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中两年半

盖生

社中是公社（乡一级的行政机构）所办的高中的简称，原来叫农中即农业中学，是专收考不上县高中还想继续读书的学生的，后来，由于初中班遍地开花，县高中只招收县城初中生，社中就成为当时农村普及高中教育的最基本形式了。

一、复学

由于我在本大队的初中班落选，直接上生产队干活又太小，父母就想办法让我还去社中读书。此时，二哥已是社中的学生，学习成绩在全校有名，社中的老师毕竟思想和教学水平上都要高一个层次，对学习好、品质好的学生自然感兴趣，认为我们家是书香门第，优秀的二哥，弟弟肯定也差不了。况且，已经上社中的同学也有意无意地介绍、宣传了我。其实，我们三兄弟学习好本来就名声在外，一个公社的范围本来就不大，二十几个自然村，十几个大队罢了。于是，这二哥的请求下，由后来教我语文的耿老师出面，找还比较重视教学的教导主任谈，探讨补招我的办法。后来，教导主任就带着明显的倾向去请示校长兼书记，校长为了不在政治上担责，就说只要能在大队开一介绍信学校就收。虽然这件事并不十分好办，因为父亲在政治上还属于被专政对象，大队对于我家而言，简直就是高不可攀的衙门，但毕竟可以试试。恰好我的一个已经上学并且一直跟我十分要好的同学来看我，听了这件事，答应他给办。因为他父亲是个扛过枪渡过江的转业军人，平时很喜欢给领导提意见，在大队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在我同学的恳求下，老头十分重视，亲自出马去找大队书记。其实，这件事虽然在我家看来，简直和登天一样难，但是在大队书记眼中，实在算不了一件大事，就满口答应下来。于是，我就拿着大队介绍信去社中报到了，此时，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了。

社中毕竟是全公社的学校，无论是哪个方面都要比原来的初中班强得多。首先在师资上，竟有两位老师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虽然是专科，已经弥足珍贵了。其他老师，或者是比较优秀的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的，或者是文革前县高中毕业生，虽然是高中生教高中生，但是我们的高中生和文革前的高中生是没法比的。不仅因为他们是经过全县范围层层筛选的结果，而且他们所用的教材也是我们当时所望尘莫及的。譬如他们的语文教材，分语言、文学两本书，语言部分是我们上大学才学的语音、语法、词汇、修辞等等基础知识；文学部分在每一单元的某一文体例文后面，都有比较专业的文学常识介绍，包括中外文学史知识，文学理论知识，写作知识等等。三年读完，基本相当于大学中文系二年水平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陈忠实一个高中毕业生机有那样雄厚的文学基础了。

上学的第二天就赶上数学的单元测验，由于我自己在家已经学过，所以轻松打满分。一下子，轰动了全年级，我也因此成为学校名人。我这才发现，越是高级的学校越重视学习。现在想来，可能是因为那时正赶上邓小平第二次上台的清理整顿吧？虽然教材还是两大特色，一是生拉硬扯上阶级斗争，二是重实用轻理论。语文课本除了革命传统教育之外，就是鲁迅的文章，数学大讲地主、资本家怎样剥削农民和工人阶级的数学方法，物理、化学主要讲工艺流程，什么水泵原理，电动机原理，化学纤维的制造工艺等等。但是，老师们还是想尽办法加大基础知识的补充。譬如教我们语文的耿老师，看我们基础太差，就从拼音补起，解词、语法、修辞，写作方法等等都在结合课文有意多讲，其实我后来所以能考上大学，与老师们在那个年代还讲究敬业精神是分不开的。(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二、老师们

