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抢”的日子里
在“双抢”的日子里
现在的人们可能对“双抢”这个词已经陌生了，但我对它的记忆却是刻骨铭心的，“双抢”的含义就是抢收和抢种。从十岁左右到二十一岁，整整十年左右的时间，每年的七、八月份，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我们农村人和农民的孩子，干的就是这个繁重的抢种和抢收的活。
记忆的闸门让我回到童年和少年，回到那炙热如火的季节，回到那无忧无虑的但也清平艰难的岁月。童年的回忆有时模糊有时清晰，有甜蜜也有苦涩。出生在七十年代的我还有对人民公社的回忆，但那时的生产效率极低。记忆深刻的是每年的六、七月份，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大人大都出去劳动了，留下小孩在家做饭。但是米缸里已经没有了米，所以只好去条件好点的人家去借米做饭。好在村头有一户人家家里壮劳力较多，户主还在铁路工作。能干懂事的二姐常常去他家借，往往不会空手而归，也就暂时解决了当天的吃饭问题。那时的我还不怎么懂事，但也感觉到了生活的艰难和窘迫——要是做不出中饭二姐要挨骂不说，父母忙了一个上午没饭吃的感觉应该也能想象得到的。其实这样的日子既不是大人的责任，也不是小孩的过错，现在的人可能没法想象这样日子是怎样过的。
七十年代末国家开始慢慢走上正规，也开始了农村“包产到户”政策，大家也习惯也叫“分田到户”，可能在农民的潜意思里，还是有对土地的强烈渴望——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但是不管怎么称呼，这却极大的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包产到户”打破了要到14周岁才能参加劳动的限制，也打破了男女同工不同酬的弊端，于是男女老幼全部行动起来，要农田要米吃，向农田求生存！
记忆中我第一次参加劳动是8岁，割稻挑担的活还干不动，轻便活还是能干的。脱稻子的时候需要把稻子捧到大人的手里，于是我就干那活。因为家里我最小，又是家里的男丁独苗，上面还有三个姐姐，所以十岁左右干得最多的还是做饭的活。到十一、二岁的时候，看上去走路已经有点稳了，因为从小个头也较高，于是就当一个劳力用了。刚开始的时候还有几分兴奋，可能也感觉有点好玩。干了几天就感觉事情比想象的要艰难的多——简单原始的生产工具，全家人累死累活干一天，最多也就能收割一亩左右的稻子，而我家有近十亩地。这还不包括晒稻子、捆稻草、拖稻草等繁重的活，还有种稻子的任务。而所有这一切劳作，都集中在7月20日到8月中旬才能大致完成。在7月底以前，必须把所有的稻子收割完成，在8月7日立秋以前，必须把水稻种植任务完成，因为过了立秋再种水稻的话，产量就会明显降低。所以这两件关系吃饭问题收割和播种的任务，也叫“双抢”。
而这段时间正是一年之中最热的季节，那炎炎夏日的毒太阳，炙烤着全身，衣服不知湿了多少遍，像要烤焦我的身体，也像要吸光我身上所有的能量！田里还有那最让人讨厌的蚂蝗，不管大的小的，神不知鬼不觉的游过来，叮在你的脚上吸血，等你感觉有了痒和痛的感觉，一摸小腿，发现它的身子已经吸饱了你的血。这时真是又恼又恨，你把它拧断，它照样扭动身子，大人说断了以后它还会变成两个，这时最解气的办法是把它扔到滚烫的路面，看着它慢慢地被地面四、五十度的太阳烤焦，变成一条蚂蝗干。等太阳快到西边的时候，这时正是一天之中最乏力的时候，太阳没有了白天的炽烈和面目可憎。正为那一丝清凉感到庆幸的时候，蚊子和苍蝇又来凑热闹了。它们好像是闻到了你那又臭又脏的味道，专门往你脸上叮，你手一拍，整个人就成了一个泥人。最可怕的是那“牛虻苍蝇”，叮在你身上，比针扎还疼，比蚂蝗叮的感觉更痒，赶也赶不走，拍也拍不到，等你好不容易拍死一个的时候，它已经在你身上叮了好几个大包，那感觉真是又恨又怕，回忆起来，至今还是心有余悸。那时也更本没有像现在这样的雪碧、可乐、蛋筒这样的高级冷饮，有时田头也有人来买5分钱一支的棒冰，能吃上一支棒冰对那时来说，已经是最大的奢望和满足了，小店里也有1毛五分钱的汽水，每个人能分上一碗，也已经是最大的奖赏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现在我的女儿也已经13岁了，现在的她躲在空调房间里玩着电脑，吃着冷饮，可能感觉还有很多不满，但那个年纪的我已经参加“双抢”三、四年了。清贫的生活，磨练人的意志，艰难的生活，或许造就了一种精神。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我的父母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也全是农民，我也算做过十几年的农民，正是那片贫瘠的土地，养育了我。这或许有点忆苦思甜的味道，但是，回忆“双抢”的日子，或许也是在回忆历史，也在追寻我们自己的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