处，便是担当宇宙的人，何论雕虫末技？”（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中国书店，1983年版，第70页）其实，写诗能出“真”味，就是“有入处”，就是立德言、建事功。(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去年，父亲永远居住在那个土丘上了，空落突然与我如影随形。我曾发疯地拨打他原来的手机，希望听到他的声音。逝者已矣，生者奋蹄。如今，父亲的诗友们集结在公安县诗词楹联学会周围，蓬勃地开展着自己的文学追求。他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乐土，并在这块乐土上挥洒着才情与关切，点燃了爱与美的火焰。假如父亲还在，能经常与他的诗友们一起往来唱和，那该多好。不过，我想，“真诗”之“真”应该不止一种，孤独固然可以成其为“真”，舒展未尝不是更好的创作气质。盼望父亲的诗友们好好地活着，多一些心情的惬意和气魄的开张，写出没有孤独陪伴的别样的新作来。只是，我觉得，这有赖于良好的文学生态支持，作为子女，我们理应都是这一生态的良好建设者。
父亲及父亲所在的群体存在的社会意义，不须刻意寻找就会显现出来。在他们入乎传统、出乎传统、传递新声、传播美好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正诠释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人生观，倡导着难得的家国情怀。我想，仅仅因为这些，我们就应当向他们表达敬意的吧。
新年马上就到了。“喜满田畴，牛蹄盖印验收丰岁；香盈雪野，虎爪画梅迎接新春。”借用早些时候王书文先生这副春联，我表达对父亲诗友和家乡诗词楹联学会的真诚祝福。
父亲一心一意去了。邻居家老爹说我父亲只是走丢了，哪天他还会回来。我的女儿对此深信不疑，几次要我去找爷爷，坚持要听爷爷讲的故事。假如有一天，女儿再向我要爷爷，我只好把这本《雅贤斋集》送给她，说这就是爷爷。
我的父亲华继春，字金山，以字行，湖北公安县孟溪镇人。做过农民、老师、会计，一生勤勉；60年代开始学诗，不辍笔耕；他多次对子女们讲，只要想读书，砸锅卖铁也要供；关心家国事，常说“百姓是国家的百姓”。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七日于东莞景湖湾畔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