我最崇敬的老师是耿老师，耿老师长很有特点，高度近视却不戴眼镜，因此总是眯着眼睛，夹扁的脑袋还猫着腰，有严重鼻炎，常常用嘴喘气。当年他都不到三十岁，却喜欢装老人家，不仅穿衣打扮没有年轻人的时尚，而且和我们聊天，也总是说我年轻的时候，你们的师娘如何如何，就好像他已经很老了一样。但是耿老师讲课非常棒，哪怕是看似比较乏味的文章，他也能深深地陶醉在其中一样，讲得趣味盎然。往往讲到得意处，就停下来，微仰起头，哈哈一笑：“这一段很有意味”，是在提示我们注意，为什么呢？然后再逐一解析，最后一字一板地下个定义，或者抑扬顿挫地归纳总结。听耿老师的课，我的确收获很大，小学、初中没打好的基础，在他那儿得到了很多纠正和补充。耿老师很重视写作文，有一次，他要我们自拟题写一个记叙文，恰好我听说村里一个很厚道的兄长坐船去哈尔滨，邻村的一个不认识的老太太把船票弄丢了，这位兄长知道后就主动帮她买了船票，后来老太太的儿子特意来到他家还钱并表示感谢。我就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作文，题目叫《时代的新风》。没想到，耿老师大加赞赏，经过他详批细改，并在全年级当作范文点评，一下子，我又成为风云人物。虽然在现在看来，那篇文章不仅幼稚，而且多少有些“帮文艺”的痕迹，但毕竟是有真情实感打底，在题材、写法上也有所突破，不再局限于校园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当时的“讲用稿”的模式，有了点景物描写和人物刻画，多少有些散文的味道。最重要的是，耿老师的赞扬，增强了我的自信心，其实，此前我基本是各科均衡发展的，那次之后，几乎成为我热爱文学的起点。

俗语说：好汉不在出身低，其实耿老师只是县师范学校分校毕业，学历虽不高，但他在教学很非常钻研，尤其是他对学生很有爱心，所以在当时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中，耿老师是最受我们拥戴的。甚至至今，我都把听他的课和与他交往，作为永恒的美好记忆留存着。

教我们化学的是学校仅有的两位大专毕业的老师，姓刘，个子不高，衣服穿的板板整整，说话慢声细语，一字一板的，不苟言笑却似总在微笑，专业知识娴熟，教学水平很高，但是人却很幽默。有一次，上课的铃声响了，大家都坐好了，两个同学玩兴正浓，还在教室的在前面打闹。由于门是开着的，刘老师来了看见两个人还在撕皮掠带，就微笑着倚在门边，饶有兴致地看着，直到其中一个人回头看见刘老师，才提醒同伴“老师来了”，于是两个人尴尬地仓惶归位。刘老师站在讲台上，大家以为他会发火，结果没有，而是静静的看了大家几秒钟，说：“同学们看见过日本相扑没有？”大家面面相觑，以为这是哪儿跟哪儿呀？就纷纷说没看过。刘老师微微一笑：“如果没见过，那么刚才这两位同学就给大家做了一番粗略的表演”，然后像没事一样宣布上课。大家这才回过味儿来，于是哈哈大笑。从那以后，下课再也没有人在教室打闹了。刘老师的确是高手，后来在新时期到底被县高中挖走了，这是后话。

教我们数学的是另外一个具有大专学历的赵老师，课讲的也很好，就是发音不准，是因为有点大舌头。每次上课，他站在讲台上，大家纷纷站起，向老师行注目礼，他先是定定地看着大家几秒钟，然后轻轻地点一下头，算作是回礼，嗓子轻轻“吭~”地咳一下，用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一句：“坐下吧！”再开始讲课。他主要讲立体几何，他对几何学颇有研究，所以讲起课来，可以说是驾轻就熟，就是发音常常引人发笑。譬如，他把A念成“恶”，Q，念成“倜”，把那么念成“拉磨”。但是他最讨厌学生之间闹矛盾，动辄扣大帽子。有一次，他听见两个同学辩论“批林批孔”，一个说，孔子的话，有的还是对的，譬如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就很好，另一个同学说他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是立场问题，应该批判。赵老师后来在开班会时批评说：“同学之间有问题可以讨论，不要随便给人扣大帽子，动不动就上纲上线，你也不怕掉缸淹死？”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后来随便给人扣帽子的事情少多了。

教我们物理的老师姓姜，就是高中毕业，但是动手能力特别强，那时候，自己会装、修收音机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他就能。学校没有任何实验设备，他就自己做几件，譬如利用镜子反射原理做个潜望镜；他出样，我和另外几个同学动手，用硬纸板做一个电动机模型，等等。后来，他的动手能力被县里发现，被调到电教馆去了。

