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母亲守床
给母亲守床
母亲病了，是直肠癌晚期，已经扩散到肝部。
当妹妹哭着告诉我母亲住院的消息时，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医院检查的结果，证实了我这种不祥的预感。父母和妹妹都不知道这种结果，他们都以为是母亲以前的肠梗阻老毛病犯了。
来到洛阳150医院，看着那满头白发、皮包骨头的身躯和那一张苍白的脸，心里愧疚之感油然而生。接连的一周，我不让妹妹们夜里为母亲守床，我要用更多的时间陪护着母亲。
夜深了，病床外一片寂静。偶尔从楼道的其他房间传出几声病人痛苦的呻吟声。
我顺着给母亲的吊针瓶俯瞰她的全身，在她不足35公斤的身体上挂了3个袋子，胃液袋、尿液袋和腹腔引流液袋，粗粗细细的管子几乎缠绕了她全身，胳膊上到处是紫青的针扎的痕迹，大概是戴白帽子的小护士在她身上再也找不到一处可以扎针的地方了，就要求我们把她推到另一个病诊楼上做了静脉注射穿刺针。(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每到夜晚的时候，母亲便很难受。特别是手术后，那痛苦的呻吟伴随着“咳-咳”的咳嗽音，一声接一声，像是要把心给咳出来，泪水顺着她的眼角流下来，让我心疼得要命，多次偷偷跑到病房的厕所里痛哭流涕。
由于母亲3个月来一直没进食，靠输液体和输高蛋白维持生命，她胃液的味道就特别难闻。与擦屎端尿相比，这活就更不容易了，以至于妹妹倒掉一次胃液后，就吃不下去饭。后来，倒胃液的活我就主动承包了。第一次倒胃液时，我还不知道怎样弄，妹妹恰好不在场，我就拔开胃液袋子的朔料小筛子往外倒，倒不出来，就挤一下里面的弹簧，“噗嗤”一下子，胃液喷了我一脸，气味确实难闻的出奇，我一天也没吃进东西。
母亲手术后的一个晚上发烧了，为了降温，我不停地用酒精水给母亲擦洗身子，看着母亲那干瘪的身子，就很难控制自己的眼泪，瘦弱的身体上几乎很难找到一处像样的脂肪，肌肉已没有一丝弹性，手指一摁，就会深陷进去，留下一个深“坑”，恶心、呕吐、频咳伴随她的每时每刻，遵照医嘱又不能让她喝水，在她实在忍不住时，我就用棉签沾点水涂在她那干涩的少有血色的唇部。她的皮肤此时也已泛起层层干皮，让我时常想到老家院子里那颗老榆树蜕皮枯干的样子，于是便又止不住泪流满面。那曾经哺育了包括我在内五位兄弟姊妹的奶子疲沓地贴在她的胸上，很难想象记忆中那甘甜的乳汁是从那里流出，又被我们兄妹五个一个个轮番吮吸了十几年。我们一个个都长大了，母亲却更加苍老了，以至于备受疾病的折磨。
母亲的一生是平凡的。在我幼年残存的记忆中，母亲特别能吃苦，又特别勤劳。我们老家是丘陵地带，田地大部分都在山坡上，由于父亲在离家几十公里的地方教书，我们兄弟姊妹几个中，除老大跟着父亲念书，其余的都跟着母亲在本村的小学上学，地里的活便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她一个人经常拉一车畜牲的粪便到我家分的田地里，又一掀一掀地撒在地里的每一个角落。玉米熟了，母亲一个人整麻袋的扛到架子车上，一个人拉回去，又是拨穗，又是编系，直到把那黄澄澄的玉米挂在我家的屋檐下，母亲的脸上才露出了笑容；麦子熟了，她带领我们兄弟三人去割麦子，为了鼓励我们不怕天气炎热抢收麦子，母亲便给我们几个分片包干，谁割得快，给谁奖励一口糖水。记得那时母亲总是因为我小给我分的最多，我因此喝糖水喝得最多，二哥说母亲偏心，经常是偷偷地喝糖水。把麦子运回家的场子里，在炎热的中午，母亲又领着我们哥三个拉着石滚碾麦子，拉了一圈又一圈，汗滴不住下淌，母亲总是让我们兄弟几个轮流着休息，而她却是一直坚持到把麦秆碾碎。扬麦子，是母亲最高兴的时候了，因为这意味着麦子就要进仓了，记得母亲扬麦子时总是喜欢哼着曲子：清早起来去扬场，有风没风只管扬，一下扬到老晌午，麦糠落了一大场。那是我在幼时听到的最好听的曲子了。
母亲的一生是坚强的。母亲年轻时就做过直肠手术，听父亲讲，由于那时医疗条件艰苦，在少量麻醉药的情况下，整整做了8个小时，母亲疼得把身边的被子给咬掉了一个角，却没有流一滴泪。在我到郑州上学的一个春天，母亲又一个人往地里拉粪时，因车翻到沟里，把母亲的一条腿给扎断，在医院了住了三个多月，我去医院看望她时，她却笑着说：不碍的，你回学校好好读书吧。现在，又住进了医院，又做了这样一个大手术，我不知道母亲这一生要遭多少罪。
母亲的一生是简朴的。打小记事起，母亲总是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我们弟兄的衣服总是老大穿过，缝缝补补老二穿，老二穿过，再洗干净后，裁去特别烂的地方，做小了些，让我这个老三穿，有时候还会参补一些新布，这让老二嫉妒不已，有一次，硬要穿我的衣服，结果把刚补好的衣服又给撑烂了，挨了母亲的打。而那时那地，我也从没见母亲穿过一件新衣服，她的衣服都是年轻时候的，还有外婆给做的，也都是补丁摞补丁。母亲常说：一顿省一把，十顿买匹马。在我的心里，母亲是天下最节俭的农村妇女。记得小时候，玉米虚糕就是我们家最好的东西了，她舍不得吃，总是留给我们弟兄几个，自己吃红薯面馒头。串亲戚时，偶尔剩下的饼干，她总是存放的生虫子了，才拿出来给我们吃。
母亲的一生又是冤屈的。母亲是我们县师范毕业，曾经是一名教师，文革时期，被下放到农村，粉碎“四人帮”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当时县信访办的一个办事员因刚直的父亲不愿给他送一台电视机而迟迟不肯给落实政策，后又把母亲交给他的材料给弄丢了，致使母亲恢复公职的事延误了，等无奈的母亲准备起诉时，那人已经死了，母亲恢复公职的事给耽搁了几十年。去年，中央又有了这方面的文件精神，母亲便和父亲商量，说是不能冤屈一辈子，他们给中央教育部写信，中央的督办函到了县里，县里因时间紧，没法仔细落实，说是证据不足，暂不予支持，让母亲去签字，年迈的母亲终因忍受不了这样大的打击一下子病倒，被拉到县中医院，至今一直在躺在病床上。5月中旬，听说经县常委会会议研究通过，母亲的事给落实了，说是按照她的同班同学的工资给母亲每月发1400多元，躺在病床上一个多月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老泪纵横，说老天终于开眼了。但，病魔已经缠绕在她的身上。
给母亲换液体药的护士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也不记得这一夜给输了多少瓶，母亲也终于在黎明时刻睡着了。医院里各病房痛苦的叫声已经听不见了，透过窗户，我隐约看到马路上扫地的环卫工人已经挥动起了扫把。
我站起身，拿起一把梳子，生平第一次给母亲梳头，梳着，梳着，我分明看到了母亲眼角流出了泪花。
2010年7月于洛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