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到了周老师
我找到了周老师
1965年秋，我在颍上中学读高三，教我们语文课的换成周正贵老师，并且当我们的班主任。周老师个头不高，貎不惊人，说一个难懂的巢湖话，而且没有大学学历。我当时想，我们可是毕业班啊，明年就参加高考了，他能胜任吗。
他走进教室，我用疑虑的目光看着他。没有想到，他的第一堂课就把我震住了，他像一位话剧演员，全身心地投入，课讲得生动活泼，条分缕晰，旁征博引，引人入胜，当下课铃声响起时，我还没听过瘾。后来每一堂都讲得很精彩，尤其是古典文，讲得更好，对文言虚词，他有很深的研究，功力扎实，我对他刮目相看。
那时候，我家很穷，穿得破衣烂衫，有时连鞋子都没有，拣一些破布条打草鞋穿，自惭行秽，平时不愿意和同学接近，也不想接近老师。可是周老师从来没有因为我的寒酸而嫌弃我，常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面批作文，有一点可取之处，他都画上红圈圈，他还把我的作文当范文拿到课堂上讲评，讲了不少赞扬的话。
我刚上高中时，生了一场伤寒病，入学时晚了半个月，加上体质虚弱，一直跟不上班，成绩很差。周老师的鼓励一下子增强了我的信心，我奋起直追，除了夜里睡着了不再努力外，课堂上认真听课，其余的时间都在拼命地背课文，记单词，作习题，学习成绩逐渐赶了上去。
1966年5月，考完毕业考试，准备迎接高考时，“文革”闹腾起来了。周老师被打成“黑帮”，有的同学像疯了一样，贴他的大字报，给他糊高帽子游街，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在他头上，硬要他承认。他不服，他越不服，遭到的虐待越狠。那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那唾沫四溅地揭发批判，仿佛他真的犯下了弥天大罪，狠不得一口把他吃了。看到自己的恩师遭受这样的屈辱，我心如刀割，但无力解救。(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有一天，同学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坐在教室里，周老师按照造反派的要求，每天送书面检查。我一见到周老师，连忙走到他跟前，喊了他一声：“周老师”，他抬起头来看着我，好像不认识我似的。我接着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们叫你承认啥，你都应着。现在是群众运动，就是你承认了也不能算数。……”我的话还没讲完，就看到他泪流满面，连声说：“我听你的，我听你的……”从那以后，他不再和造反派顶牛，对他的“惩罚”也不像原来那样凶狠了。
又过了一阵子，学生开始大串连，“黑帮”也没人斗了。我随着串连大军到全国各地串连。当我串连回来，在校门口遇见了周老师。他一把攥住我的手，激动地说：“你跑到哪儿去了，我好想你，一直见不着你。”原来两个多月不见，雨过天晴，强加在他头上的罪名已经被彻底否定了。他把我拉到他家里，炒了两个菜，拿出一瓶酒（这在当时已经很奢侈了），和我对饮起来。那时候我还没喝过酒，他的酒量也不大，我们很快就喝醉了。周老师激动地说：“我当了半辈子老师，不知有多少人喊过我老师，可是从来没有听到你当时喊我老师让我激动，真是患难见真情啊。”
1968年，我应征入伍，在部队时，曾给周老师去过一封信，但被退了回来。后来得知，他已经从颍上一中调走了。 我转业回来，很想念他，但不知道他的下落，于是在《阜阳日报》上发表了《想念周老师》的文章。文章发表不久，有一天中午，我正在家里吃午饭，突然电话铃声响了：“你是闫振田吗？”“啊！周老师！”我异常惊喜地问：“你在哪里？你是咋找到我的电话的？”
原来，我的文章发表后，被巢湖维尼纶厂的一位司机看到了，他是阜阳人，为了了解家乡的信息，他特意订了一份《阜阳日报》，他看到文章后猜想，这位周老师是不是咱们厂里的职工子弟学校的周老师？于是就把这张报纸送到周老师家里。周老师看完这篇文章，非常激动，立即给阜阳日报社打电话，找到了我家的电话号码。
我在电话中说，准备到合肥出差时，到他家去看望他。没想到周老师到阜阳来了。几十年不见，他的身体是那样健康，红光满面，精神矍铄。虽然是七十多岁的老人，还是那样健谈，那样热情洋溢。他详细询问了我们班每一位同学离校后的情况。事隔30多年，有的同学的名字我都记不清了，而他却依然记得清清楚楚。他和我谈起了他的过去，小时候给私塾先生放了两年牛，唯一的报酬是私塾先生每天教他认几个字。解放初期，因为他识字，当上了“财粮”（如同现在的会计）。后来改行当了教师，他一边教书，一边刻苦自学，他从小学一年级教起，逐年攀升，一直教到高三。他兴奋地说，没想到我教过的学生，有的成为新华总社的高级记者，有的成为上海医科大学的教授，有的成了各条战线的骨干人才。我说：“你是名副其实的桃李满天下。”他深情地说：“我这一辈子活得值了，要是有来生，我还要当老师。”
(安徽省阜阳市阜阳日报社 闫振田）