姜老师人长得很帅，也会打扮，自来卷的头发推成波浪，偏高的个子很匀称，精巧的五官和谐地分布在略红的脸上，透出几分浪漫气质。其实也没穿什么高档时尚的衣服，但是在他身上，就显得很洋气。他一般冬天一件灰白色的袄罩，就显得很书生很儒雅；夏天一件蓝色立领制服，就显得很精干利索。他家有台缝纫机，全家的服装，都是自己设计、缝纫的，所以全家穿着都很得体。

当然，老师中也有很一般的，譬如政治课和历史课的两位老师，知识结构就非常单一，他们的教学内容，很少溢出教材之外，更谈不上有什么个人的理解了。

三、渴望阅读

我在社中被赞誉为博览群书，但我自己很清楚，我的阅读既贫乏又杂乱，原因是可读的书太难找了。我从九岁开始迷上了读小说，记得读是第一部长篇小说是《铁道游击队》，后来陆续读了《苦菜花》、《迎春花》、《青春之歌》、《红岩》以及《西游记》、《三国演义》之类当时能找到的书，《红楼梦》大人是不允许看的。但是，到了文革期间，这类书就越来越难找了。倒不是被红卫兵横扫干净了，农村没那么彻底，因为农村本来就没有几本书，更没有图书馆，只是镇里供销社的一个角落有一个图书专柜，却只卖“红宝书”，至多有几本鲁迅的小册子。找书得找家里有读书的人，我家倒是有一些书，但都是父亲土木工程专业书，就那，我还是把书的非专业的前言、后记通读了一遍，真是开卷有益，那些科学家质朴严谨的的文风，使我受益匪浅，初步了解了非文学文章的行文规则。

帮我复学的那位同学，他哥哥是县属初中的毕业生，平时喜欢读书，在当地，也算个读书人了。在他那里，我借或交换到了不少有价值的书，譬如《唐诗一百首》，《鲁迅杂文集》，《鲁迅小说集》等等。书是我们友谊的媒介，也是加强剂，所以关系越来越好。更有价值的是，这位同学的弟弟，恰好也是我的同学，其实他们俩并不是同时上学的，他弟弟和他本来不是一个年级的，就因为小学时赶上文革，时而停课、时而又复课，就把我们的年级都搞乱了。后来，为了便于管理，就压着上一年级的不升，与下一年级合并，反正也不考试，学多学少都无所谓。因为这个的缘故，我和他弟弟不仅变成同年级的同学，而且在与他哥哥的交往中，也成为好朋友。甚至，由于性格、爱好及深层次思想更加吻合，我们的友谊远远超过了与他哥哥的，成为最好的朋友。后来，我们一起考上了同一所大学，他读的是历史，我读的是中文，学科的互补和价值观的相近，使我们的友谊更加深沉牢固，至今仍然是最好的朋友。

那时，我从不同的同学手中，先后既借过《历代文学作品选》、《历代名家词选》等非常珍贵的文学经典，也借过《政治经济学》、《哲学讲义》、《中国通史》等等，甚至还看过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以及中苏论战时期的《九评苏共公开信》等各类著作。倒不是我有什么崇高的政治信念，只是因为没别的可看，又恰好碰到了，就读了。平心而论，马恩著作对我的思想未必有什么影响，但是对我的思维训练帮助却很大，我觉得，马恩那种逻辑思辨的缜密，与鲁迅杂文的主观性较强的文学性论战相映成趣，是我日后形成一定思想能力的有益滋养。

四、情窦初萌

在社中，虽然大家都才十六七岁，毕竟已是青春期，初中时候男女生故意的敌视甚至恶作剧不再搞了，代之以有距离的互望。自从我入学那一天，就有女生找机会悄悄地和我说话，那时候我有些腼腆，每到此时，都有些手足无措。因为我个子比较瘦小，又由于家庭出身根深蒂固的自卑感，在男女交往中一直处于被动的位置。但有时，这似乎反而还激发起女生天然的母性意味的保护欲。我们班的学委比我大一岁，比我个子也高一些，在班级，她的座位恰好在我身后，所以她往往借讨论问题或者收作业时有意无意地和我聊几句，但是在周围众多目光的注视下，有时把我弄得很窘：聊不好意思，不聊还觉得不礼貌。现在想来，那时候聊什么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能够聊。这位学委用现在话说应该是班花级的，其实她的性格也挺内向，据我观察，一般她很少和人交谈，更少有笑容，一双无辜的杏核眼，眼睑总是下垂着。平时喜欢抿着嘴，这使小巧的嘴唇显得更加红润，说起话来柔声细气的，很让人产生一种怜爱的冲动。也许是由于个子较高的缘故吧，她略有点所谓水蛇腰，但由于细腰长腿，反而使整个形体显出一种曲线美。

