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无悔》三
一九六七年
那是个难忘的年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城市由工人阶级管理学校，在农业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参加斗批改。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学生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校上课，在学校我们一天除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外，还学农，去各村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学军，每天由公社“武干”带领学“爬步”，“三角队形”；“学工”，到工厂去，干重活，翻沙，铸工，钳工。业余我们除了教唱革命歌曲以外，学习“八个样板戏”。在《林海雪原》剧中，我登台与我的好友冯兰兰演过“少剑波”。人们高呼，“少剑波、小白鸽演得最好。”
在学校长期除了写大字报、揪斗“走资派”上县，到公社造反外，半天学习，半天上课。一九六七年，我已十九岁，正是青年时期，由于文化大革命，父亲被打倒，开除工职后，我的好友，王凤梧与校长派性不好，也被赶出校门，只有冯兰兰幸运避难，一九六七年，我初中的学生时代结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高中不予录取。
什么是“上山”，就是吃国家供应粮的城市学生，那时大学停办，停学后，下放到农村，带户口接受再教育。“下乡”就是农民子弟回乡务农、彻底成为农民，城市户口的学生，两年后，可以招工、招干、参军，剩下的返回了城市，吃了国家的“铁饭碗”。
为什么人一定要吃皇粮，一、当时吃国家的粮的人，每月工资五十几元，儿子好可以顶班世袭，每月吃白面三十斤，生活全部有保障，而考不上学，招不上工的学生，到农村，无经济来源，一天只一毛钱的收入，一年分原粮三百六十斤，农村的经济薄弱，一天工价值一毛钱，一年只有务农才是唯一出路，不像今天改革开放，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那时只有，“工”与“农”行，钱没处来。这是后话，所以当时有权有势的人家，想尽一切办法，吃皇粮，(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一九六八年
那是一个难忘的年代，我响应“上山、下乡”来到农村，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
我怀着赤诚的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彻底改造“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在农村，滚一身泥巴，磨一手厚茧，练一身铁骨。我学会了扶犁、割田、拉锯、砍柴。农业学大寨，我是“尖刀”班，“突击”队我是第一位，由于表现好，一九六九年，我被推荐重新走进了我的母校—“临潭一中”，上高中，全州七个县，高中只有四十五人。因为，三年困难时期，失学学生多。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牵连的人多。所以只有四十五人，“红卫兵”子弟只有我一个，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转眼三年的高中生活结束了，当时大学停办，多数人去了“中教”训练班，还有的同学被招工、招干，我和十名同学，因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刮过风，抬不起头，我们又一次回到农村，上了“工农兵大学”。
我离开了造反、天是老大、我是王二的火红年华。又一次被下放到农村，与我们的班主任周惠云老师分别了。在六年的初中、高中的学生生活中，我们受到了敬爱的周惠云老师无微不至的关怀。由于她出生在“资产阶级”家庭，这次也离开了学校，去了“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改造。在当时，也不知道是“福”、还是“祸”、还是开除了“工职”，我和王凤梧背着行李送走了敬爱的周惠云老师，我们洒泪告别并互相道声：“保重！”周老师临行前，给我和好友王凤梧送了两本书：《苦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们经过风雨交加的三十年才领会了周老师的用意。割不断的师生情意，患难与共的往事。学生时代的所作所为历历在目，在“红卫兵”闹革命的日子里，学生们对周老师，写过第一张大字报，向“资产阶级”家庭出生的老师围攻过、斗争过，残酷打击过，甚至肉体上折磨过。周惠云老师教学严谨，对穷苦学生的关心无微不至。初中三年，担任班主任的周老师，对学校作息时间执行得很严格，随时检查上自习。午睡、晚上休息都要查房，当时她被评为全州“优秀”教师。我在“黑五类”子弟的日子里，是周老师给我谈心，她告诉我，“她的父亲也被打倒，她也不是干部子弟……”她哭了，我也哭了。原来，周老师的父亲是“大学讲师”，也被打成“黑帮”送去“黑龙江”改造，与她家断了音信。我们相互了解后都很同情。从此以后，我们是师生关系也是姐弟关系，也属患难与共的战友。在困难时期她让我入了团，她送给我旧鞋、旧衣服等生活用品。在困难时期她一次次报信，把我和王凤梧从农村收回学校，我们重返学校，上完了高中。我们彼此的师生情谊，“战斗”过的年月永生难忘。