到学校农场劳动往往是男女生接触的好机会，别看这位学委长得文文弱弱的，干起活来倒是一把好手，那次是割黄豆，恰好我们挨垅，豆荚扎手，我又没戴手套，割的有点慢，她戴着手套了，就常常在前面一个人割两条垅，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她像一个大姐姐一样，耐心地教我，抓豆秧要从上往下抓，这样不扎手，要在割的同时把豆秧往前压，往下压的时候其实就把豆秧折断了，再用刀一划拉就下来了，非常省劲。我试试，果然省劲许多。但是后来，一不小心，把手割了，她发现后，大惊失色，一边埋怨我不小心，一边掏出自己干干净净的手绢给我包扎。其实，那时候手绢是女孩子的心爱之物，平时自己都舍不得用，装饰、甚至表示身份的意味多于揩脸擦手的需要。看着我血淋淋手，在她纤细白皙的手指中把握、缠绕着，心砰砰地跳，同时感到一种羞涩的幸福，我多想这过程无限地延长下去啊！但是在当时，我们什么都没说，只是听见彼此略显急促的呼吸声。被自己也喜欢的人喜欢是令人难忘的。

当然，男女生之间的好感并不一定总是重合的，我们班有一个女生，长得粗眉大眼人高马大的，还一口四环素牙，比我高一头，也粗一圈，如果打架，我肯定不是她的个儿，可就是学习一般。也许就因为这一点，她对我非常感兴趣，也常常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我们那时候劳动多，有一次我们到她们村子附近修水利，三个人一组，我们恰好分在一组，一个人挖土装筐供两个人挑，由于从取土区到大坝路程较远，自然是装筐的活儿轻松一点，所以一般都是女生挖土装筐，起码是轮换。但是到她装筐时，她总是让给我，说她喜欢挑土，她挑土的姿势的确挺带劲儿，用当时的话说是飒爽英姿，但是，为什么偏偏她总是替我挑？这使另外的那位男生阴阳怪气起来。

收工时，由于离家太远，活儿还得干两天，刚好我的同桌也是这个村子的，在他力邀下，就住在他家。吃过晚饭，我和同桌出来散步，正巧碰见了那位女同学，这种“巧”是不是她蓄意而为就不得而知了。只见她一脸的惊奇，一脸的热情，并坚决邀我到她家坐坐，没办法，好在是同学，只好从命。路上同桌的告诉我，她父亲是大队书记，她母亲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我连忙打退堂鼓，天性有些自卑的我，觉得人家的门槛子太高了，但她不容分说地推着我走，我想：去就去，又不是相女婿，就硬着头皮进了院子。看得出，她家的生活在村子里属上等，三间砖挂面的房子，大大的院子，家具在农村都可以说是比较高档的，虽然也不过是一张靠边站的餐桌和几把椅子，一口大柜，但是柜子上成排的喝过的空酒瓶，就足以显示出人家在村子里的地位和家境的殷实。女同学热情地向她父母介绍我：“这是我们班的盖生”，还特意加一句：“学习可好啦！”然后就翻箱倒柜，里里外外的忙活，拿出她家所有的好东西招待我，无非是糖块、香瓜和院子里正结着的海棠果。看得出，她父母虽然脸上挂着热情的微笑，但是眼神却是冷静的。当她父亲问到我的父亲时，眼睛明显的一跳，就说大队还有事出去了，她母亲也拉下挂在脸上的笑，到厨房忙活什么去了。我对此并不意外，父亲是全县有名的右倾分子，前几年“深揭深挖”还被大队关了几个月，虽然各种大的吓人的反面头衔和罪名最后不了了之，但毕竟不是什么好名声，人家作为大队干部有一定的阶级意识还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女同学很尴尬，没话找话地说东说西，我也如坐针毡象征性地吃一点水果之后，就匆忙告辞了。她妈甚至都没送出去，只是还算礼貌地点点头。

第二天，见面时，我明显感觉她有些情绪低落，还似有意回避我，不过这样一来，我反倒轻松了，被一个本来就不喜欢的人不再喜欢了，也不失为一件挺开心的事。

五、毕业

我的高中毕业比原计划推迟了半年，因为我们是春天入学，不好年底毕业。但是，由于反击右倾翻案风，广播电台天天号召“反潮流”，又是学习张铁生交白卷，又是学习黄帅批判老师，老师们虽然该上课还上课，但是干劲明显下来了。活动也多起来，今天批判“读书做官论”，明天批判“师道尊严”，虽然大家并没有具体行动，毕竟不是文革初期了，但是学习劲头也没多少了。由于没有毕业考试，上学也就是学学配合毕业教育的革命歌曲，听听报告，要甘心当一个革命的螺丝钉，当一个新时代的农民，等等。回家上生产队干活，已是没有任何悬念的事，既然如此，还在这里混个什么意思，不如趁还没入行，在家玩几天。于是，距离毕业还有两个月，我就不再上学了，每天在家看看书，睡睡觉，或者到北面江边望望风景，钓钓鱼，日子暂时过得悠哉悠哉的。

临毕业典礼，班主任姜老师叫同学给我捎信，让我去上学，好给我争取张毕业证书。因为学校已经知道我好多天没上学了。但是我觉得就为了要那张花花纸才又去上学真有点不好意思，也犯不上，就谢绝了。但是，毕业典礼的那一天我还是在家呆不住了，就算不要那一张花花纸，老师们教我一回，同学一场，总得见一面吧。于是，我虽然没去学校，但还是等在学校外边的路上，看老师同学们出来，就急忙迎了上去。姜老师赶紧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前几天我让你来咋就不来呢？本来学校答应给你毕业证书的。”面对老师，想到已经结束的学生时代，和即将开始的漫无目标的农民生涯，老师们还曾经那样关心我，真是有些百感交集：可能有怅惘，有茫然，有恐惧，有哀婉，也有羞愧甚至歉疚，就张口结舌地半天也没有说出什么，眼泪倒不争气地流下来了。姜老师以为我是因为没得到毕业证书呢，说：“嗐！现在说啥都晚了！”我说：“不是的，就是看见你们了心里有些难受，证不证书的也没啥用，我是想，再见面我就是农民了”。耿老师走过来双手拉着我，嘱咐道：“回去当农民也没什么，大家不都这样吗？回去有时间还要看看书，知识到啥时候都有用，谁能看出多远呢？我觉得你有一些文学天赋，可以尝试着写点啥，自娱自乐也是好的”。我流着泪，声音梗塞得说不出话来，只是默默地点头。

就这样，我开始了农民生涯。

现在想来，我的这些老师，虽然算不得有多高水平，但是在那个特定年代，他们的敬业精神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且，有的现象值得玩味：譬如，一方面，老师们带领我们批判师道尊严，另一方面，学生们又非常尊重甚至爱戴老师，即便是水平比较差的老师，也没有发生任何教学事件。而且，明明知道我们学习再好也没有什么用：不升学，不分配，老师还是认真教，学生还是认真地学，学生之间，很少有嫉妒使坏的，所谓比、学、赶、帮的氛围还是有一点的。其他如家庭出身，父母的问题，基本没有人提，也没有人在意，尤其构不成同学之间交往的障碍，可以说，那时候大家对同学和老师的感情真的都是很纯的。

需要补充的是，耿老师后来被提拔到公社当了教育助理，掌管全公社十几所学校。但是，随着恢复高考，学历越来越重要，他再也不甘心就当一个小干部了，就考了一个重点大学的干部专修科。毕业后，分配到我工作的地级市的党校当了教员，我们成为同行了。我们有些来往，但是并不十分密切，更很少谈学问，原因可能是他自揣在专业上未必占有多少优势，而我觉得，和以前的老师谈学问可能对他不太尊重，倘若他有些不便，岂不是我这个学生的浅薄？所以，我们在一起，只谈生活，或回忆过去。但是，无论如何，耿老师都是我终身难忘的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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