当周惠云老师调离“临潭一中”到“张掖”地区任教后，我与王凤梧同学去看望她，她一眼就认出了我们，久别重逢，我们悲喜交加。她隆重的招待了我们，她高兴的向她学校的老师、学生们一一的介绍了自己最旱的学生。他万万没有想到，当年的学生王凤梧后来毕业于“中央党校”，任“903”厂的党委书记，处长；她万万没有想到，当年因下放劳动而失学的“黑五类”子弟冯毅，在改革开放中成为农民企业家。历史为我们安排了三十年后又相见的情景，师生和战友的重逢，我们高兴的谈了三天三夜。我们衷心地祝愿周慧云老师健康长寿！
一九六八年，那是一个难忘的年头，“文攻武卫”与“要文斗不要武斗”唱对台戏。“临潭”县武斗开始了，揪斗县委书记郭发勇，打倒公社书记马正英，在那次运动中他们都被制残。直到一九七七年，郭发勇任“甘南州”州委副书记，马正英任某县县委书记。
姚文元、张春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两报一刊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论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
张春桥的反动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农村又出现了“极左”路线，跟“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唱反调。七十年代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的重演给人民生活又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一九六二至六四年，国家要求农村家家户户养鸡养鸭，养奶羊、毛驴等牲畜，发展生产自救，农业有了起色。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奶羊、毛驴，架子车，成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土壤，进行打击，收为公有。农村家庭的经济来源被切断，就是在农村人家应具备的“三大件”（毛驴、人力车、奶羊）很少有，几个村合起来，真没有几家有家庭养殖。
记得南门河大队，有个下放干部，马利民由于人少劳动力缺，拿着积攒下来的钱买了一匹马、一辆架子车，利用农闲拉柴、拾粪。可是为了马生骡子而惹了祸，树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来批来斗，收为公有才算完事。
这是反对搞活家庭经济的纪实，也是搞垮人们生活的一切经济来源的真实写照。
当时，我村有三十八户人家，一百四五十口人，是第四生产队。
生产队的组织结构是：一百四五十户的生产队，管理人员有，队长、副队长、两个小组长、记工员、保管员一人、饲养员二人、会计、出纳、“红卫兵”三人，合计十五人。
这些人都领导着小生产队的人，搞革命，促生产，出工不出活。同时，这一百多口人的小村，还要担负大队正付书记、文书、“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大队、小队管理员等二十多人的年终生活分配问题。参加农村生产，以大批判为主，每天上地干活，先开批判会顶生产，早请示、晚汇报，在地头先学《毛主席语录》，以革命带动生产，突出了“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的口号。真正在田间地头干活的时间很少，即使干活，工效也非常低，再加上管理人员的家属出工不出活，工效更低。由于在那个时代，出现了“工分”制，其特点有二：
一、“工分”制，“工分”是当时劳动者报酬的计量单位，是对“人民公社”社员一天劳动成果的计量，体现着吃饭多少的问题。全村男女、老小平均分工，一天十分“工分”，一日人们的工资，拿现在来说，人们出工打工，一天劳动所发工资四十六元，在当时劳动一天十分工，到年终分配，一天劳动日值一毛钱。
二、“工分”制的不平等，有权有势的“土皇帝”，不劳动每天记10分，一年记工分360分，再加上给他们自己的补助，贪污与多记，真正的劳动人员到年底分配，一天工值只有一毛多钱。
开批判会，办理论学习班，搞“文化大革命”，不出工，不劳动，一天记10分工，从早到晚整整劳动了一天的人们也记10分工。少数人以每天借口学习、开会、办学习班，逃避生产劳动混“工分”，不出公记“工分”，出工不出活，有些人出工，但是不干活，搞串连，也记10分，出工不出活，贪污和剥夺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记得，我一家四口人，是全队劳力最多，因不能参加任何会议和活动，所以是挣得“工分”最多、劳动出勤率最高的人家，但是，与“队长”一家同样是四口人的劳力挣的“工分”相比，还差得很远。
那是一个最令人永远难忘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最高峰的年代，“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声惊天动地。一股“红色台风”将要来临，“树欲静而风不止，锣鼓声中有敌情”。“刮它个十一、十二级台风，彻底吹垮他们，实现全国江河一片红，保卫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以群众斗群众，制造人民内部无止境的斗争。体现了一个以“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月。
这场红色“风暴”以狂风暴雨之势，刮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也刮到了我们这个“山高皇帝远”的边陲小镇——“新城”，也刮进了我和冯兰兰之家，这场红色“台风”以“文攻武卫”为冲锋号，以“极左”面目出现了，完全违背了“要文斗，不要武斗”，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新城地区武斗开始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红色风暴制造派性斗争，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制造武斗。
“新城”地区一百几十无故群众被斗被打，他们架着“喷汽式”飞机挂着大牌，戴着高帽子游街示威。
赵校长，解放前毕业于“北大”，任教授，参加过“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回故乡创建了“甘南州临潭县第一中学”，为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这次“台风”中致死。
薛秉功，共产党员，抗美援朝有功之臣，当时任新城粮站站长。被打坏了两条腿，从此再没有站起来，从“新城”消失。
马昌，毕业于“兰州大学”，“临潭一中”教师，在这场“风暴”中，因派性不同残遭毒打，自己的母亲因残不忍睹，吊死在“宴家堡”村桥头。还有许多人被打成重伤。
在这次红色“风暴”中群众传说，西路有一个“三赖子”在这次武斗中，打人一直坚持打到九十九棍，为实现一百棍的愿望，最后打完了一百棍，挣破了自己的脾脏，吐血而死，死前父亲指着自己的儿子大骂，“人家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打他们，死有应得，该死。”直到现在的新城人还唾骂之，“恶有恶报，教育后人，不可作恶，作恶者，该死。”在这场红色“风暴”中，由于造反派冲击学校，“临潭一中”停课半年有余，学生、老师全部解散了。
在这场红色“风暴”中，我的父亲、冯兰兰的父亲被刮进了台风站，这些人集中起来，每天去“红华山”，从几十里远的地方捡来白石头，对几十米大的“忠”字五十多天，天天要家里人送饭，不准回家。
在这场红色“风暴”中，我与冯兰兰由于派性不同，逃到深山老林亲戚家躲藏了半年，黑天、白天都不敢出门，直到“复课闹革命”的指示后，“临潭一中”实行军队管理，我和冯兰兰在解放军的护送下才回到学校，在打倒“公、检、法”彻底闹革命的年月里，谁反对“红卫兵”，谁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谁反对“文化大革命”，谁就是“反革命”，文化大革命主宰一切。“四人帮”是这场运动的罪魁祸首。
一九六九年，正值中秋之夜，是一个不寻常的夜晚。那年我与冯兰兰上初中三年级，从小学二年级一直到高中毕业，她们全家都住在我们家，由于我的父亲被打成“四类份子”，冯兰兰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我们由“大闹天宫”到“五行山”下由红得发紫的“红卫兵”双双变为“黑五类”子弟，成为受教育的对象。
这晚上的前半夜，天特别黑，伸手不见五指，由于派性我常常在别人家过夜。白天上学，那晚一声小小的声音传到了我耳中，随后从门缝里塞进一个小字条，写到：“战友，今晚，造反派要抄你和冯兰兰的家，勿备小心。”我看后惊呆了。“不行，我要送去情报。”我心里想。但门口已有人看守、顶哨，我赶快爬上了我家有一墙之隔的邻居家房顶。我用石块包着写好的纸条投向了冯兰兰的家里，正好冯兰兰发觉了我，我赶快向她挥了挥手，她怔住了，我指了指脚下，她意识到了什么，她马上捡起了石头和纸条。她立即回到家中，看到纸条上写着：“今晚，造反派要袭击我家，请告诉母亲，顶好门，不要在窗外睡觉。”她从家里跑了出来。紧握着双手，对我说：“我知道了，我不怕。”随后，她把在胸前的两条长辫愤怒地摔到了身后，愤怒地走进了家门。之后，我听到呼喊声、转移声、顶门声、棍棒声，她在做一切战斗准备，这时我才放心了。我在夜幕中守护着家，维护着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情。
晚上十二点，天更黑，劳动了一天的人们早已进入了梦香，只有几声疯狗的狂叫声在黑夜里回荡。八九个家伙出现了，他们手中拿着棍棒向我家冲来。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们是本社的“造反派”头头，汪啸天带领的八、九个人。随之，暴风雨般的石头投向我的家里。窗子、房上的瓦被打得粉碎，大门被撞烂，“门担”被折断，家中传来了母亲的哭声，冯兰兰母亲的救命声，三个孩子的哭声，我愤怒极了。我捡起了早已准备好的几块石头，投向了这伙暴徒，他们中的一个大叫：“啊唷，我受伤了。”几个暴徒吓住了，射击停下了，他们回过神来，高叫：“八五兵团打来了，跑啊。”他们像野猫一样在黑夜中逃得无影无踪，我在夜色中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
这晚上的后半夜，天特别明亮，圆圆的月亮高挂在天空，好像目睹着人间的不平事，星星闪闪发光，守护着善良的人们，好像在说，“入睡吧勤劳的人们。”我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力量，更感到了自己的存在，我制止了这场将要发生的血案。
第二天，天亮了，我急着回到了家，石块满炕、满院，我母亲吓成了病，冯兰兰的父亲出外回来了，找回了暴徒的头子并大骂他们，“有什么本事向我来，不要欺负老人、妇女、孩子，孩子们有罪吗？如果我有枪非毙了你们这伙暴徒不可。”这个暴徒否认了一切，不承认：“看我腿有伤，不能动，我怎么能打你们的家。”我明白了当晚发生的事情。冯兰兰向我投来了感激之情，“友啊，多亏了你，出来作证吧。”我想：“我上有两位老人，我还要在他们的魔掌中生活，我站出来又有什么用，在公、法、检砸烂的日子里，文化大革命主宰一切，他本身就是恶魔的化身，谁反对文化大革命谁就是反革命。”
一九六九年，我家又被造反派全部占用，我们全家三口人赶进了一家牛棚。两年后，党再次落实了房屋政策还给了我们。在幼年、在青年、在我的心目中，当我们在逆境，在遭受不白之冤，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日子里，是党一次又一次伸出了手臂挽救了我们，党永远在我们的身边守护着我们，我们永远不忘党的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